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我总以为，黄土高原上的风是有记忆的。每当暮色四合，那挟着细土的风掠过沟壑梁峁，便会把一些深埋的往事翻搅起来。这时，我便会想起奶奶，想起她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温暖的手，想起她坐在窑洞门前讲故事时被夕阳拉得老长的身影。

我记忆的这个奶奶是我母亲的母亲。在宁夏南部山区，管外婆叫“外奶奶”，我的称呼里从来没有一个“外”字。我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母亲，听说父亲的母亲在一次窑洞炕头着火中，不幸离世的，那时我的两个姐姐还小。我出生后，照看我的只有妈妈的母亲，我的奶奶。

我奶奶在外爷家生过三个孩子，是妈妈、姨姨和舅舅，后来舅舅夭折了。外爷为了续香火，又娶了“小婆”。就这样，奶奶被父亲接来我们家，从此成了我生命里最亮的那盏灯。

奶奶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裳，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紧紧的髻，用白色的网兜罩着。戴一顶白帽子。非常干净。奶奶很勤快，帮妈妈做家务，给我姊妹们缝补衣服，我出生就由奶奶照管，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她每次对我招招手：“碎娃，来，让奶奶瞧瞧。看我的蛋娃长大了吗”她的声音清脆而温暖，每次见到我，她就开心的笑。

奶奶识得字，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稀罕事。她娘家原是地方上有名的望族家庭，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夏天的夜晚，我们坐在窑洞前的石碾上，她拿着鞋底，开始讲那些古老的故事。她不光讲《三字经》《百家姓》，更擅长讲薛刚反唐的悲壮、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忠勇、穆桂英挂帅的英姿。她讲故事时，声音会随着情节起伏，讲到薛刚哭坟时，她的声音会低沉下去，像地底流动的暗河；讲到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时，声音又陡然高亢，如唢呐穿云。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影响着我后来的演讲。

那些故事，经她带着西北方言腔调讲出来，便都染上了黄土的颜色。她说杨六郎镇守的边关，就像我们这里的古长城；她说穆桂英骑的战马，跑起来就像沟壑里刮过的风。我常常听得入迷，夏天的夜晚，直到月亮爬出山头，洒下一地清辉。第二天到了学堂，我便成了同学们围拢的中心，我把奶奶的故事添油加醋地讲出来，看着同学们惊奇的眼神，心里满是骄傲。

奶奶有双巧手。在我们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她总能变着法子做出美味。最简单的荞麦面，她能做成饸饹、剁面、圪坨；土豆在她手里，能变成洋芋擦擦、洋芋愣愣、洋芋滩馍馍。最难忘的是她做的黄米馍馍：把软米和黍米按比例调和，发酵后包上红枣豆沙馅，蒸出来的馍馍金黄油亮，咬一口，绵软香甜。我记得，村里家家都请奶奶去指导做饭，她从不推辞，这家进那家出，成了全村最忙碌也最受尊敬的人。

但奶奶最拿手的，还是她做的那一碗羊肉小炒。奶奶有点肉，总舍不得吃，放在后窑的蒸笼里。一直等我周末回家。她把羊肉切成指甲盖大小的丁，配上自家晒的红辣椒、野地里的地椒叶，在奶奶住的窑洞的一个偏窑锅灶上，用心的炒起来，那时的木材火炒的羊肉不知道咋那么的香。炒好的羊肉臊子装在瓷碗里。等我放学回来，她就下一碗手杆面，浇上一勺臊子，再撒点葱花，整个院子都飘满了香味。我高兴地大口吃着，她就坐在旁边看着，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像雨后的黄土坡。

奶奶极重视我的学习。每天我背着书包回来，她总要在院门口迎着，第一句话永远是：“今儿个学得咋样？”她的文化不足以检查我的作业，但她会摸着作业本的封皮，像是抚摸一件圣物。当我拿回奖状时，便是她最高兴的时候。

