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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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西北人。在家排行最小，年轻时曾在高原上打工。我上学晚，九岁那年才进了当地的原店小学。学校在村里一座废弃的旧庄院里，共有三孔窑洞，中间一孔是两个老师的办公室，两侧各有一孔教室，一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孔窑洞，二年级单独在一孔窑洞，学校简陋破旧，用泥墩子支起来几张粗糙的木板，就是长长的课桌。
我们村还有一座学校，叫石羊八年制学校，从四年级到初三共有五个班，老师都是农民出身，农忙种地，农闲上课。初三全班二十六名学生，学习成绩普遍不好，只有我一个考上了高中。我为同学们惋惜，发誓绝不辜负全班同学的期望，努力学习改变命运。高一那年，我用拼命学习换来了好成绩。
我爸说：等你们兄弟几个全结了婚，咱们才能分家过日子。于是全家人反对我上学，天天逼我回家结婚。无奈之下，我选择了辍学，开始外出谋生。
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我一直背着中文系的书在银川市的建筑工地上自学。白天搬砖、拉沙灰、打圈梁，晚上爬在床上看书写作。我曾经发誓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人争口气，我要让爸妈明白：离开他们我照样能拿到大专文凭。连续几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常常使我趴在书上睡到天亮。我的身体累垮了，心里开始动摇，不得不面对现实。从小学开始，我就有一个流浪汉的梦，梦想着能写出《三毛流浪记》、《鲁宾逊漂流记》那样的作品，就算再累再忙，每天一篇日记我从未空缺过。
在工地上，我从不偷懒，我可以为了每天7.5元的工钱拼命，为了一道山墙上最后那块砖头从六楼跑下一楼去搬砖。九十年代的银川，到处都在搞开发，建楼房，可是法律在这里很不健全。老板总是欠薪。我们七位亲友团结一心，不愿被宰，我们有拳头，谁不给钱就揍谁，一些老板都见识过我们的血性，好几个老板的打手都被我们放翻过。那时候我们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欠钱不给，就被我们修理。关键时，只要二哥带头喊一声，我们都能像狼一样快速出击，对方就算有三四十人，看见七个不要命的，常常四散而逃，被我们追着打。我们的凶狠也换来了一次次拘留和同行排挤。现在想来，我们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一九九五年，我从银川回家。腊月十八，爸妈为我包办了婚姻。这种违背意愿的婚姻，坚定了我离家远行的决心，我要迈开脚步，和我的新家拉开距离。
第二年开春，我一路向西，和同村的老乡登上了新疆境内的帕米尔高原，来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我们忍受着严寒，呼吸着海拔四千余米的稀薄空气，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脚下，为边防部队搞工程维修，为塔吉克族牧民修建石头房。新疆塔吉克族塔什库尔干自治县属于喀什市辖区的一个县，是中国边境最西端的门户之县，西北、西南、南部分别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有名的红其拉甫口岸、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石头城之一就在塔什库尔干县，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在塔什库尔干河上游边防某团九连前哨班拍摄的。那里终年积雪，平均海拔高度五千余米。那年，因中俄关系紧张，需要在九连前哨班修建一座战备油库。一位河南的包工头利用部队上的关系，承包了修战备油库的工程，带着我和另外两位民工，骑着牦牛爬了一天的山路，到九连前哨班干活。两天后，那两位兄弟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不得不搭乘送给养的军车下山。光秃秃的褐色山包上，只留下我一个人，凭借一把铁锹，一把洋镐，一根钢钎、一把大锤，两根撬杠，像愚公移山一样，苦干了三个多月，终于在挨着九连连部北面的山包上，挖出一座隐蔽的油库隐藏点，有可能创造了一项没有载入历史的吉尼斯纪录。记得完工的时候，铁锹裂了，洋镐秃了，锤头短了，撬杠弯了，一米多长的钢钎磨损严重，只剩下五寸来长。下山以后，我遇上了最倒霉的事情：那位河南的包工头，因偷盗自行车，被塔吉克县公安局刑警队古队长抓住，一顿拷打，居然将这些年偷盗部队财物的事倒得干干净净。