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之间

村庄与村庄之间，有一条物质与情感的纽带，一条土路。它正南正北，一头是北马村，另一头是南马村。约三百来米，不宽不窄。

而今，它被遗忘。这里是华北平原最西端，西望是太行山余脉。村庄的土层下面有很多河沙，证明在久远的年代，有很多河流。那时，草木葱郁，人烟稀少。马村的田野里发掘出了先商居民遗址。到了汉代，据说一位姓马的守墓人居于此。于是，靠北的村落叫北马村，靠南的村落叫南马村。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从遥远的时空回到我的记忆中。

春天，暖意升腾。路边的田地里麦苗返青。风骤起，土路上的尘土打着旋儿。一位缠着脚的老奶奶佝偻着身躯，左臂挎着一个竹篮，头上裹着羊肚儿手巾。篮子里是烧饼。她慢悠悠地行走在土路上，到邻村去卖。

夏天，万物繁茂。土路两旁的玉米长高了。尤其到了黄昏，邻村的亲戚来串门，要回去了。那些年，人们很少出远门。村庄之间联姻频繁。这时候，总会有人在村口，高举着手电筒。光在土路的上空直线传播，为行人壮胆。

秋天，农人将有事于西畴。收玉米，犁地，播种小麦。土路上异常忙碌。人们用木制小车，拖拉机，运送肥料。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路旁草丛里的昆虫，吱吱吱，响个不停。西山的落日将天空染成暖融的色调。喜鹊在踱步，麻雀在群飞。温润的泥土是最真挚的抒情。

冬天，好大一场雪。土路与周遭的世界，连成一片，白茫茫。小学三年级的我们，拿着小板凳，踩在积雪上，兴高采烈，到邻村小学去参加期末考试。中午，回来了。阳光撒在积雪上，耀你的眼眸。春节临近，一切都是欣喜的。

土路的东边，一直遗留着几只酸枣。酸枣灌丛根部有几块岩石露出地面几个角。它们好似雪白纸张上的一丁点儿墨迹。我一直对这几支酸枣感兴趣。我猜想，它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它的存在应该早于这条土路及周围的村落。

我在这条土路上学会了骑自行车。二八大杠，挎三角蹬，栽倒在路边的土坑里。有一年的夏天，下了一场冰雹。北岗西瓜地里的西瓜，也成熟了，也被瓜农放弃了。干农活的人，口渴了。就试着找一个看着还能吃得吃几口。我们一群小伙伴，也吃了几口。我们没有干农活，而是漫天野地得瞎转悠。中午到家，腹痛，很痛。才意识到被冰雹砸了的西瓜是不能吃的。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邻村医务室打针，因为离得近。车轱辘在土路上飞奔，压到小石块会弹起，颠得我腹痛加屁股疼，印象尤深。

现在，我长大了。回到村里的时候，我就去土路上走一走。慢慢地走，我就想啊。小时候哭了，很快就笑了。小时候不满意了，一哄，就满意了。小时候翻脸了，一会儿就忘了。

只是，我一直惦记着村庄之间的这条土路。

我走在土路上，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我主动并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我小的时候，他还年轻。他爽朗的笑容，稳健的步伐，我还清楚地记着。这蹒跚的脚步突然令我有些伤感。于是，我安慰自己。人是会变老的。

我走在土路上，想到了冯唐。以当下关照过去与未来。想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像一位客居天涯的游子，有着扯不断的乡土情结。

走累了，我就坐在路旁的田埂上。有几个小孩儿蹦蹦跳跳地到另一个村庄去。她们很高兴，笑嘻嘻。我们没有打招呼，我们彼此不认识。我又想到了贺知章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

一种孤独感涌上心头。陈子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并不需要潸然泪下，却对村庄爱得深沉。我的祖先中是否也曾经有人端坐在路旁，看着远处柔和的山脊，聆听远方的风，赋予万物的天籁。在鲁迅先生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中，阿长帮助迅哥儿实现了一个长久的愿望，买回了“三哼经”。而我也是妥妥的中年人了。浮生偷得半日闲，坐于路旁，回首过往，赏白云悠悠。

如果用存在主义的文学理论审视这条土路。它不曾出现，也不曾消失。在虚无中走向永恒。

现在，衡昔高速的高架桥矗立在土路的上空。桥面上有指示牌，到元氏，到临城。祖祖辈辈，在很长很长的岁月里，悲欢离合，你来我往。于是，村庄里的故事很多很多。村庄里很多很多的故事与这条土路相关。因为它是村庄之间情感的纽带。雷平阳在《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中写道：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家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来耗尽我的青春与悲悯。

对于村庄，村庄之间，尤其村庄之间的这条土路。我对其感情，亦是。我为其命名，为其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