我的每次奖状，都是奶奶为我展示。她先用笤帚把土墙细细扫一遍，再用最细的面粉，在铁勺里加水熬成浆糊。贴奖状时，她让我站在远处看歪正，她则踮着小脚，一点点抚平红纸上的褶皱。年复一年，她住的窑洞墙上，渐渐被我的奖状覆盖，从炕头一直贴到窗台。每逢有人来串门，她必拉着人家看墙，用手指着那一张张红纸：“这是三好学生的，这是数学竞赛的……”她的音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有次我听见她对着隔壁的王奶奶说：“我的这个娃娃，很听话，他学习也好呢！”那时我不懂，后来才明白，她把对文化所有的敬畏与向往，对我最大的希望都贴在了这面土墙上。

奶奶常对我说：“奶奶没有儿子，以后你就是那个给我上坟、永远记我的人的人。”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实。但我能看见她眼底深藏的期盼——在那个重视香火传承的乡土社会里，她把我当成了她生命的延续。

因此，她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了我。家里养的母鸡下的蛋，她一个个攒在瓦罐里，藏在粮囤深处，隔三差五给我煮一个，或是炒在饭里。她自己从来舍不得吃，我让她吃，她总是说：“奶奶老了，吃什么都一样。你正在长身子，要营养哩。”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周末午后。我刚从学校回来，饿得前胸贴后背，肚子咕咕的叫。奶奶正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炒着鸡蛋，香味飘得满窑都是。我咽着口水，眼巴巴地等着。就在这时，门外来了个“要馍馍的”——那是个逃荒过来的老人，衣衫褴褛，手里拄着根棍子，眼神浑浊。

奶奶放下锅铲，走到门口。那人颤巍巍地说：“老姐姐，给口吃的吧，三天没吃饭了。”奶奶二话没说，转身回到灶台前，竟把刚炒好的一大碗鸡蛋，连同一两个黄米馍馍，全都端给了那个陌生人。那人千恩万谢，蹲在院墙根下狼吞虎咽起来。

我委屈得直想哭。奶奶走过来，摸摸我的头：“我娃乖，人活世上，谁都有个难处。咱们少吃一口饿不死，可这一口说不定就能救一条命哩。”她重新和面，给我做了一碗素汤面。那碗面里只有几片菜叶，我却吃得格外香甜——奶奶把一种比鸡蛋更珍贵的东西，种在了我的心里。

奶奶是在我考上县中学的那年秋天走的。临走前，她已经病得很重，却还强撑着给我做了一双布鞋。她说：“县城路远，你穿上，好好的念书。”

奶奶，她走得很安详，像一片熟透的叶子，悄然飘落，她那双忙碌的双手才平静的舒展开来。

送葬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人们念叨着她的好——谁家媳妇坐月子，她送去红糖小米；谁家老人卧床，她帮着缝洗衣服；饥荒年月，她省下自己的口粮接济更困难的人……爸爸的哭声在黄土沟壑间回荡，悲怆而苍凉。我走在奶奶灵体最前面，忽然明白了“念索”二字的重量——我不只是在为她送行，更是在继承一种活法。

如今，我也离开了那片黄土地，在城里安了家。但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奶奶，想起她讲的薛刚反唐，想起她的羊肉臊子，想起她贴奖状时专注的神情。她一生都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粗布麻衣，粗茶淡饭，可她却是我见过最富有的人——她富有一肚子的故事，富有一村庄的敬爱，更富有如黄土般深厚、如泉水般清澈的品德。

奶奶的窑洞早已不再住人，墙上的奖状也早已被岁月漂白。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褪色。奶奶就像西北高原上那盏古老的麻油灯，火光不大，却足以照亮一个孩子前行的路。在这纷繁的人世间，每当我要迷失方向时，总能看见那点光亮，已成万道光芒，在记忆的深处，永远静静地、温暖地燃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