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那年

1989年暑期，高考失利的我，与村里的人相约前往省城打工。

我头顶着行李，走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强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随之而来的是隐隐的自嘲。从这一刻起，我将与校园里的学习生活永远告别。就如同当年知识青年奔赴广大农村一样，我这个高考落榜生被现实无情地推向了社会。

我故作镇定，旁若无人地匆匆赶路，身边红男绿女不断掠过，我心中五味杂陈，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缓缓行驶，列车抵达长春站。我们走出出站口，搭乘了一辆电车。几个人拎着行李，女乘务员语气不善地说道：“把行李往上拿拿，别都在门口靠着。”到了中途站，她又喊道：“来，往这边站站，还有人要上车呢，别都挤在一起。”从女乘务员的推搡中，我们意识到，作为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我们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一群人。

我去长春投奔的人，我唤他二叔，他是屯里的同乡，早年我们两家住着东西院。他木工手艺精湛，在长春务工多年，早就把家搬到了这里，在建筑工地也积累了一些人脉。

我到二叔家时，夜幕已然深沉。那晚，没有电，为了不打扰二叔的家人，我们没有点蜡烛，在黑暗中悄然脱衣上炕。

我们四人挤在一铺小炕上，彼此挨着，连翻身都困难。左边的堂弟身体散发着热气，烤得我难受；半夜时，有人喉咙里像拉风匣一般，打着如闷雷般的呼噜；熟睡中的七爷（二叔的父亲）不时地把一只胳膊搭在我身上，压得我几乎窒息，想推开他的胳膊又怕把他弄醒。

直到半夜，我依旧毫无睡意，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

清晨，我们穿过人民广场，来到二叔做工的一处工地。中午，大家简单购置了些菜品，两人共用一个碗，将就着吃完了饭。随后，二叔和早几个月就来到工地的三哥，去联系一位相熟的工头找活干。这位工头是当年下乡到本屯的长春知青，回城后在房地产市场闯出了一番名堂。

趁此间隙，我独自一人前往市区，打算去自由大路瞧瞧。自由大路，承载着无数文学青年的憧憬。我读初三那年，后半学期辍学在家，参加了吉林文学院、《作家》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学习，函授中心位于自由大路25号。次年我升入高一，又进入函授中心提高班继续学习，此时的主办单位已由吉林文学院变更为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有了这段经历，我对自由大路自然怀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

坐在车内，马路两旁依次闪过青年月刊社、吉林日报社，一股敬畏之情在心头油然而生。在自由大路上，我徒步行走，路过东北师大、吉林艺术学院后，终于找到了自由大路25号。这时我才了解到，函授中心已搬迁至省科学会堂。

直至今日，时光已悄然过去36年，我才突然领悟到，省科学会堂原来是省作协的办公地点，也就是当年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文学函授中心的所在地。而我，也从当年的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如今省作协的一名正式会员。

我从自由大路返回工地，得知二叔他们没找到知青工头，却另外揽到了一份活儿，地点是三马路建筑工地。工地上有100多号民工，主要来自泗河、新庄两个乡镇，泗河帮的项强担任工长，新庄帮的周福担任副工长。接待我们的正是项强。他身高一米七五，面容英俊，留着利落的小分头，身着白色黄格衬衫和米色休闲裤。

项强逐个打量着我们，说道：“一个个都挺棒的，都能长期干下去吗？”我们琢磨着他这话的意思。二叔回答道：“怎么说呢，无论如何也不会今天去了后天就回来。要是行的话，今天就过去。”

我们即刻行动，前往住宿地。此地距离建筑工地有几里路远，床位是靠着一排砖墙搭建而成的，床铺全是木板，上面仅垫着一层草袋片，那并不整齐的被褥显得有些凌乱。由于下雨且来往人员众多，地面带进了不少泥水。一群群民工倒坐在床上打着扑克，围观的人凑近支招，时不时跟着起哄。

到了开饭时间，三哥拿着饭票去排队打饭。厨房的马师傅提高嗓门喊道：“第一批干活的先打饭啊，第二批的别急。”轮到三哥打饭时，他递过去几个碗。马师傅不高兴了，说道：“怎么这么多？哪来这么多朋友，只能打一个人的。”三哥无奈之下，只好找到工长的弟弟项三，这才打回五碗饭。

晚上九点多，厨房那边传来了吵闹声。原来是项三和马师傅各自带着一伙人打起来了，直到项强赶到现场，双方才停手。项三被人拉到了门外，马师傅则歪靠在床边。

项强站在厨房中央，挺直身躯，勉强挤出笑容说道：“大家都是来挣钱的，不是来打架的。有什么事情，过去就算了。要是不想在这儿干了，故意找茬，比我年纪大的，自觉回去；比我小的，可别怪我不客气。”

刚说完，项三便从门外往里冲，脸上带着血，冲着马师傅质问道：“你为啥不给我们打饭？我们泗河人怎么了？”

马师傅毫不示弱，质问项三：“给你打饭没有，不是给你了吗？”他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汗水不停地往下淌，胸前的背心上还溅了几滴血，一边用手比划一边发问。

项三回应道：“给了，可你是怎么给的，到底怎么给的？”

项强轻轻拍了一下弟弟的肩膀，制止他说：“你能不能别说了？”

此时的项三满脸委屈，带着哭腔说道：“我不说了，再说下去怕给你丢脸。”

项强显然被激怒了，他一把解开衬衫，大声说道：“告诉你们，这工地是老项家的，我说了算。我想用谁就用谁，想让谁回家谁就得回家。”

听大哥这么说，项三来劲了，质问马师傅 ：“是不是你说的，说我们不就趁个项工长吗，是不是你说的。”

项强气愤至极，说道：“他要是这样说，你就揍他”项三往上闯，马师傅也离了炕边儿，两方的人跃跃欲试。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骚动，副工长周福推门走进了屋子，马师傅等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他。周福走到项强面前，说道：“强弟啊，还望你消消气，我刚回来就听闻了此事，是马师傅做得不妥，怪我平日里管教无方，你可千万别跟他计较。”随后，周福转向项三，说道：“老三，周哥知道你受了委屈，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别跟马师傅治气，咱们都是好兄弟、好哥们……”

众人见状，赶紧搭腔应合：“是啊，出来打工，在外就是好兄弟，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事坐下好好说”“大家都是为了挣钱，打坏了谁都得给扎顾，谁也捡不着啊”“都是榆树人，又在一个工地，在长春都是老乡，互相谦让着点，”此时项强火气已消。马师傅低头不语，项三扔掉了手中的砖头，一场“大战”就此平息。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晚又淅淅沥沥飘起了雨滴，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想到打仗一事，皆是因我们的到来所引发的，趁着工地暂时没活可干，我们吃过早饭，便悄然离开了。就这样，在长春前后待了三日，一天活也没干成，最后我们夹着行李卷，踏上了归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