后来，听说他在部队当参谋长的哥哥再三周旋，部队不再追责，从轻处理，只判了那位包工头三年有期徒刑。可怜我艰苦奋斗三个月，到头来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选择深圳，是因为新疆的生活实在难以继续。在新疆生活的那两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塔什库尔干县的边防某团，有一个骑兵连，因为边防线地势复杂多变，需要骑兵巡逻，帕米尔高原漫长的冬季，每年都要储备充足的马草。打马草虽然辛苦，但有钱可赚，又是给部队干活，我们这些民工，在部队上都有老乡，算是有点关系，这活就由我们干了。
美丽的塔什库尔干河像一匹烈马，一路倾泻而下，流经塔什库尔干县，将帕米尔高原融汇的雪水带到山下，在河岸两边形成了绵延的湿地。每年春夏季节，茂密的水草在这里蔓延，把塔吉克族牧民的大尾羊、牦牛、骆驼、马群，喂养的膘肥体壮。塔吉克族牧民就是依靠放牧、依靠政府发放的口粮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每年农历八九月份，边防部队后勤处就会组织民工、牧民，在草场边上选择一块驻地，扎下帐篷，开始打马草。说是马草，其实就是半人高的水草和一人多高的芦苇。塔什库尔干县受高原高寒-半干旱气候影响，秋季气候开始变冷。农历八月，早晨的塔什库尔干河，浅水区开始出现薄冰，泛黄的草场上，太阳照耀着草场，浮冰折射的光束非常刺眼，清粼粼的浅水里，倒映着水草的影子，等着我们收割。
连续两年，我们在部队圈定的这片草场打马草。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不适宜下水，这时候我们坐在草场边等待太阳融化浮冰。一位有多年打草经验的塔吉克族巴郎子（塔吉克族对男子的统称）说：早晨浮冰没有融化的时候，下水容易生病，我有几个汉族朋友就这个原因，得了关节炎。巴郎子的话一点也没错。这时候我们都不会下水，也不会闲着，坐在河边，用捡来的石头磨镰。打马草的镰刀叫大山镰，比普通镰刀大好几倍，镰头长约七十公分，镰把长约一百五十公分，靠近镰把前端有一个手柄，也叫拐子，和连头方向一致，整个镰刀形状就像一个大写字母F。打草的时候，人是站着的，膝盖以下全部陷进水草地里，最深处水线甚至漫到腰部，非常危险。我们左手握住镰把末端，右手抓紧手柄，像划桨一样双手用力向地面一滑，脚前方两米宽的水草，齐刷刷地，向左手边倒去，第一溜水草割到头，再反方向割回来，平整的草茬子上就会堆起一道长长的草梁，巨蟒一样，卧在草场上。第二天太阳落山前，昨天的水草早已风干，再泡在水中就会腐烂、变色，我们用一根长绳，将草捆扎起来，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将马草拖出来，晾晒在没有水的地方，等待部队收马草的时候过秤算钱。在高原太阳紫外线强光的照射下，草场上虽有无数银镰在不断地挥动，但我们的心里是寂寞的，大家都在单打独斗，没有时间说话，甚至没有时间吃饭喝水。我们早晨出来，背着水壶和囊饼，全天都在抢马草，谁若抢到一块好草场，谁这一天就能打几百斤马草，没经验的抢到好地盘的民工，辛苦一天打下的马草，晒干以后可能只剩几十斤干货，这一天就算没挣下钱。有一次，为了多打马草，我涉险进入一个深水潭边割芦苇，踩破了浮在水潭上面的草皮，掉进了水潭，危机时刻，手里的大山镰钩住一族芦苇的根部，救了我一命。从水潭里爬上来的那一刻，我浑身酥软，欲哭无泪。
生活还得继续。在群山环绕的草场，中午的气温高达四十度，早晨和傍晚低至十来度，夜里开始结冰，我们干一天活，就能体验一次春夏秋冬。为了减少鞋子的阻力，我们穿着十几块钱的军用胶鞋；为了腿上少沾泥水，我们穿着膝盖以下撕掉裤腿的短裤，在草地里劳动。平常，只要拔腿向前迈一小步，脚下方圆数十米内，整个草皮就会跟着晃荡一次。草皮有没有危险？会不会踩破了把人陷下去？时间长了，周围一晃我们就能判断出来。第一年打马草的时候，听老乡说，晒干的水草部队每年都按四毛钱一斤收购，这在当时是个诱惑，所以我就跟着有经验的老乡干。两个月以后，打马草总算结束了。大家的工钱并没有人们说的那样干脆，从第一年十月一直拖延到第二年夏天，才开始结算。负责打马草的正连级干部是我的远方姨夫，名叫张建奇，他当时任边防某团后勤处股长，知道这层关系的人都羡慕我有亲戚罩着。其实张建奇一点也没有照顾我们，他不光利用手里的职权，将草价压低两毛钱，坑害老乡，还打白条欠我们草钱。我的欠条上是六千六百元钱，这笔钱直到今天也没有偿还。到深圳以后，有一年春节我回到老家，听人说张建奇回家探亲了，我赶紧揣着欠条，骑自行车上他家讨要我的六千六百元元钱。没料到他听到风声，躲了出去，这件事就这样拖着，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属于边防区，上山的时候需要在户籍所在地办理边防通行证，才能上山，下山的时候得在边防站办理下山证。