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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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节一过，家里为我下乡开始忙碌起来，原来一只红漆木箱经我哥改造被加高近一尺，足以塞进两床被子。哥还为我赶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三合板钉成的电匣子用油漆刷了两遍，顶着喇叭的板面镂刻了花格。
母亲最不放心我的是一日三餐，因为我去的不是集体农场，得自己解决温饱问题，不像农场有食堂，拿我老妈的话是“没有大块头师傅管饭”。所以，她认为很有必要将我恶劣至极的烹饪技术‘恶补’一下。跟着母亲做了几天“伙头将军”，我的厨艺并不见长，她大概也看出来了，女儿心猿意马，人虽然在厨房系上围兜，但心无意烟熏火燎的灶台。不过，善于归纳的我将母亲不厌其烦说了数遍的话语总结了一下，得出几条伙夫注意事项：一要少放油，二要少放盐，三要多吃蔬菜，四是不能天天吃腌制食品，五是不管多累多穷都得吃早饭，六是一日三餐最好定时定量，别胡吃海塞…一共得有十几条。当然，注意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隔夜蔬菜不要乱吃，浇过人粪的瓜菜必须多洗几遍，她都翻来覆去嘱咐到了。
到了乡下，才知道母亲为我配备的‘厨房规则’基本实用，但不能机械照搬照抄，若无变通，说句笑话，非饿出人命不可。譬如第六条，一日三餐最好定时定量，那条规则对城里人有用，对咱农村好像失灵。尤其是夏秋两季农忙时，一切服从农时农活，一切服从队长的哨音，下工、吃饭几乎没有准时过，全赖大家伙干活效率和老天爷的恩赐。七八月份，太阳烤着背，晒得豆瓣大的汗珠往下直滚，我身上军装像在卤水里浸泡过似的，背上的盐粒白花花的。村里人开玩笑说：要是把大家衣裳脱下煮煮，准能熬出两斤盐来。
七月上旬，正逢夏季稻收割、秋季稻插秧（谓之“双抢”），台风却偏爱这时候光顾，窜到岛上肆意捣乱。夏粮成熟时，台风如果是在“双抢”后半截，那一天18个小时以上这样高强度的劳动，用不了几天。但是，台风若如洪水猛兽似地早早扑来，台风预报消息一来，田头村上的大喇叭就一遍遍插播县里关于抢收抢种的紧急通知，各家各户年龄稍大的娃一听见村干部在大喇叭里喊，就不用父母交待拿起家里的一把把镰刀，蹲在河边嚯嚯嚯地磨了起来。台风将来未来的那三四天里，生产队正副两个队长半夜轮值，借着星光绕着队里小河两岸的百余亩谷地查看一遍。他俩一个三十来岁，一个年近花甲，后面跟着全村一百多张嘴，谁也不敢大意，生怕乌云低沉，天空变脸太快，台风抢道而来。
瞧那大喇叭一日数次念叨台风的光景，全队的男女老少不用队长督促，人人争当“抢手”、“快手”，连八九虚岁的娃也到地里弯着腰，跟着大人被毒辣的太阳一晒一整天。他们和我们知青都不能眼看弯弯的谷穗进仓前将被淹没或倒伏一片或连根拔起，于是“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跟前来支援的解放军官兵一道抢在台风到来前披星戴月收割稻子，至于按时守时吃饭早被抛在脑后，谁也不会拿它当回事。
我下乡第一年住房东家时，夏天凌晨两点或拂晓前早起拔秧苗，房东准备了油贴饼、炒年糕，我还能往嘴里塞几口美味。后来，队里为知青盖起了房子，搬出房东家后，我得自己养活自己。午夜为了能多睡一会，凌晨两点早起干活我从不吃饭，都是空着肚皮去地里干活，人被叫醒了，其实肚子并没有苏醒，所以不会感觉肚子饿。遇到台风半夜需抢收谷子，我为了挤出时间晌午床上伸腿眯一会，一天至少十五六个小时劳动就只吃两顿饭，下午用瓜果顶顶。要是割稻割到午夜，我也是喝几口加点糖的白开水就上床，不像左邻右舍的老乡正经八百地吃夜宵。
那几年，我们每个知识青年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说实话，刚去乡村头一年，若无国家或家庭接济，仅凭我们的双手解决一日三餐的食粮恐成问题。当然，我在农村劳动时，每年都有几次肥鸡婆、麻鸭子慰问辘辘饥肠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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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差不多都已经是快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未被归依到成年人堆里，但城里不给工作也划拉了我每月28斤粮票。