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微风
网站用户
上、 生活篇
1.评奖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生活物价低，所以工资也不高，普通工人月工资是三十多元，每月奖金也就五块钱，年底全年先进奖也不过三五十元，可那时候这个数目已经不算小了。
可别小看就五块钱，它可是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天半的工资，可以买好多东西呢。那时候工人的日工资大约是一块四毛钱左右，五块钱少说也得是现在的一二百元吧，所以，每个职工都十分看重这每月五块钱的奖金，更是认真对待丰厚的年终奖。
那年月时兴“评”奖金。每到月底或者年终，并不是每个职工都发奖金，而是上级发下来一个“红头”文件，文件中规定了得奖“比例”，比方说月奖金发奖比例为百分之七十，年终奖发奖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之类，文件还规定获奖人数只能减少，不得突破。
发奖之前可热闹啦，要召开班组会，车间会，科室会，每个职工都要做个人工作总结，提倡“发扬风格”，多做“自我批评”。
工人一般是在班组会上做口头总结，组长做好发言记录，科室人员则需要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地写出书面工作总结，说说过去一个月或者一年来自己的工作表现、思想表现如何？做出了那些成绩？还有什么缺点不足？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目标等等。
“红头”文件还要求：经验成绩要总结足，问题和不足要找准，于是乎，大家自然就在文件的前半句上下功夫，自我批评就变成了“自我表扬”，大家为了每月的五块钱奖金常常“评”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既影响团结，又不利于工作，效果适得其反。
记得有一年，妻所在的企业评选年终先进个人奖，奖励比例为百分之三十。这年妻的营业收入单位第一，出满勤干满点，从无迟到早退，应该说评个全年先进奖没问题吧，妻对此也很有信心。不料，“光荣榜”一公布，却没有妻的名字，原因是妻不能积极要求“上进”，不主动接近领导。妻回到家里委屈、难过地泪流满面，哭出声来，不住地喃喃自语：“凭什么呀？凭什么呀？这么不公平！”
家人一再好言相劝，许久之后妻才缓过劲来，止住了哭泣。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真是又可怜又好笑，为了一点奖金那么较真干啥？
2.旅行结婚
那年月是福利分房，但是我们打算结婚时没有房子，要排队等候，所以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一直到了三十出头才总算分到了住房。
对于结婚安排这事，我们夫妻二人的意见非常一致：不通知任何亲朋好友，到北京去旅行结婚，看看长城故宫颐和园，也算了却多年的一个美好心愿。
因为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工资每月不过三十多元，我们不想让大家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随份子”（那年月“份子钱”一般是每人一块钱），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也拿不出钱来在酒店里摆酒席请客——尽管每桌酒菜还不到一百元。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相信（有点倚老卖老哈），八十年代初我和弟弟筹备婚事的时候，母亲把我们兄弟俩叫到一起，拿出一千元钱来分成两份，说:“你爸爸到现在还没回来（在中学当教师的父亲因为是“右派分子”正在外地接受劳动改造），家里也没攒下多少钱，你俩每人五百元，看着用吧”。
那个年代物价确实便宜，五百元钱可以买一套简单的家具，像双人床，大衣柜，方桌，椅子，低柜，餐具等生活必需品，但也就所剩无几了，我和弟弟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深知母亲的难处，默默地接过钱来，再没说什么。
我们旅行结婚的时候是春天，那时候也有旅游旺季，天安门，颐和园，故宫，北海公园，大栅栏儿，人们熙来攘往，游人如织。我们从未出过远门，便随着人群随意“流动”，反正人多的地方一定好看好玩儿，那几天是感觉最甜蜜、舒畅、开心和轻松的几天。