我上山时的通行证有效期只有九十天，证件过期后，因为拿不出二百六十元钱办理暂住证，塔吉克自治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队长古海庆找到我的住处，限期要求我办理暂住证。我说：工钱都没有结算，没钱办理。古海庆说：没钱办？那你小子请我吃顿饭，我就放你一马。我那时年轻气盛，性格耿直，哪里会答应他的要求。塔什库尔干县没有耕地，物资匮乏，所有供给全部从山下的喀什市运送上来，消费成本很高，一顿饭少说也得三四百块，我哪里有钱请他吃饭？几次催促以后，古海庆恼羞成怒，带人直接把我拷进了县看守所。两名陌生的民警在询问室里，把我折磨得遍体鳞伤，汗水湿透了棉衣，脱下来能拧得出水。他们当时拷打我的理由非常可笑，说塔什库尔干县的百货大楼被盗，有人举报我是主犯，只要我招了，就能免遭皮肉之苦。我一听，忍不住破口大骂：古海庆个驴日的，公报私仇，我一定要告你。对于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宁死没招。我被拘留了一个月以后，无罪释放。那次非人的折磨，使我落下了脚跟疼的毛病，现在如果走动太多，就会脚跟酸疼难忍。更让我忍无可忍的是：我在拘留所受难的时候，我们同村的一位老乡公开造谣说：那个家伙听说犯了死罪，再也不会出来了。几个老乡信以为真，合伙瓜分了我们一起承包工程时的工钱。我从看守所出来一听这事，肺都要气炸了，当场找到那个造谣者打了一架，讨回了我的工钱。一夜之间，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变得毫无希望。
这年年底，我再次选择了回家。那次回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存在，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生活无法停止，流浪还得继续。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我来到了深圳。这是一座适合年轻人的城市，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我人生路上的试验田。我把自己的根扎在深圳，一干就是二十年。我人生的黄金时代，在深圳度过，在石岩街道度过，在艾美特公司度过。我天生是个不安份的人，虽然我的身体被流水线的束缚，可是我的思想依然在理想的道路上漂泊。在我工作的电器公司，我从未满足眼前的工作，虽然我是一名普通员工，但是我脚勤手快，肯下苦功，一次次抓住了公司创造的学习机会，学会了五金加工、注塑技术、生产管理。二十年来，我从一线员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职位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不断尝试，不断迎接新的挑战。二十年来，我在艾美特公司先后更换了十三个部门，创造了公司员工调换部门最多的记录，掌握了别人触摸不到的技术和经验。
在五金车间，我学会了识图、修模、调机，学会了模具原理，能准确分析新模具的设计缺陷；在注塑车间、马达车间、制网车间、装配车间，我掌握了核心技术，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我在市场部做销售的四年时光，特别值得纪念。那几年，我真的成了流浪汉，因为工作，我到过河北、河南、山东、南京、北京，走马灯似的转换，使我了解了不同城市不同群体的生存法则，学会了同陌生人打交道，学会了推销公司产品。无论在哪个商场销售我们公司的产品，只要我往那里一站，我就有办法吸引顾客。记得有一次，一位顾客刚刚买了另一家品牌的产品，听了我对我们公司产品的详细介绍，那位顾客居然退了原来的品牌，选购了我推介的一款产品。这种满满的成就感支撑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如今，我已经不再是刚出社会的那个毛头小子了。现在就算马上失业，我也能从路边摊做起，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一家老小。在我的心里，永远记得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怕穷，就怕懒。我从小就是个手脚勤快的人，这些年为了改变现状，赚钱养家，我白天工作，晚上码字，闲时绘画、做家教、当讲师，苦和累对我根本不是事。我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我第一次被上司误会，发生在五金车间。那年我刚刚被提升为车间领班，上司刘课长就调走了，接替他的是河南籍的程课长。程课长体型偏胖，个子矮小，四方脸，小眼睛瞪得滚圆，对谁都是一张笑脸。程课长来自研发，有知识懂技术，在我眼里，程课长绝对是老板需要的那种人，但是因为性格太直，很难和人沟通，最终还没干满一年，就辞职走人了。