要是我这“黑户”不去乡下与泥腿子为伍，吃不上饭不说，我肯定‘坑爹’，让将到退休年龄的父亲失去‘饭碗’失去编制。父亲四十岁时给了我生命，我不能在他离退休门槛一步之遥时失去享受颐养之年的幸福。所以，没经学校动员，不用父亲工作的单位干部上门劝说，也不用居委会主任阿姨、组长大娘的苦口婆心，我和好多同学高中毕业前就写了决心书糊在校门口，就差拿根大号缝线针什么的往手上一扎，挤几滴血在雪白的手帕或纸上写血书。据说我们那会儿真有人这样做了，但是有个在一纸誓言里拍着胸脯的同学，他就仅仅因为比没写‘血书’的同学晚去了乡下大半年，直至今日依然还有倔强到底的校友对这事耿耿于怀，一有老同学集会、校庆，弄不好就有人翻老黄历算旧帐，‘馊气馒头’发毛都几十年了还非得重返笼屉隔水隔气蒸一蒸。
其实，用墨写决心书、用血写战书的都是讨了巧，都是迎合了那个时代的特别需要，都是将银光金粉贴在自己脸上，说起来也算五十步笑百步了。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不写决心书照样得去农村，照样会管不住自己的天然‘血脉’——城市户籍。所以，与其闷声不响等待被‘发配’，不如自个翻江倒海涨潮一回汹涌一回大浪淘沙一回，既表了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与农村相结合的‘吃了秤砣’的决心，又让老师、学校吃了‘定心丸’。那时，糊在学校门口的决心书或长或短或深情或直白，一如今天的高考成绩榜，都是学校必须向社会展示的，只是时代不同内容不同罢了。
我很快去了本地农村，和红猛日头（海岛俗语）一道开工一道收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盘中餐里有老乡造房上梁时送我的一只凉盘大的乌馒头，过年前我不做年糕但我屋里的年糕足够我吃到来年春。两季稻每逢出浆，靠近农舍的田垄常常被队长撒上点农药，房东院里偷吃集体稻谷的鸡呀鸭呀小腿一蹬，不管大人喊我还是院里小孩叫我，我兴高采烈地跟他们一起大快朵颐。那几年，吃了好几回刚出锅的辣子翻炒鸡（鸭）肉，从来没有不良反应，也不怕自己被毒倒，因为没有肉吃比死也好不了多少。我的好多同学在农村劳动，虽然辛苦虽然肚中少油，但许多人都长壮实长胖了。拿我妈的话说是：比起区边疆支边吃黑馍、住地窑、冬天一流蛤拉子脸就结冰的表姐，我这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算是‘老鼠翻进白米缸里’嘞。倒是不用吃黑馍，不用种高粱玉米，住的是带院子的平房，前面是芥菜园，后面是小竹林，我在乡野的风里行走了三年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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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插队落户期间，腰包里的钱不多，但我还是自费订阅报刊杂志，邮电支局俞姓投递员见我信函往来不多，便跟我说好他两三天给我送报一次。加之生产队读报员的身份，我大概算是知青队伍里手中书报种类较多的一个，中文报纸有《人民日报》，外文有《中国建设》，还有政论性杂志，加上跟我一起下乡的英语九百句伦敦原版书，还有几本小说。闲暇之余，我这种地种菜的农民时常在中文、外语中间倒腾，老乡个个对我友好，没有人站出来批评我不合时宜（乡亲们的厚道，我且记着呢）。当然，生产队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写批判文章的事我只好当仁不让，遇到生产大队向公社递交大批判文章的任务也由我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我读那些报章不是生吞活剥，也没有被它们五迷三道，我重点揣摩议论文的写作方法、语言铺排和语法运用，也读报纸副刊的诗歌、散文、小小说，读书看报对提高写作水平和阅读能力，终归有点帮助。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我第一次读方志敏牢狱里所作的《可爱的中国》《清贫》，大概在1975年前后，可惜登载方志敏传世之作的杂志1985年我生娃搬离娘家时被我处理掉了，当时还有许多现在看来蛮有收藏价值的书籍被我扔掉了，现在想来不免陡生遗憾。
