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下母亲

我的乡下母亲

 文｜沙舟

母亲这辈子，一直生活在乡下农村。母亲的手，是我见过最“矛盾”的手。那双手，粗得像戈壁滩上老树皮，指节肿得跟刚刨出来的洋芋蛋似的，虎口处的老茧硬邦邦的，摸过我脸颊时，糙得人直痒痒，可那痒里又带着股子暖烘烘的烟火气。就是这双手，能把刚从菜园里拔的黄瓜在围裙上蹭两下就擦得锃亮，能把揉了三遍的糜子面面团擀得薄如蝉翼，还能在我小时候发烧时，蘸着井里刚打上来的凉水，把毛巾拧得半干，一遍遍地敷在我额头上，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窗台上的冰花。

母亲这辈子很少离开过老家山丹的乡下。我们村子在祁连山前几十里的走廊上，出门时踩了几十年的田埂，抬脚就能踢到几颗圆滚滚的鹅卵石；抬头是青黢黢的山丘，风一吹，山沟里的芨芨草就跟着晃，好像在跟人打招呼似的。她的日子，像村口那条一年四季都没断过的沙河，顺着田垄、灶台、鸡窝、羊圈，慢悠悠地淌了几十年，淌出了一院子的烟火气。

每天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山尖刚露出点鱼肚白，母亲准会先披件旧棉袄推开鸡舍的木门。“咕咕——咕咕哒——”她捏着嗓子唤鸡，声音不高，却比闹钟还管用，院里的鸡群扑棱着翅膀就往门口挤。她把拌了麸皮的玉米粒往地上一撒，看着鸡们撅着屁股抢食，才转身去柴房抱捆干柴，往灶膛里添两把火，让锅里的水先烧着。等灶房里冒出热气，她才扛着那把用了十几年的芨芨草扫帚，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连片鸡粪都不放过——她说“院子净，日子才亮堂”。

菜园是母亲的“小宝藏”，是父亲当年从新疆煤矿上退休回村后，扛着镢头一锨一锨开垦出来的，不到二分地，却被他俩侍弄得比啥都金贵。父亲负责翻地、搭架，母亲就管播种、浇水，俩人配合着，让这菜园四季都不闲着。开春刚化冻，母亲就蹲在菜畦边，用手指把菠菜籽、韭菜籽一颗一颗往土里摁，边摁边念叨：“早种三天，多收一筐。”等小苗冒了头，她每天早晚都要拎着小水桶去浇，水洒得匀匀的，生怕冲坏了嫩苗。夏天一到，黄瓜架、豆角藤顺着竹竿往上爬，绿油油的叶子遮得严严实实，母亲会在架下铺层干草，说是能保墒，还能防虫子。她总爱摘根刚挂果的嫩黄瓜，用袖子擦两下就往嘴里塞，脆生生的汁水顺着嘴角流，她笑着咂嘴：“这才是正经的黄瓜味，城里买的都寡淡。”

入了秋，菜园更热闹了。萝卜缨子绿油油地铺了一地，母亲会选个晴天，把萝卜从土里拔出来，带着泥疙瘩在菜畦边晒半天，再切成条挂在院墙上晒萝卜干，说是冬天炖肉最香。白菜要裹上草绳，一棵棵码在墙角，能吃到开春。还有那几棵辣椒，红得像小灯笼，母亲摘下来串成串，挂在屋檐下，既当调料，又当景致。每次我要回单位，她都要挎着竹篮在菜园里转半天，菠菜、韭菜、刚摘的西红柿，满满一篮子，连带着她晒的萝卜干、串的辣椒，一股脑往我包里塞：“城里菜贵，带点自家种的，吃着也放心。”