为了节约，我们俩从没在饭店里吃过一顿饭，多数是卖烧饼就咸菜吃，多年后说起结婚的事，妻还嗔怪我说：和你去北京旅游结婚，连个北京烤鸭都没尝尝。
最遗憾的是，到了第五天我们才知道，在北京买不到当天去八达岭的火车票（那时候竟然不懂得买长途汽车票），七天婚假快到期了，我俩只好忍痛放弃。几十年眨眼间过去了，时至今日也未再去过北京，未当上“好汉”（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中有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
当我提前一天回单位向组织科长销假时，科长替我们惋惜地说：“嗨，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你也太认真了，万里长城应该去看看，回来补个假就行。”
结婚归来很长时间了（妻都怀孕了），有的老师傅还对我说：“小王，结婚的时候一定提前说一声啊，不然饶不了你。”
后来终于还是被几个平时关系特别好的同事知道了，他们这个拿三元，那个出两块，凑钱给我们买了搪瓷洗脸盆，铝锅，暖水瓶等生活用品，感动得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
3.鸳鸯楼
我们分到的婚房最初是12平米一间的单身宿舍，一家三口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为了解决房源不足的问题，厂里的大多数单身宿舍都分给了年轻职工当了婚房，所以大家戏称这栋单身宿舍楼为“鸳鸯楼”。
“鸳鸯楼”是1958年建造的，所以也叫“跃进楼”。听老同志讲，当年大跃进运动时开展劳动竞赛，这栋三层楼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造完工了，可谓神速。
因为是单身宿舍，所以房间布局是家家门对门，户挨户。到了夏天，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空调”，很多人连电扇都舍不得买，平时用蒲扇降温，晚上睡觉时为了散热就把门的上窗打开通风。
这下可好了，谁家有什么家庭“隐私”都会暴露无遗——哭的，笑的，打情的，骂俏的，打呼噜的，说梦话的，拍打蚊子的，在便盆里撒尿的（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啥动静都有，汇成了一首丰富多彩而奇特的凡间小夜曲。
宿舍楼的公厕是一层楼一间，男女共用，先到先得。由于年久失修，门关不严，在里面“方便”的人如果听见有脚步声走近，必须大声咳嗽“示警”，防止异性“入侵”，或者如厕者推门前先行询问“茅房里有人吗？”避免误闯。所以，那个年代不知哪个机灵鬼就“提炼”出了当时基层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句话：“倒垃圾——”，“换大米——”，“茅房里有人吗？”哈哈！
（注：那个年代，环卫工人每天拉着地排车到处收垃圾，边走边喊“倒垃圾——”居民听见喊声便纷纷拿着垃圾桶出来倒在车里；
农民兄弟骑着自行车，车后驮着一袋大米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换大米——”居民听到吆喝声便拿着其他粗粮（如玉米面）或者废铜烂铁出来交换大米，这有点像古时候人们的商品交换。）
“鸳鸯楼”的厨房是每一层有两间，是用单身宿舍临时改成的“格子间”：把一间单身宿舍用单层砖墙隔成六格，可供六家同时使用。
到了做饭时间那叫一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你来我往，锅勺叮当，烟雾缭绕，一片欢乐忙碌气氛。要是赶上哪家炒辣椒，那就更热闹啦，大家被呛得不约而同地一起大声咳嗽着，苦笑着泪眼相望（“格子间”没安装排风扇，更别说抽油烟机了，烟没地方去只好四处飘散）。
这“鸳鸯楼”堪称神奇，总共三层，包括地基在内全部是红砖砌成，楼顶红瓦覆盖，从上到下没有任何钢筋混凝土构件——不但没有混凝土“圈梁”，门窗上也没有混凝土“过木”。最令人称奇的，是地面（也是下面一层的房顶）也不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板，而是用红砖砌成拱形，然后用砂子灰填平，再抹上水泥就成了光滑结实的地面，这很像是陕北的拱顶土窑洞，很有科学道理。
不过偶尔也会发生令人尴尬的小事儿：楼上的职工在室内浇花或者洒水擦地，楼下的住户就急忙跑上来问：“嗨！老张你家里干什么了？水都漏到俺家饭桌上啦！”