在生产队劳动时，有一年冬闲时被征召去码字，坐在公社静寂的会议室，专门为我们生产大队撰写“农业学大寨”先进事迹，文章写好后由公社党委、武装部、团委等机构递交县里参评。所谓先进事迹，也无非说说党团员怎么战天斗地，在冬天寒风里挑灯夜战挖土填土；社员们怎么脸朝黄土背朝天育苗、播种、扬谷、收获，取得粮食的丰产高产；写写武装民兵们怎样扛枪训练、怎样随时做好实战的心里准备；还有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孙少安那样，讲一讲村干部怎样敢于带领乡亲们走发家之路，靠山吃山，组织农民取土、炼土、制胚、烧窑……实不相瞒，我们村当年有两爿村办工厂和一个烧砖的轮窑，村民的日子大多过得去，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农户极少。
在公社码字的那些天，每天跟一帮公社干部吃食堂大灶，有时还特别愿意帮大厨工劈柴烧火，看围着半截布兜的厨师在狭小的厨房忽而乒乒乓乓剁肉酱，那贼笨拙的案板中间已经凹陷成一个天洞；忽而劈劈啪啪拍打不甘死亡的河鲫鱼；忽而又哧溜哧溜地在硕大的铁锅里爆炒蒜白，炝得锅沿下往火灶里添柴的我忍不住站起来，跑到院里哼哼哈哈好一阵呛。
“回来，快！”正在厨房忙碌的大师傅大声喊我，我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跳进厨房，将快要掉出灶膛的柴火用手快速推进去。
“哎哟，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我舀起一瓢水，往热气腾腾的手上泼水，用手摸了摸脸，惹得老厨工在一旁哈哈大笑，原来我脸上一道黑一道白，我照了照食堂门边镜面脱斑的旧镜子，这不知哪年哪月哪个爱美者或好心人把家里的镜子归置在大烟囱底下的屋子里。
那公社食堂（还有供销社）的午餐，我觉得是我此生吃过的最好吃的饭。回生产大队前，我跟公社一位领导一本正经地说：“陈书记，别忘了把我这几天的工分划到我们大队。”咱不能替公社做事，让生产队记工分，我去公社摇笔杆子前大队书记特意提醒过我。这大概是我人生中因为念书写文而挣到的第一笔可观的‘稿费’，以我每天六个工分计算，每天收入约七角，按当时糙米每斤0.138元计价，可买粮五斤，够我吃七八天的；写一天高调文章也可在供销社工作的表姨那儿换几斤柴油，型号忘了，不记得是“0号”还是什么号的。幸好，浙江农村的人力值较高，一个女人劳动一天可兑换几斤柴油，再添几分也可上公家的肉铺割一斤肉。
在村里劳动时，我经常用火油炉烧饭解决吃饭问题，尤其是农忙的时候，几乎不烧柴草。因为烧柴草时得有人在灶下续柴，起码得呆在屋里，否则不安全。而农忙时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下一餐的菜米，就只能将火油炉点上先煮水，然后以百米跑的速度拿着半碗米去小河边淘洗。最多时我烧水煮饭一天烧过快一斤柴油，就为煮几个‘洋芋蛋蛋’，就是北京知青当年在陕北梁家河、在冯庄、在清平湾插队落户时经常吃的那种块茎。
转眼，离开乡村48年了，我还会常想起收容“五谷不分”的我那小小的村落。有时候也傻想：如果没有国家允许我们知识青年返城，依我现在这样年龄，我想田野种地或许不用去了，但会在耕具和牛栏旁早上蹲在河岸钓鱼，下午躲进别人天地间劳作的声音里读几行诗歌，看几页哲学书，写几行先人生活的小说，或者摇头晃脑饶舌几句渐渐生疏生涩的英语，在农村小院养一群鸡鸭，种几颗白菜瓜果，偶尔接待几个城里来的亲朋好友，月色下一起回望我们的花样年华……
于我而言，三年余九个月上山下乡只是一个经历，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生活再艰辛他手里的书报和惜书之情也是轻易不会丢掉的。因为，如果生活中没有书读了，那过日子才叫苦难、苦涩。书之于人，那是“落难”时的自赎，那是平静时的动力，没有人能分担我岁月的坎坷、命运的不济，更没有人能偷走我阅读的自信和写作的自娱自乐。
我曾经在四十多年前的乡村日记里写道：下乡三年多，让我向往土地的胸怀，把自己从外表到内里都种进山的青绿里，种进水的清澈里，种进种子的忠实与坦荡里。从此，我不用标榜自己当过农民，因为我生活、我做事、我待人接物，都明显带有农民的风格、农民的谈吐、农民的举止。我农民的韵味，大概这辈子就死抱住不放了。我的几位朋友，都很包容我这个“心里没有沟沟坎坎”的‘土老冒’。我很知足，我就想做一个简单敞亮的人，像土地那么敦实，那么朴素无华。
于今，我依然爱用农民勤劳的方式，用土地丰饶的方式，用种子繁衍的方式，把自己对乡野的思念、对庄子的思念播进文学的黑土，在24个节气里种下，谁也别想偷走我的记忆，那种与谷雨芒种有关的日子，那种与播种、盛华有关的日子，在我手心里转换成对淳厚、对敦朴追忆的琐记。我想说：劳动是一种美德。
2012年早春于半岛护城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