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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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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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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灶香

打我记事儿起,母亲的日子就绕着那口黑黢黢的土灶台转。灶台在院门口朝北的角落,青砖垒的,边沿让岁月磨得发亮,锅沿上总挂着圈没擦净的面浆,风一吹,灶膛里飘出的烟火气裹着面香、油香,能漫半个村子。河西走廊山丹这个地方,风硬日头烈,可母亲的灶台上,总有暖乎乎的吃食等着人,那股子独有的香,是我走到天涯海角,胃里都忘不掉的念想和母亲味道。

五月五:糕卷儿里的米和枣,香透了端午的风。

离端午还有三四天,母亲就开始拾掇做糕卷儿的食材了。头一桩事就是泡“米和红枣”——这是山丹人常吃的一种吃食,米豆圆滚滚的,颜色偏褐,泡透了煮软,糯得能粘住牙齿。母亲把来倒进瓦盆,添上凉水,“得泡够两天,不然煮不烂,嚼着硌牙”,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搅了搅盆里的豆子,看有没有浮在水面的坏粒,挑出来随手扔给屋檐下的鸡。

泡来和红枣的同时,她还要处理沙枣。院子里那棵沙枣树是爷爷年轻时栽的,枝丫长得歪歪扭扭,可结的沙枣子甜得很,带着股子独特的沙枣香。每年秋天下霜之后是摘打沙枣的时节,母亲搬个小马扎坐在树下,怀里揣个竹篮,伸手够着枝丫摘沙枣。我跟在她屁股后头,专挑红得透亮的往嘴里塞,沙枣核吐得满地都是。母亲回头瞅见,伸手拍了下我的后脑勺:“尕娃子嘴咋这么急?留着明年过端午节做糕卷儿才香!”可转脸,她又摘了颗最大的递过来:“先垫垫,别把牙硌了。”

摘回来的沙枣要先洗干净,然后晾晒后盛进一个陶瓷罐里,等来年再用。等到了来年五月端午,母亲将沙枣坐在锅里蒸。母亲把沙枣倒进铁锅,添少许水,灶膛里塞几根干柴,小火慢慢焐。不一会儿,屋里就飘起沙枣的甜香,我蹲在灶台边,盯着锅里的枣子由红变深,忍不住伸手想掀锅盖,被母亲一把打开:“急啥?蒸软了才能去核,不然沙枣肉都粘在核上,多可惜。”

等沙枣蒸得用手指一捏就烂,母亲把它们倒进瓷盆,用擀面杖头细细碾。枣肉混着枣汁,黏糊糊的,甜香直往鼻子里钻。我凑过去想尝,母亲用擀面杖敲了敲盆沿:“别碰,烫!等会儿卷进糕里,让你吃个够。”她碾完沙枣泥,又把泡好的米倒进锅里煮,煮到用筷子一夹就烂,捞出来沥干,和沙枣泥拌在一起,那香味,连院门外路过的王婶都探头问:“大妹子,这是要做糕卷儿了吧?闻着就馋人!”

食材备妥,就该揉面了。母亲把白面倒进大瓷盆,加温水和酵母,先搅成絮状,再下手揉。她揉面的架势很足,双手按住面团来回搓,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面团在她手里慢慢变得光溜溜、筋道道的。“面要揉到‘三光’——盆光、手光、面团光,蒸出来的糕卷儿才暄乎。”母亲的声音伴着“咚咚”的揉面声,在屋里响得扎实。

面团醒发的时候,母亲也不闲着,把案板擦得干干净净,撒上一层干面粉。等面团发得像个胖乎乎的小枕头,用手指按一下能回弹,她就把面团挪到案板上,再揉一遍排气,然后用擀面杖擀成一张大薄饼——薄得能透出案板的木纹,却又不破。