4.抗洪抢险
由于厂宿舍周围都建起了高层居民楼，地势抬高，厂宿舍区就成了低洼的“蛤蟆湾”，每逢天降大雨，厂里都派大卡车在宿舍区大门口倒上一车沙子堵住大门，工人手握铁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抗洪抢险。
洪水倒是被挡在大门外了，却不知道从院里的什么地方冒出水来无处可去，于是就涌入一楼的住户，平地水深及膝，家里的脸盆、饭锅、水瓢像船一样忽忽悠悠漂了起来。
住在一楼的职工“未雨绸缪”，早有准备，先把预备好防水的砂子堵住家门，然后全家老少、锅盆瓢勺齐上阵，往室外刮水，一直战斗到雨停了，院子里的积水消退方才鸣金收兵。
由于当时企业是国企，其他楼房都按照政策卖给了职工，但是单身宿舍楼因为年代久远没办法“房改”，企业改革时，宿舍区就交由改制后的企业“代管”，但是既无维修资金也无处置权，厂里只能拨一点钱小打小闹地修修补补，年复一年，久而久之，鸳鸯楼就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年的一部电影），再无人问津。
还好，这“鸳鸯楼”很是争气，虽历经沧桑，破旧不堪，至今六十余年了，却依然屹立不倒，堪称奇迹，工人因之美其名曰:“楼坚强”！
那个年月，我们一家住在顶楼，夏天下大雨的时候，虽躲过洪水进屋之灾，却难逃雨水灌顶之劫。
下大雨的时候，雨水便顺着楼顶破裂的红瓦漏下来，穿过苇萡抹石灰的天花板滴滴答答地往屋里“下”，于是，我和妻子便愉快地开展“抗雨斗争”。
因为那个年代遇见这种事感觉很平常，有房子住结婚生娃就已经很知足了，当工人的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毫无怨言或者牢骚，这是真心话。
记得有一次夜间，天降暴雨，屋里面也随着“下”起了小雨，而且漏雨的地方恰好就在我们三口（还有不满一岁的女儿）睡的双人床上方。于是，就赶紧拿个脸盆放在床上接雨，脸盆里倒上点水，防止雨水溅出来。
后来又出现新的漏雨点，就再放上一个脸盆，再后来漏水的地方又扩大了，洗脸盆太小，于是干脆把给女儿洗澡用的钢精大澡盆（那可是我们婚后托人从北京买来的，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呢）拿出来放在床上，终于阻止了漏雨淋湿床铺。
但大盆小盆已经占据了几乎半个床，幸好我们夫妻俩都不胖，女儿还小，于是拿两把椅子摆在床沿，加长床的宽度，一家人“横”着躺在床上，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仍然睡得又香又甜。
5.煤气中毒
到了冬季，家家都要储存部分蜂窝煤取暖，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隔段时间就从厂里借一辆地排车，兴致勃勃地到蜂窝煤加工厂去拉煤，我“驾辕”，他们娘儿俩在后面推，冲上一个上坡和打了一场胜仗一样高兴。回来后，一家人又马不停蹄地把蜂窝煤搬上三楼，在门口走廊边整整齐齐地码成垛，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反而感觉快乐而有趣。
但是，一不留神也会有意外发生。
有一次，妻子轮休在家，我因为有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的习惯，所以就早早地出门上班去了。没成想，刚上班不久，邻居家金贵嫂子就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不好了，你‘家里’（就是我妻子）和孩子煤气中毒啦！”
我一听脑袋“嗡”得一声，头上立刻急得冒出冷汗，赶紧给领导请了一会儿假，骑上自行车拼命往宿舍赶。还没进家门就见门窗大开，妻子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宝贝女儿脸上挂着泪痕，我心痛得简直无以复加，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们娘俩。
幸亏妻子因为醒得早，感觉头晕气短，浑身无力，意识到可能煤气中毒了，于是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打开房门，这才没有出大事儿，事后想想真是后怕，用“细思极恐”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6.考成人大学
三十五岁那年，为着考上成年大学，我几乎拼上了性命，单位领导非常支持我入学深造，考试前给了我一个月复习时间（遇上好领导是一种幸运和福气）。
