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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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车铃声穿透了三十二年的光阴，至今仍在我的耳畔清脆作响。那是1993年的盛夏，蝉鸣在闷热的空气中此起彼伏，我无力地躺在竹床上，宛如一条即将干涸的小鱼。腹泻带来的虚弱让我连哭闹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听着母亲在院子里焦急地来回踱步，自行车链条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
“上来吧。”母亲把旧棉袄垫在二八式自行车的后座上。我蜷在后座，双手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角。乡间土路颠簸，母亲的后背很快被汗水浸透，那带着皂角香气的汗水味道，成了我对"求医之路"最初的记忆。
那是一条蜿蜒的土路，母亲骑着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我坐在后座，数着路边的杨树。三个半小时的路程，母亲的后背已经完全湿透，我则因发烧而昏昏沉沉。县城的中医门诊里，药香扑鼻，老中医三指搭脉，几味草药，不多日便见好。这般情形，反复了不知多少次。
农村人看病，原是这样难的。
后来我考上了扬州医学院。报到那天我背着蓝布包袱走进校园。城里同学笑我土气，我却常在解剖室待到熄灯，那些泛黄的骨骼标本会说话，经络走向像极了山坡上的藤蔓；药理学公式在草稿纸上开花，总让我想起晒在场院里的草药。第五年实操课，我握着止血钳的手比谁都稳——那姿势和握镰刀割麦子时一模一样。毕业典礼上，系主任拍我肩膀说可以留校当助教；省医院递来的橄榄枝烫着金边。我摸着白大褂口袋里母亲捎来的花生，把留校申请表叠成纸船放进喷泉，转身去买了回新沂的夜班车票。
“我要回去。”我对女朋友说。
她竟也应了，随我回到那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县城。医院破旧，住院部墙皮剥落处露出20世纪90年代的淡绿色涂料；医院设备简陋；连CT机器都没有；工资微薄，但每月能给母亲买两盒止痛贴。有了女儿后，她全心全意地操持家务，在公共盥洗室洗尿布时哼邓丽君的歌，医院宿舍的煤炉上永远煮着适合时令的养生茶。我日日埋首病历堆中，夜夜翻阅医学杂志，台灯照着泛黄的《实用内科学》，书页间夹着母亲最后一次在省城复查的CT片报告单。同事们常笑我太过痴迷，劝我去省城大医院谋求更好的前程。然而，每当我为晚期病人开具镇痛药时，输液管的反光中总会映出母亲那被汗水浸透的脊背，如同暴雨中弯折的稻穗，在七月炽热的阳光下，散发着生命最后的余温。
妻子跟着我来到这个小县城，她的适应能力令我惊讶。她把我们简陋的宿舍布置得温馨舒适，在阳台上种满了蒲公英、田七、菊花等草药。每当我夜归时，总能看见窗台上那盏温暖的台灯。她说这灯光是为了让夜归的人能找到家的方向，就像当年母亲车把上挂着的那盏煤油灯。
2019年创立内分泌专科时，我特意请人打造了一块檀木招牌。开诊那天，母亲来了，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招牌上的字迹，就像当年抚摸那张救了我们兄妹的药方。现在想来，我所有的坚持，不过是想让更多像母亲这样的人，不必再为了给孩子看病而奔波数十里。
慢性病学校的课堂上，我总喜欢讲那个关于自行车的故事。课后，一位老大爷紧握我的手，感慨道：“小陈大夫，记得你母亲当年骑车的田埂吗？如今那里已铺上了平坦的柏油路。”他的眼睛里闪着光，“可咱们看病，还是像当年一样难啊。”这句话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就拟定了下乡义诊的计划。十几年来，尽管我已忘却往返于新沂市各个乡镇村庄的具体次数，但那些患者的名字与病情状况，如钟吾街道的李庄村李大爷、新店镇的老营村张大娘的血糖血压情况，却清晰地刻印在我的心中。现在新沂大约有五万人左右确诊为糖尿病患者、十万人左右确诊为高血压患者，超重人群已经达到全市人口的一半了。
20世纪的中医院，青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诊室里光线昏暗，却有种令人安心的草药香。老大夫的手指粗糙温暖，搭在我腕上时，我仿佛能感觉到生命的律动。他开具的药方，字迹飘逸如同行云流水，宛如一幅蕴含深意的神秘画卷。母亲小心地折好药方，放进贴身的衣兜里，那里还残留着她的体温。
多年后，当我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手指不自觉地摆出老中医把脉的架势。医学院的教授赞叹，我的手仿佛是“天生为中医而生”，但我知道，这双手的记忆深植于那个闷热的午后，源自老大夫指尖传递的温暖与坚韧。
2016年寒冬，我在市中医院走廊尽头的旧诊室挂起“糖尿病管理学校”铜牌。省城专家来考察时直摇头：“小县城搞专科？痴人说梦。”诊室的玻璃窗上凝结着冰花，我默默地擦拭着那陪伴了我十几年的听诊器，沉默不语。次年春暖花开时，我再次在医院会议室创办了‘慢性病学校’，每周六上午准时开课。首场讲座那天，只有七个人，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我的回声撞在剥落的墙皮上。收拾教案时发现妻子猫在后门，她递来保温杯：“讲吧，就当为我这个新糖尿病人讲。”