那是生产旺季，车间人手紧张，为了赶产能，程课长带着十几名现场管理干部，到生产一线开辗光机、攻牙机、打包装、组装自动器，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几乎每天都在员工后面下班。进过工厂的人都知道，生产线班组长的职责是参与现场管理，调试生产设备，平日并不需要直接参与开机生产。程课长的这种做法，时间长了，部分班组长就受不了了，背地里对程课长传来各种说辞，有人叫他周扒皮，有人叫他台湾佬，甚至有人骂他是狗汉奸、老板家的狗……这些诋毁之辞没过几天就传到了程课长耳中。程课长私下找了五六个人调查情况的时候，不知道谁借机向他反映，说那些话都是我骂的。我听说以后，就像哑巴吃黄连，真是有苦说不出。这种事，你越解释越说不清楚，只能保持沉默，让人家来找你。
程课长并没有来找我算账，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一些重大的事情他只找组长商讨，把我晾在一边。那几天，据说还有好事者讨好程课长，说我是通过某某经理的关系才被提升为车间领班的，其实那个时候，艾美特的晋升制度非常严格，脱产培训、毕业演讲、人事考评、上岗实习等等环节，一样不合格就会被刷下来。我当上领班，有的同事心里嫉妒，暗地里有人偷偷把M4的丝攻换成了M3的丝攻，造成了一大堆返修品，当然，这个人也没有彻底坏透，他这样干并没有造成零配件报废，只要将不良品用M4丝攻重新攻一次牙就可以了，这事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
话说程课长对我靠关系当领班这件事非常不齿，他是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对程课长来说，这的确是个敲打我的好信息。当天上午他就含沙射影的找我谈话，话里夹杂着警告和诫勉。恰巧这天我感冒发烧，中午高烧达到了三十九度，公司医务室的老太太给我开了几片退烧药，劝我回去好好休息。服药以后，本来我还想坚持上班，怎奈药力加上高烧，整个人变得昏昏沉沉，瞌睡难忍。我只好打电话向程课长请了半天假，爬上公司303宿舍，借同事的床躺了下去。这一觉，从中午十二点多一直睡到晚上九点同事下班。当同事把我摇醒时，我一看手机：妈呀，我怎么睡了这么久？老婆打了七个电话，程课长打了三个电话，都没有吵醒我啊！我浑身软绵绵地直向同事诉苦。同事说：没接就没接，回个电话就行了，都是高烧闹的，赶快起来吃点东西吧！我说：我还是回家再吃吧！说完我就挣扎着起身走了。
到家以后，老婆指着放在茶几上的一袋花生对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你看你们程课长多好，知道你感冒了，特意称了几斤花生到家里看你，可你就是不接电话。我不由一愣，赶紧问道：他说啥了没有？老婆说：他问你干啥去了？我说你上班去了。他说你高烧发的不轻，请假了。我说我不知道，也没见你在家。他让我给你打电话，我也着急了，可是电话打死你都不接，程课长等了半小时就笑呵呵地走了。老婆如实告诉我事情的过程，说完了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狐疑地说：不发烧啊，那程课长怎么说你发烧了呢？边说边去锅里给我盛饭。我心里想，这下真的完蛋了，事实摆在眼前，连老婆都不相信我，程课长怎么会信。我心里咯噔一声，心想：程课长误解越深，我们之间的疙瘩越发解不开了。从此以后，程课长对我完全有了看法。有一次我管理的班组发生了一次小工伤，他狠狠地处分了我一次。他舒服了，我心里反而稍稍安稳了一些。其实自始至终，我心里从来没有因此而记恨他，日久见人心嘛，后来我索性把所有的心思全放在工作上，他对我的态度反而没有之前那么冰冷。
又过了半年，程课长因为工作上的事，也有人说他找到了龙华一家公司当工程师搞设计，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辞职走了。临行的那天，一些人为了避嫌，躲得远远的，只有我一个人帮他搬运行李，为他送行。
二零零九年，我考完了华南师范大学成人自考专科学历的所有科目。拿到毕业证书的那天，我的心里毫无喜悦，只有刻骨铭心的疼。当年，假如我有机会继续上学，九八年我就能拿到大学毕业证。而十年之后，当我真正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刻，却不敢将这本迟来的毕业证书拿给我爸看，因为一年前他突发脑溢血，卧床不起。生性刚烈老人，再也经不起任何刺激了。
人生就像一局棋，哪能容许你悔棋。这些年我走北闯南，一路前行，无怨无悔。我要感谢克扣过我工钱，欠过我六千六百元元钱的那位远方亲戚，他的不仁不义使我离开了新疆，却选对了深圳；我要感谢生活中经历过的那些磨难，它使我在苦难面前挺直了腰杆，成长为一个思想富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