那年月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是12平米一间的“鸳鸯楼”单身宿舍，屋里自然是一没有卫生间、二没有厨房的，于是，如果妻休班或者早班下班后，我便让她带着女儿出去玩，而我几乎足不出户（不怕您见笑，就连小解都在屋里解决），天天是馒头夹蒜蓉辣酱，泡方便面吃，晚上复习功课直到凌晨两三点。
考试的前一天，偏偏患了感冒，我拿出体温计一测，好家伙，40度！医务室医生说：“你这是病毒性感冒，没有什么特效药，休息两天吧。”说完便给我开了三天病假条，让我卧床休息，多喝白开水，这让我从心里感激医生。可是不行啊，明天就要参加成人高考，我只好把病假条放进口袋，咬着牙参加考试。
进了考场，我完全忘记了病情，只是大汗淋漓，握笔的手臂上流出的汗水把试卷都浸湿了，考试结束，整个人几乎虚脱。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汉语言文学专业班，大概是复习时太过拼命，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感觉身体状况极差，胃痛，连上楼梯都感觉心慌气短，我便去省立医院看中医。
做完钡餐透视，一位老医生给我把了脉，摇摇头和善地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是‘气血不足’，与大脑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得不到休息有很大关系，而且吃饭不规律，造成了胃炎，今后不能再这么熬夜用脑了，应该注意休息调养。”
我不无沮丧地回到家，便想放弃入学，当我把这一想法向组织科长反映了之后，科长不赞同我的做法。他对我说：“你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恨不能搭进半条命才终于接到录取通知书，放弃这次深造机会实在是太可惜了，你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还是接受了组织科长的建议，按时到大学报到入学。三年的全脱产学习，加之处于同学间快乐、轻松、友好、毫无猜忌、毫无利益纠葛的良好氛围中，身体渐渐好了起来。现在想来，真多亏那位组织科长的劝慰和鼓励，不然前功尽弃，绝不会有今天的这点进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时常记起并且感激那位组织科长，不知他如今安好否？
7.遗憾
妻子嫁给我，没少吃苦受累，我自知亏欠她很多，妻至今常说，这辈子跟了你没享过福，没沾过光，对于妻的说法，我确实无话可说。
后来，我当了办公室主任，正赶上企业“改制”，集团老板霸气地宣布：取消一切星期天节假日，为发展企业“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何其悲壮）！”。工人们总结出当时的工作时间是“早七晚八，星期天白搭”，“早六晚九，节假日没有”，这话半点也不假。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小跑一公里赶早六点的第一班公交车去上班，提前一个小时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坐最后一班公交车九点多到家是家常便饭，如果回来要写材料，有时凌晨两三点才睡，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多年。
说实话，一生最大的、无法弥补的遗憾，是没有注意到女儿是怎么长大的，父亲、母亲是怎么“突然”变老的，他们的背是什么时候开始驼的？他们的步履是什么时候开始蹒跚的？相信那个年代有许许多多的同龄人都会这样说：那些年谁都对得起，谁也不亏欠，唯一对不起的是陪伴你的家人，是时刻挂念你的老父老母！
记得父亲被打成“右派”到外地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我和弟弟才五六岁，一直到改革开放，父亲才得以落实政策回来重新工作，算起来，已经过了二十年。二十年啊，占去了母亲几乎全部最美好的时光。二十多年里，做中学教师的母亲，以微薄的工资，独自把我和弟弟抚养长大，无论生活如何清苦，母亲脸上总是带着慈爱的微笑，让我们兄弟二人面对困难勇敢前行，后来我们兄弟俩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企业的中层干部，而母亲的两鬓却过早地染上了霜花。
对父母和家庭的亏欠和内疚，此生难以补偿，无以报答。