接着就是铺馅料了。母亲把枣泥和米的混合物均匀地抹在面饼上,从边缘抹到中间,只留最边上一圈不抹,“不然卷的时候会漏出来”。她抹得很仔细,生怕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吃的时候一口没馅一口齁甜。抹完馅料,她从面饼的一头开始卷,卷得紧实又均匀,卷成一个长条后,用刀切成一截一截的,摆在铺了笼布的蒸笼里。

灶膛里的柴火这时候要烧得旺些。母亲往灶里添了几根硬柴,火苗“噌”地蹿起来舔着锅底。“蒸糕卷儿得用大火,上汽后再蒸二十分钟,差一分钟都不行。”她站在灶台边,时不时掀开锅盖看一眼蒸汽,又用手摸了摸蒸笼壁,判断温度。

蒸汽越来越浓,屋里的甜香也越来越浓,混着面香,连窗台上的麻雀都叽叽喳喳地凑过来。我扒着蒸笼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的糕卷儿——它们慢慢鼓起来,颜色从白变成淡淡的黄,边缘还渗着枣泥的红。终于,母亲说:“好了!”她掀开笼盖的瞬间,热气裹着香直扑过来,我忍不住吸了吸鼻子,口水差点流下来。

刚蒸好的糕卷儿烫得没法下手,母亲用筷子夹起一个,放在盘子里晾了片刻,就塞给我:“小心烫,慢点儿吃。”我捧着糕卷儿,先咬一小口,面的暄软、来和的糯、沙枣的甜一下子在嘴里散开,甜不齁人,糯不粘牙,连带着灶火的暖,都咽进了肚子里。母亲坐在旁边看着我吃,自己却没动,手里还在收拾案板:“慢点吃,锅里还有,不够再拿。”

那天,母亲蒸了两大笼糕卷儿。除了留着自家吃,她还装了满满一篮子,让我给隔壁的张奶奶、前院的李婶送过去。张奶奶接过糕卷儿,掰了一块放进嘴里,眯着眼夸:“你娘的手艺就是好,这糕卷儿比去年的还香!”我听了,心里比自己吃了还甜——那是母亲的味道,也是我们山丹端午最地道的味道。

除了这种做法,还有卷糕的卷儿是油炸的软油饼子,这种做法更有一种油香味道。真是吃罢糕儿嘴留香的深刻记忆。

寻常日子里的灶香:馓饭与油饼。其实不只是端午,母亲的灶台,一年四季都飘着香。平常日子里,她最常做的是馓饭,山丹人顿顿离不了的吃食,简单却暖胃。

早上天刚亮,母亲就起来烧火。她把玉米面用凉水调成稀糊糊,等锅里的水烧开,就一边往锅里倒糊糊,一边用一根长长的木搅棍顺着一个方向搅。“馓饭要搅得匀,不然有疙瘩,吃着噎人。”母亲搅得胳膊都在抖,额头上渗着汗,我想上去帮忙,她却摆手:“你力气小,搅不动,去给我拿块毛巾来。”

等玉米面在锅里变得黏稠,能挂在搅棍上不掉下来,母亲就把火撤小,再焖一会儿。然后盛到碗里,浇上提前腌好的咸菜、泼上一勺胡麻油,有时候还会拌点浆水。我端着碗,用筷子一圈圈地转着吃,馓饭滑溜溜的,带着玉米的清香,咸菜的咸和胡麻油的香混在一起,一碗下肚,浑身都暖和了。

要是逢着赶集的日子,母亲还会炸油饼。头天晚上就把面醒好,第二天一早,面团发得暄暄的。她把面团揪成小剂子,擀成圆饼,边缘捏出一圈花边——这是山丹油饼的讲究,说是“花边锁福”。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旺,大铁锅里的胡麻油“滋滋”冒热气,母亲把圆饼顺着锅沿滑进去,油花“噼里啪啦”地跳,圆饼在油里翻个身,就变得金黄酥脆。

刚捞出来的油饼烫得人直甩手,可我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外脆里软,油香混着面香,能让人连吃好几个。母亲炸完油饼,总会装几个放进布袋,让我给在地里干活的父亲送去。路上碰见同村的人,他们都会笑着问:“又给你爹送油饼啊?你娘的手艺真是没说的!”