春去秋来，折叠椅从七把增加到七十把，直至会议室里“人满为患”，延伸到新沂市各个乡镇村庄。我讲糖尿病足的护理要诀，讲高血压患者的节气调养，讲如何与疾病温柔共处。总有裹着棉袄的老汉掏出卷烟纸记笔记，农妇们用皲裂的拇指反复摩挲血糖仪说明书，那些被岁月磨浊的眼睛，在投影仪蓝光里渐次亮起来。2016年寒冬的那天，我怀揣着病人的家庭档案，前往卫生局，郑重申报“从个体融入家庭，由家庭辐射社会”的慢性病管理模式，电梯门缓缓开启，偶遇的老主任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此项工作任重道远，但福及子孙万代。慢性病的管理工作交给你们了！新沂人民的健康状况交给你们了！”
如今我们的内分泌科在住院部十五楼，健康管理中心和体重管理中心在门诊的四楼。去年教师节收到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裹，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百多张血糖记录单，最底下压着张烟盒纸：“陈大夫，按您教的法子，我的血糖逐渐在下降，现在维持在7.0左右。”晨光穿过门诊大厅的叫号屏，电子屏上滚动着“家庭签约优先就诊”的红字——那些笑我的人，现在都管这叫“县医院奇迹”。
2018年暮春，我作为医疗支援干部赴千阳县挂职。背着用了七年的咖啡色公文包，边角磨得发白，内里塞满慢性病防治讲义和我医疗日记本。每周三，县医院的“三高”门诊如期开设，蓝布帘轻轻摇曳，诊室外早已人头攒动，队伍蜿蜒如龙，患者接过我手写的饮食处方时，总会恭敬地喊声“陈老师”。
深秋在千阳县医院的会议室开办首期慢性病学校，投影仪将糖尿病足溃烂的图片投在斑驳白墙上，台下泛起低低的惊呼。前排穿胶鞋的老汉让我想起一位老父亲——十几年前他正是因未规范服药导致脑梗。后来这所特殊学校延伸到河南洛阳等各乡镇村庄卫生院，每月逢集日开课，乡亲们座椅上粘着麦秸，他们认真记笔记的模样，与田垄间父母弯腰锄草的辛劳身影，在我心中渐渐重叠。
2019年深秋，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在厦门举办。报告厅的顶灯格外晃眼，我站在演讲台前，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西服袖口——这是衣柜里唯一一套能穿出门的正装，左肩膀外侧还留有去年义诊时被树枝勾出的毛边。
投影屏上映出我交流的主题《基层慢性病管理新模式探索与应用》，我点击激光笔的手微微发颤。幻灯片切换到我刚毕业时新沂市阿湖镇条河村实拍的照片：褪色的血压计皮套、手绘的慢性病管理日历等等。当讲到阿湖镇条河村糖尿病互助小组进行血糖监测时，话筒突然发出尖锐的啸叫，这刺耳声响与三十年前母亲那辆二八自行车链条的摩擦声莫名重合，还有那个总背着布包、凌晨五点就骑车去给独居老人送降压药的村卫生室的老王医生，在无数次链条断裂又接续的叮当声里，教会我如何在拮据中维系希望。
问答环节有位院长问及成本核算，我下意识地想起母亲用了三十年的老式弹簧秤。最终，我只能无奈地举起会议桌上那瓶矿泉水，比喻道：“正如这瓶水，它在县城里或许只值一块五，但一旦进了山，运输的成本就能让它身价倍增，变成三块。不过，如果我们能教会每个村医自制过滤装置……在突然爆发的掌声中，我隐约听见后排金属椅腿划过地面的吱嘎声，那声音，在恍惚间，仿佛化作了记忆中自行车脚踏转动的悠扬旋律，与清晨露水自车把滴落，轻敲黄土路的清脆声响，交织成一首动人心弦的田园诗篇。
如今我已是新沂市中医医院健康教育科兼内分泌科的主任，带领着十二人的医疗团队日夜奋战。全科病人病情稳定，走廊中药飘香，上周收治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与三十年前我在乡镇卫生院见到的肺水肿病人身影重叠——那时母亲背着我蹚过雨后泥泞的土路求医，她磨破的布鞋陷在泥里，却把我举得离水洼远些。
他女儿带来的新沂邵店栗子还搁在护士站，便签上"谢谢"的墨迹被泪水晕开。
晨间查房，年轻医师们的白大褂轻轻掠过光洁的地板，而我，总能在呼吸机的嗡鸣中捕捉到布鞋踏进泥浆时那特有的咕吱声。监护室玻璃门映出我们围在病床前的轮廓，恍惚间又见母亲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那年她发着高烧还去收麦子，黄昏时把我架在肩头说：“医好了人是顶顶有用的，比晒谷场还敞亮。”
永久牌自行车的横梁，被暗红色铁锈悄然侵蚀，车铃铛沉默无声，唯皮革车座，保留着岁月的余温。时常恍若看见，母亲在田埂间穿梭骑行，链条与飞轮轻吻，惊起白鹭翩翩，车轮轨迹如笔，在湿润泥土上勾勒出大地的纹理，稗草籽被悄然嵌入。
晨雾漫过车筐时，后轮还在泥泞中画出蜿蜒的弧线；麦浪涌向天际时，前轮已载着整个夏天的蝉鸣冲下斜坡。车痕在季风里发酵，裹挟着腐殖土与野蔷薇的气息，将柏油路上褪色的童年，一厘一厘夯进湿润的暮色中。
夕阳把钢圈镀成古铜色，辐条间晃动着金龟子振翅的残影。那些被雨水冲刷又晒干的印记，正在阡陌交错处生长出新的脉络，像极了父亲当年教我骑车时，在后座悄然松开又悄然扶稳的手掌纹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