下、亲情篇
8.女儿的短信
记得每天不到六点就早起上班的那个年代，有一次气温骤降，一不小心和感冒交了“朋友”，连发烧带咳嗽，搞得我狼狈不堪，无奈手头还有一大堆工作，只好咬咬牙坚持着到公司上班。
中午时分，腰间的手机“叮零”响了一下，我打开一看，是上中学的女儿发来的短信（那个年代还没有微信）：爸爸，你好些了吗，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累，按时吃药，多喝开水。你的女儿。
我一连把女儿的短信读了好几遍，不觉两眼有点湿润，心里涌上一股暖意。这虽然不是女儿头一次通过手机短信问候我，还是依然让我感到无比欣慰。直到现在，每逢我和妻到了生日那天，如果不是休息日，女儿不能请我们吃生日宴，也一定会收到女儿的祝福短信：祝爸爸（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心如意。爱你们的女儿。
也许与平时的家庭教育有关系，女儿从小就懂得节约：铅笔短得快捏不住了她还在用，我找个金属毛笔帽，把铅笔头屁股插在笔帽里，还可以用几天，橡皮使得只有玉米粒儿大小了她还舍不得丢掉。女儿小的时候爱吃烧鸡，但由于“孔方叔”不允，平时买得极少，偶尔买回一只，女儿却频频让我和妻快吃，等一家三口吃完饭，盘子里竟还剩下两只鸡腿，一只鸡翅。妻问女儿：“爸爸专门给你买的，怎么吃这么少？”女儿说：“俺舍不得吃，留着下次再吃”。
直到上初中，女儿从未庆祝过生日，既没有生日礼物，也没有浪漫的“PARTY”，但女儿一点儿都不介意，依旧专心地读书、学习。往往是生日过去好长时间了，女儿才恍然大悟地“兴师问罪”：“好啊，妈妈，我的生日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告诉我，哼！”
9.伺候月子
女儿两岁的时候，妻休完照顾产假去上班了（妻年近三十岁才生产），于是，就由我带着女儿。妻的单位职工上班时间是早五点出门，下午两点回家，这叫早班，如果是上午十一点出门，晚上九点多回家，这就叫晚班。
妻上早班的时候，早上四点多就要起床洗漱，带上早饭准备出门，因为她们单位的通勤班车早上五点准时接职工上班，早六点公司车队就开始发第一班运营车。
早上不到五点正是天最黑的时候，我哪里放心让妻一个人在郊区（那年月我们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漆黑的马路边上等车，每逢这时候，我就要早起陪妻子一起等候通勤班车。
那才叫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睛，盯着马路尽头，看有没有汽车大灯闪烁；耳朵，要竖起来，倾听着楼上睡梦中的女儿是否会因为渴了，尿了，做梦了而突然醒来？会不会因为见不到我们而哭泣？会不会一不小心掉到床下去？
等看到汽车大灯在远方闪烁，最后由远而近，在昏暗的路灯下显现出通勤大客车的轮廓之后，我便健步如飞，三步并作两步，五台阶并成三台阶地“窜”回房间，看到女儿安然无恙，睡得正甜，这才长舒一口气。
妻上早班走了之后，不到六点，我也起床开始准备早晨的“功课”。
女儿是冬季最冷的一月出生的，那时候我们不想麻烦老人，就自力更生，由我来照顾妻子“坐月子”。我上班之前，要先把足够的洗干净、开水烫过、晾干叠好的尿布准备好（那年月还没听说尿不湿呢），再把她们娘俩的便盆儿放在屋里，然后严肃地叮嘱妻子不能出门，不能沾冷水，只能在屋里活动，大小便必须在屋里解决等等，一切安排妥当了，才放心地去上班。
下班回来，第一件事是倒屎倒尿，然后就是给女儿洗尿布。那时候我给自己规定，晚上睡觉前不能有一块没洗的尿布，不然睡不踏实。所以，常常是一直到了半夜十二点以后，我和女儿还在开展洗尿布“大战”——女儿不停地尿，我就不停地洗，一直洗到上床睡觉前没有一块可洗的尿布为止。小小的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拴着好几条绳子，绳子上挂满了女儿的尿布，像一面面各色旗帜，我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睡得特别踏实。
10.带着女儿去上班
冬天起床，至少要比春夏提前半个多小时。因为屋里冷，冬天穿的衣服又多，所以用的时间就长——先是打开蜂窝煤炉，让屋里升温（发生煤气中毒事件后，采取了防范措施：拆掉一块窗玻璃，用厚纸板做了一个带弯头的方形漏斗安在上面，既透气又防止往屋里灌风），再把未洗的尿布洗干净，用开水消毒后晾起来，然后准备女儿的早饭。
女儿的早饭（蒸鸡蛋羹，或是下挂面卧鸡蛋）做好了，我就开始哄着女儿起床。两岁的孩子，寒冷的冬天六点多起床真是难为她了，但是我上班又绝不能迟到，这可是原则问题。
