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落处，自有根

初秋正午的风是轻的，裹着草木与稻穗的香拂过路面时，总携着些细碎的种子，有的落在湿润的水沟边；有的飘向远处的田埂，挂在金黄的稻穗上或者路边的杂草上，终究顺着杆枝滑进土里——无论落在哪儿，只要挨了土，便能拱出细根。就像熊宝宝的故事，从南方的烟雨里被风卷起，落在苏北晒得暖烘烘的田野上，她凭着一股子韧劲儿，扎了根，长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三个也如同秋天的种子散落在田边的步道上，脚下的土粒沾着阳光的温度。阿雪的手机镜头追着风里摇晃的狗尾草，穗子上的细毛裹着光，逆光看过去，像攥着一把碎星星。“你看这草籽，风一吹就没了准头，”阿雪忽然开口，声音轻得要被风卷进稻浪里，“可不管飘到哪儿，只要沾着土，总能冒出新的绿来。”我转头望向熊宝宝，她正叉着腰望着不远处的稻田，嘴角咧开，笑得比头顶的阳光还亮。

“我也是被风送来的孩子”。她像是自言自语。一岁那年，南方的烟雨还没在她软乎乎的脸颊上留下太多痕迹，她就被裹在印着小莲花的被子里，一路颠颠簸簸，送到了苏北农村的养父母家。那会儿养父母家的土院儿里，只栽着一棵老槐树，枝桠光秃秃的，连鸟雀都少来搭窝。自她来了之后，院子里渐渐有了灵气——养母先后生了两个弟弟，她成了家里的“大姐大”，领着两个小弟弟在田埂上追蜻蜓；在院子里打闹嬉笑；在槐树下跳皮筋时，槐花落了一地，她就捡起来串成项链，给两个弟弟挂在脖子上，自己则攥着剩下的槐花，跑去给灶房里烧火的养母闻。养父母总是笑着念叨：“这孩子，就是咱们家的福星。”

中专毕业那年，亲妈的消息像另一阵猝不及防的风，吹到了她面前。亲妈在学校门口的梧桐树下等她，身着浅粉碎花旗袍，领口别着颗小珍珠扣，手里拎着印着“老字号”的点心盒，说话时带着南方女子特有的软调，说要带她回南方，住带阳台的房子，每天能闻着桂花香吃早饭，过“本该属于她的好日子”。她拉着行李，没应声，转身坐上了去苏北的汽车，直到看见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心才落了地。一进门，就看见养父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咚”的一声闷响，木柴裂成两半，他额角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却还笑着说“回来啦，粥快好了”；养母在灶房里熬粥，粥香混着柴火的暖意飘出来，“你最喜欢吃的萝卜干，就粥吃最香”。那瞬间，她忽然就定了心，在学校门口憋的泪意，全化作了坚定。“那边是生我的地方，我记着；这儿是养我的地方，我得守着。”

风又吹过，路边野菊的清香，混着稻田的谷香，一并往鼻尖钻。阿雪还在低头拍着脚下的植物，镜头里的狗尾草沾着光，连草叶上的纹路都清晰。熊宝宝则从口袋里掏出花生来，往我和阿雪手里塞，“给！昨天回家我老爸炒的，香着呢！老爸自己种的，我老爸今年都八十了，身体硬朗着！”熊宝宝长得高高大大，肩膀宽宽的，性子也像极了爽朗的苏北汉子，说话声音洪亮，笑起来震得身边的狗尾草也跟着晃。“你们知道吗？我长得特像我老爸。”一提起养父，她眼里就闪着光，手不自觉地比划，“我爸高大魁梧，手也老大，掌上全是老茧，能把我整只手裹住；他做了23年的村支书，谁家盖房缺人、谁家孩子上学凑不齐钱，都找他，村里没人不尊敬他……”她如数家宝地絮叨着。

她就像风里那些不挑土地的种子，落在苏北的田野里，不挑土肥土瘦，不怨天旱天涝，只是稳稳扎下根、抽出叶，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果实。她守着年迈的养父母，养父腿疼，她就每天晚上烧好热水，蹲在床边给揉腿，揉得自己额头出汗也不说累；养母眼睛花，她就把药盒上的字写得大大的，还在旁边画个小太阳提醒“早上吃”；两个弟弟上学，她就省着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新书包、新钢笔，说“要让俺弟弟在学校不缺啥”。她也惦念着“那边”的亲爸亲妈，逢年过节会寄些苏北的特产——养父种的花生、养母腌制的萝卜干，却从不多求什么，只在电话里说“我在这儿挺好，你们也保重”。不卑不亢，不怨不叹，活成了最踏实、最鲜活的模样。

风再次拂过，阿雪把刚拍的狗尾草照片递到我眼前。照片里的草籽迎着阳光，细毛上沾着光。我忽然明白，命运的风或许总爱乱吹，把人吹到陌生的地方，吹向未知的路，但只要愿意沉下心、扎下根，像熊宝宝那样；像田埂上的草籽那样，无论落在哪片土地，都能迎着风长出属于自己的风景——就像这初秋里，每一株顶着光、努力生长的草木，每一个在土地上认真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