蒸好的糕卷儿端上桌,我掰了一块放进嘴里,还是没有母亲做的香。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的灶香,从来不是什么复杂的手艺,是她揉面时的耐心,是她盯着灶火时的专注,是她把对家人的爱,都揉进了面里、拌进了馅里。那灶香,早已经刻进了我的骨血里,是我走到天涯海角,一想起就会觉得温暖的念想。

如今再想起母亲,最先浮现在眼前的,还是她站在灶台前的模样:灶膛里的火苗映着她的脸,她手里揉着面,屋里飘着香,回头对我笑:“尕娃,再等会儿,糕卷儿就好。”那声音,那香味,连同山丹的风、院里的沙枣树,一起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成了这辈子最珍贵的味道。

八月十五:土月饼裹着芝麻,甜到心里头。

山丹的中秋,月亮比别处显得更亮,也更冷。可母亲的灶台,早早就备下了暖身子的吃食。八月十三开始,母亲就忙着炒芝麻、磨红糖,准备做土月饼。山丹人说的土月饼,不是城里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白面做的圆饼,里头夹着芝麻、红糖、胡麻籽,烤出来香得能勾人魂。

头天晚上,母亲把白面倒进大瓷盆,加了酵母和温水,揉成面团醒着。第二天一早,面团发得像个大胖子,用手指按一下,能陷进去一个小坑,还会慢慢回弹。母亲把面团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擀成薄饼,然后往饼中间舀一勺拌好的馅料——芝麻是提前在铁锅里炒过的,喷香,红糖要掺点面粉,不然烤的时候会流出来。她把另一个薄饼盖在上面,用手指把边缘捏紧,再用梳子在饼面上压出一圈圈花纹,“这样烤出来好看,也容易熟”。

烤月饼不用烤箱,就用家里的平底锅。母亲在锅底刷一层薄油,把捏好的月饼放进去,小火慢烙。锅里的月饼慢慢鼓起来,饼边开始变黄,芝麻的香、红糖的甜顺着锅缝钻出来,我趴在案板上,眼睛盯着锅里的月饼,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除了土月饼,母亲还会做面果子。面果子是用发面和死面掺在一起做的,里头放了鸡蛋和胡麻油,揉得筋道。母亲把面团搓成长条,再捏成各种样子:有的像小元宝,有的像小兔子,还有的扭成麻花状。炸面果子的时候,油不能太热,不然外面糊了里头还没熟。母亲拿着长筷子,把捏好的面果子一个个放进油锅里,它们在油里打个滚,就变得金黄酥脆。刚捞出来的面果子,烫得人直甩手,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越嚼越香,面的醇、油的润、鸡蛋的鲜,混在一起,是中秋最解馋的零嘴。

中秋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桌子上摆着母亲烙的土月饼、炸的面果子,还有从树上摘下的沙枣儿。月亮升起来,清辉洒在院子里,母亲把最大的一个土月饼掰开,分给我一块,“吃了月饼,就算团圆了”。我咬了一大口,红糖顺着嘴角流下来,母亲笑着用手帕给我擦,她的手糙糙的,带着灶台的烟火气,可擦在脸上,暖得很。那时候不懂“团圆”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有母亲的月饼和面果子,中秋的月亮就不那么冷了。

腊八:杂粮粥配搅团,暖透寒冬的胃。

山丹的冬天来得早,腊八节一到,风跟刀子似的刮,可母亲的灶台前,总能聚起一堆人。腊八这天,母亲要熬杂粮粥,还要做搅团,说是“喝了腊八粥,冻不掉手指头;吃了搅团,整个冬天都暖”。