小时候，我最盼着放学。从村小往家走，刚拐过村头那棵弯脖子沙枣树，就能看见母亲生在后院门口的沙枣树下。她要么手里攥着两件刚缝好的粗布衣裳，要么怀里揣着两个在炕洞烧熟的洋芋蛋，有时还会有一块甜丝丝的糖萝卜。她的眼睛不好，年轻时候为了给我和弟弟妹妹几个攒学费，每天夜里在煤油灯下纳鞋底，针脚密得像筛子眼，熬得眼睛越来越花，可不管我跟弟弟们混在多少放学的尕娃里，她总能第一眼就瞅见我，远远地挥着手喊：“我的尕娃们回来啦，饭刚焖好！”

那时候农村人家都穷，白面馍要留到逢年过节才舍得吃，平时顿顿都是糜子面馍、玉米面糊糊。母亲总把碗里的洋芋丝、炒白菜一筷子一筷子夹给我们，自己却端着碗蹲在灶火房，就着锅底剩下的锅巴泡点热水吃，还总说：“妈不饿，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直到后来参加工作上了班，第一次挣钱买了一筐鸡蛋回家，才撞见她偷偷把蛋黄挑给有矽肺病的父亲，自己只吃蛋白。父亲咳着说“你也吃”，她就摆手：“我不爱吃这噎人的东西，给你补补身子才要紧。”那时候我才懂，她哪是不爱吃，是把所有好东西都揣在怀里，留给我们和父亲。

母亲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规整，却比村里的教书先生还懂道理。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跟邻居家的尕娃因为抢一个沙枣馍打架，把人家的脸抓出了两道血印子。对方家长领着娃找上门来，我吓得躲在门后，连大气都不敢喘。母亲一边给人家递水，一边不停地道歉，转身就从柜子顶上的瓦罐里翻出攒了半个月的鸡蛋——那是准备给父亲换止咳药的，硬是塞到人家手里。等邻居走了，她没打我，也没骂我，只是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头，掌心的老茧蹭得我头皮发疼：“娃，做人要实在，不能动手打人。要是别人欺负你，咱跟他讲道理；要是自己错了，就得敢认错，这才是咱山丹人的本分。”从那以后，我再没跟人红过脸，就算受了委屈，也记得母亲说的“讲道理”。

后来我在村校上中学，每次离家去学校，母亲都要在炕边忙活半天。她把我的粗布衣裳翻来覆去地抖，把领口、袖口弄得平平整整，再把袜子塞到鞋里，生怕我冻着脚。临出门前，她准会从炕洞里掏出个热乎乎的洋芋蛋，用围裙包着塞到我书包里：“上学饿了吃，垫垫肚子。”家离学校就二里地，可她总要送我到村口的沙河沿上，站在那棵老杨树下望着。我走几步就回头瞅一眼，直到快走到学校操场，回头还能看见她站在那里，像棵扎了根的老杨树，身影在风里晃啊晃，直到我进了校门才肯转身。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河南参加工作，后来成了家、买了房，第一件事就是想接母亲来城里享享福。她拗不过我，跟着来了，可刚住了三天，就坐立不安。看着楼下车水马龙，她拉着我的手说：“娃，这城里的路宽是宽，可我瞅着晕，不知道往哪儿走。”家里的电磁炉她学了好几遍，还是不敢独自插电，总怕电着；燃气灶的火一拧就着，她吓得赶紧往后躲，说“这火太烈，不像家里的柴火灶，踏实”。有天我下班回家，看见她坐在沙发上发呆，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从老家带来的芨芨草编的小篮子。她拉着我的手，声音带着点颤：“娃，我还是回乡下吧。城里好是好，可我住不惯。家里的鸡没人喂，菜园的菜该浇了，你爸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知道，她心里惦记的不只是鸡和菜园，还有院里的那棵沙枣树，村口的老邻居，还有她过了一辈子带着土腥味的日子。

送母亲回村那天，刚到村口，她的眼睛就亮了。“你看，东头老张家的糜子长得多好，穗子都垂下来了。”“西头的胡麻开了，蓝莹莹的，跟往年一样好看。”她拉着我的手，话比平时多了好几倍。走到家门口，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看见我们，赶紧把烟锅子往鞋底一磕，站起来迎上去。母亲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往鸡舍跑，“咕咕”地唤着，摸了摸每只鸡的鸡冠，又拎着水桶去菜园浇菜，脚步轻快得像个年轻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乡下的土地、庄稼、鸡群，还有陪她过了一辈子的父亲，才是母亲的根，扎得深，拔不动。

