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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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分，放暑假回来的儿子端起那只黝黑斑驳的竹根老碗，有些好奇地问：“爸，咱家怎么独爱这只旧碗？”
在汉水蜿蜒的安康老城，我们祖辈扎根于城东一隅的竹集街，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祖训家规，唯有这只竹根老碗，盛着本分、清白和自律，在烟火里一代代传了下来。望着斑驳留痕的碗，我没有答话。
爷爷的爷爷是渡口码头上的脚夫，一身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衫，被人唤之为“黑补丁”。这成了我们老门老户专属的“绰字号”。第一代“黑补丁”替商贾背银元往返汉口，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却分毫不沾，靠力气吃饭，日子苦，心却稳。
到了爷爷这一辈，有了工作。他在地区土产公司从事土特产收购，经手的陕南山货漆、麻、耳、茶，不计其数，尤其辨认土漆的手艺堪称一绝，被誉为“土漆专家”。那只竹碗，就是他亲手砍下老楠竹，依托竹节打磨成碗的，再用新鲜的土漆一层层的刷。刚割下的漆液本是乳白色，涂在碗上见了风，慢慢变成栗壳色，过些时日便乌黑透亮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粮管所里有熟悉的街坊，便悄悄在卖粮时多塞半把糙米，或是秤杆稍稍抬高些。爷爷发现后都会如数退回。他常念叨：“‘黑补丁’穿着暖和，从不漏风。”
父母这一辈，更是勤俭持家。母亲是城内晚清大户的后裔，绵软贤惠，颇有几分江南女子的禀赋。她叮嘱我们一句刻骨铭心的话，至今难忘——“八斗亏才，勿论人非。”在这般温雅之下，却是寸步不让的刚硬。年轻时，她去紫阳蒿坪工作，供销社站柜台，父亲也一同去了，任供销社书记。
计划经济的供销社，掌管着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以及布匹、糖酒等紧俏物资，托关系、走后门者络绎不绝。我们家弟兄五个，还抚养着外婆，日子捉襟见肘。有好心人劝父亲：“书记稍微通融一下，不就啥都有了？”父亲黑着脸，闷了半晌。母亲接过话：“公家姓公，长了翅膀（羽）就飞了。”两口子端详着那只竹碗，默默无语：碗是黑的，心是白的。
打那起，家里立了一个规矩——这只碗只舀米，不盛菜，不许沾油腥。每次用完碗，都要用抹布擦干净。
我们是在供销社院子里长大，见过人情冷暖，也见过世态炎凉。不剩饭、不浪费、不奢侈的父母言传身教，让捧着竹碗的知足，如家风扎在根上、盘在心里。
这份家风，伴我一路走来。2019年，我们被荣幸评为安康市第一届“书香家庭”。这不是在夸一家人读了多少书，而是在印证清白可人。记得在学校时，因浮躁，被训斥：“你以为解题就是碗里装灰面，一抹不摁手吗？”我懵懂不知所然，放学回家在母亲的启迪下才明白下半句的意思——光抹平碗里的面粉不行，分量不过，摁一下才装的足实。
印象中，母亲总是一个样子——系上围裙，拿起那只碗舀米，手很轻，一粒都不撒。米缸里有一股陈年的谷香，淡淡的，整个屋里就那个味儿。
父母退休后，落叶归根回到了老屋，我也跟着进了城。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父母走了，家里的碗换了一茬又一茬，就这只老碗，一直在桌上搁着。
饭吃完了，读博的儿子再没问什么了，起身把那只碗轻轻放回了原处。碗底碰着桌面，闷闷的一声。这声音不大，却像秦巴汉水间的回音，稳稳地落在了我的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