熬粥的食材,母亲前几天就开始攒了。红豆、绿豆、黄豆,还有自家种的糜子、谷子,就连屋檐下挂着的干红枣、干枸杞,也都摘下来泡上。腊八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了,把这些杂粮一股脑倒进大铁锅里,添上满满一锅水,然后坐在灶前烧火。柴火是秋天晒干的玉米秆和麦草秆,烧起来“噼啪”响,火光映着母亲的脸,她时不时起身掀开锅盖,用勺子搅一搅,怕锅底的杂粮糊了。

粥要熬整整一上午,等锅里的杂粮都煮得软烂,汤汁变得浓稠,母亲就撒上一把白糖,再搅几下。掀开锅盖的瞬间,热气裹着各种粮食的香气扑面而来,红豆的沙、红枣的甜、糜子的糯,混在一起,让人忍不住吸鼻子。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这时候都会端着碗来串门,母亲就给她们盛粥,“尝尝我熬的粥,看够不够糯”。大家围在灶台边,捧着热粥,一边哈着气一边说家常,锅里的粥冒着热气,屋里的人笑着闹着,连窗外的寒风都好像温柔了些。

粥喝到半饱,母亲就开始做搅团。搅团是山丹人冬天最爱吃的吃食,做法不复杂,可费力气。母亲把玉米面用凉水调成糊状,等锅里的水烧开,就把玉米糊慢慢倒进锅里,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搅棍,顺着一个方向使劲搅。“搅团要搅得匀,不然有疙瘩,不好吃。”母亲搅得胳膊都在抖,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想上去帮忙,她却摆手:“你力气小,搅不动,去给我拿块毛巾来。”

等玉米糊在锅里变得黏稠,能挂在搅棍上不掉下来,母亲就把火撤小,再焖一会儿。然后盛到碗里,浇上提前做好的浆水(山丹人用芹菜、包菜发酵做的汤料),撒上点咸菜丁、葱花。我端起碗,用筷子夹起一团搅团,蘸着浆水往嘴里送,滑溜溜的,带着玉米的清香和浆水的酸香,一口下去,胃里暖乎乎的,连身上的寒气都散了。

那时候总觉得,母亲的胳膊是铁做的,不然怎么能搅那么久的搅团,熬那么久的粥。后来我自己试着做搅团,才知道那有多累,搅不了几下胳膊就酸了,更别说要搅得匀匀的。原来母亲的力气,都是为了一家人能吃口热乎饭,慢慢练出来的。

春节:花馍馍就臊子面,年味藏在灶香里。

山丹的春节,最热闹的地方还是母亲的灶台。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母亲就没闲过,蒸花馍、炸油果、擀臊子面,灶台边的案板上,总能堆起各种各样的吃食,那股子香,是年味最浓的样子。

蒸花馍是年前的大事。母亲提前几天就把面发好,说是“发面要发得足,蒸出来的馍才暄”。蒸馍那天,母亲起得比鸡还早,把发好的面团揉匀,分成一大一小两堆——小的做“尕馍馍”,给孩子们当零嘴;大的要做成花馍,祭祖、走亲戚都要用。我和弟弟围着案板转,看着母亲手里的面团像变戏法一样,一会儿变成圆滚滚的“钱袋馍”,一会儿变成带着花纹的“石榴馍”,最精巧的是“十二生肖馍”,母亲用剪刀剪出耳朵、尾巴,用黑豆当眼睛,一个个小动物栩栩如生。

蒸馍的时候,灶膛里烧的是最好的柴火,母亲说“柴火好,馍才香”。她把做好的花馍放进蒸笼,一层层摞起来,盖紧笼盖,然后坐在灶前,一边添柴一边盯着蒸笼冒出来的蒸汽。“蒸汽要匀,不然馍会夹生。”母亲时不时用手摸一下蒸笼壁,感受温度。等蒸笼里飘出浓浓的面香,再焖上一会儿,母亲就掀开笼盖,一股热气直冲屋顶,花馍的香味裹着热气扑过来,我踮着脚看,蒸笼里的花馍白胖白胖的,“钱袋馍”鼓得像装了满袋的铜钱,“石榴馍”的花纹清晰,看着就喜人。