母亲活着时，我每年都要回趟乡下老家。每次回去前，她都会提前把我住的那间房收拾干净，把被子抱到院子里晒，晒得暖暖和和的。我一进门，她就往灶房钻，不一会儿，和的行面、炒的洋芋丝、沙枣馍就摆了一桌子，都是我爱吃的。做行面时，她总先从缸里舀出盐水，往和面盆里掺半勺井水——她说“井水和面劲道”。等水烧开，抓一把手工擀的面条撒进去，筷子搅两下就捞进碗里，再拌上菜，码上切碎的腌韭菜和炒得焦黄的洋芋丝，最后来一勺抢好的韭菜花，香味能飘出半条街。她总盯着我吃，见我呼噜呼噜扒拉，就笑着递过蒜臼子：“就着蒜瓣吃，更对味儿。”

饭后，她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门口的沙枣树下跟我谝闲传。村里的新鲜事她都门儿清：“南头李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还是兰州的大学，厉害着呢！”“村口的路修宽了，能过小汽车了，以后你回来更方便。”“西头王婶家的羊下了双胞胎，昨天还送了我一碗羊奶。”她说话时，脸上带着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院子里盛开的向日葵，亮堂堂的。

有一年冬天探亲回家，我给母亲买了双棉鞋，深蓝色的鞋面，里面絮着厚厚的绒。让她试试合不合脚，她坐在炕沿上，慢慢把脚伸进去，走了两步，笑着说：“真舒服，比我自己纳的布鞋还暖和，这鞋底子软和，走田埂也不硌脚。”我看着她脚上的鞋，又瞅着她那双粗糙的手——手背上沾着点糜子面，指缝里还嵌着点菜园的泥土，那是她刚给父亲搓糜子面馍时沾上的。忽然鼻子一酸，这双手，为我们弟妹缝了一辈子衣裳，做了一辈子饭，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穿过啥好东西，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

母亲健在时，我回乡下，刚进院子就看见母亲在晒沙枣。她站在半人高的木梯上，一只手攥着沙枣枝轻轻一捋，一串串红透的沙枣就落进另一只手里的竹篮里，怕枝丫扎手，她还特意在掌心垫了块旧布。摘完一树枝，她就顺着梯子慢慢下来，把竹篮里的沙枣倒在铺了塑料布的石板上，蹲下来挑拣——蔫了的、被虫咬过的都扔进旁边的小竹筐，说是“留着喂鸡，不糟蹋”。风一吹，沙枣的甜香飘了满院，她额前的白发被风吹得贴在脸上，抬手用袖子擦了擦汗，看见我，笑着喊：“你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些沙枣翻翻，晒透了给你装罐子里带回去，泡水喝甜得很，冬天煮茶还能暖身子。”我蹲在地上帮她翻沙枣，指尖触到沙枣上细细的绒毛，看着她站在梯子上的身影，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比以前驼了些，可手里的动作还是那么利索。

母亲常说，她这辈子没干过啥大事，就是守着这院子、这土地，把娃们拉扯大。可在我心里，她就像咱河西走廊地里的庄稼，默默地扎根在土里，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她没说过啥华丽的话，可她的勤劳、善良，还有那股子山丹人特有的实在劲儿，早就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现在每次回乡下，我还会习惯性地往院门口的沙枣树下瞅，总觉得母亲还站在那里，手里攥着热乎乎的洋芋蛋，笑着喊我“娃子，回来啦”。不管我走多远，飞多高，只要一想到母亲，想到乡下的那个家，心里就暖暖的，像揣了个小火炉。这温暖，是母亲给我的，是乡下的土地给我的，也是咱山丹的乡情给我的，一辈子都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