母亲把花馍一个个拿出来,放在案板上晾凉,然后用红颜料在馍顶上点个红点,“这样才喜庆,像过年的样子”。我伸手想去拿一个“小兔子馍”,被母亲拦住:“先别急,等祭祖了再吃。”可转头,她又偷偷拿了个最小的“尕馍馍”塞给我,“快吃,别让你弟弟看见”。我捧着温热的馍,咬一口,暄软香甜,面香在嘴里散开,那是过年最幸福的味道。

除夕晚上,母亲的灶台更忙了,要擀臊子面。山丹人过年的饺子可以不吃,但臊子面不能少。母亲把醒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擀成一张大薄饼,然后撒上干面粉,把饼卷在擀面杖上,来回滚动,一边滚一边用手伸,“面要擀得薄,切得细,这样才入味”。我坐在旁边,看母亲的胳膊来回摆动,擀面杖在她手里像有了灵性,不一会儿,一张薄如蝉翼的面皮就擀好了。母亲把面皮铺开,用刀切成细细的面条,码在案板上,像一堆堆银丝。

锅里的水烧开,母亲把面条下进去,用筷子搅散,等面条浮起来,就捞进凉开水里过一下,“这样面条筋道,不黏糊”。然后把提前做好的臊子倒进锅里加热,臊子是用五花肉、土豆、胡萝卜、豆腐做的,炖了大半天,肉烂菜香,汤汁浓稠。盛面条的时候,母亲先在碗里舀一勺臊子汤,再捞进面条,撒上葱花、香菜,最后淋上一勺辣椒油。我端起碗,吸溜着吃,面条筋道,臊子香,辣椒油辣得过瘾,一碗下肚,浑身都暖和了。

一家人围在桌子上吃臊子面,父亲喝着酒,母亲给弟弟夹面条,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里的灶香混着笑声,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年景。那时候总觉得,母亲的灶台是个聚宝盆,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变出吃不完的好东西;后来才知道,那哪里是什么聚宝盆,不过是母亲把日子里的心思、对家人的爱,都揉进了面里、熬进了汤里,才有了那一口口忘不掉的香。

如今我在城市里的小区定居,家里用的是天然气灶台,干净又方便,可不管我怎么学,都做不出母亲的味道。前些年过年回家,刚进院子,就闻到了熟悉的灶香——母亲正站在土灶台前,给我炸油饼。她的背比以前更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可手里的擀面杖还是那么灵活,灶膛里的火苗依旧映着她的脸。“你最爱吃的油饼,”母亲笑着递给我一个刚炸好的,“快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儿。”

我咬了一口,油香和面香在嘴里散开,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那一刻突然明白,母亲的灶香,从来不是什么复杂的手艺,而是藏在岁月里的牵挂,是刻在骨子里的爱。那股香,顺着我的胃,一直暖到心里,不管我走多远,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只是后来,母亲不在了。如今再站灶台前,抚摸母亲留下的那根枣木擀面杖,木纹里还嵌着当年的面粉。试着烙油饼,胡麻油也烧得滚烫,可揉面时总少了母亲那样的力道,饼边捏不出整齐的花边,炸出来也少了股子暖香。

风从窗缝钻进来,恍惚间又闻见那股熟悉的烟火气——母亲正蹲在灶前添柴,火光映着她挽起的袖口,油饼在锅里“滋滋”响,她回头喊我:“尕娃,再等会儿就好。”

其实母亲的灶香早刻进了每个儿女的骨血,不是鼻子闻得到,是每次端起碗,就想起她站在灶台边的模样,暖得人心头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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