于是，每次都是狠着心，从被窝里抱出还在熟睡的女儿，一边轻轻地给她唱儿歌，和她说话，一边给她穿衣服（女儿的小衣服都在炉火上烤得热乎乎的，一点也不凉），等衣服穿好了，女儿也就有精神了，看着女儿乖乖地吃完饭，我便给女儿梳头。头发从中间分开，扎两个小“把子”（后来头发长了，就改成扎小辫儿），然后拿小镜子给女儿照照看看，女儿满意了，就戴好棉帽穿好大衣，把女儿放在自行车大梁上，我们一起去上班。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送女儿上幼儿园的情景。
那天，我骑自行车带着女儿到了厂办幼儿园，当我抱起女儿交给幼儿园阿姨的时候，女儿好像明白了什么——要把我交给别人！于是从未离开过爸爸妈妈的女儿哇哇大哭起来，向我伸着两只小手哭成了泪人儿。
阿姨说：“不哭不哭，爸爸不走”。但是女儿还是不停地哭着，执着地伸手要我抱，我不禁两眼有点湿润，真舍不得就这样离开女儿。但是我知道，这样下去女儿永远不会适应，便一咬牙朝女儿摆摆手说：“乖，爸爸下班就来接你回家，再见” ，说完扭头向办公楼走去再没回头。
我的办公室后窗恰好对着幼儿园的大门，上班后一直听到女儿那细细的哭声，声音不大也不尖锐，却透过窗缝传进来，让我坐立不安，我强忍着不去后窗那里观望，尽力把精力放在手头的工作上。
快下班的时候，我隐约听到女儿好像就在楼下发出哭声，忍不住站起来往楼下看，原来是幼儿园的其他孩子都提前被家长接走了，也包括各科室的孩子，接回来就在爸妈的办公室里玩。阿姨出于好心，把女儿抱到我的办公室窗下，哄着女儿叫：“爸爸来接我”。
看到女儿伸着小手朝楼上望着（其实女儿看不到我在什么地方），无助地哭泣，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还是控制住自己，绝不在上班时间提前接孩子（这也是我的原则）。直到下班铃声响起，我才像箭一样射出办公室，连跑带跳地奔向幼儿园。当我接过女儿的时候，她已经不哭了，心情好了许多，而我，却不停地亲着女儿的额头，脸蛋儿，头发，几乎流下眼泪。
我的女儿上幼儿园就哭过这一次，从此，她再也没有哭过。
11.坐生娘娘
女儿降生的前一天，刚入睡不久妻就开始阵痛——女儿迫不及待地提前了好几天要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和我们会面。
那年月刚时兴“黄面的”（改成黄色的小型面包出租车），不能随叫随到，我俩最不情愿的事就是麻烦打扰别人，于是我搀着妻悄悄地下了楼，骑上自行车带着妻子赶往省立医院。一路上，妻几次阵痛得差点从自行车后座上掉下来，每到这时候，我就下来慢慢推着自行车走一会儿。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在紧张、焦虑、忧心中期待着，就像动物园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在产房外面的走廊里几乎不停地来回走动，那个夜晚不知道走了有多远。
忽然，医生从产房里出来面色凝重地告诉我，女儿胎位是臀位难产，母女有危险，让我有心理准备。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完全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经过医生一番紧张的胎位纠正，女儿终于姗姗地来到这个世界。
“家属在吗？”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走出产房，说出妻的名字问道。
“在，在，是我。”我赶紧回答，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是个女孩，母女平安。”女护士声音温和清晰地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躺在病床上的妻随后从产房里被推出来，看着脸色苍白，头发被汗水湿透的妻，我竟一时不知道对她说些什么才好，妻努力地给我绽开一个微笑，我知道她是想说：我挺好，没事儿。
女儿，爸爸；闺女，父亲——我在心里反复念着这几个新奇的名词，不知怎么眼泪就流了下来，那一刻仿佛是在梦中。
后来，女儿缠着妈妈给她讲自己出生的故事，妻便笑着逗女儿说，金贵婶婶说你是“坐生娘娘”，有福气，将来净坐着吃好的。那时女儿可不懂，“坐生娘娘”的降临，让妈妈遭了多大罪。
那年月，女儿万一白天生病，都是由妻子抱着女儿坐公交车去看医生（不因私事请假也是我的原则之一，当然是“尽量”）。如果女儿半夜三更生病发烧，就由我骑着自行车带上怀抱女儿的妻子，到十几里外的妇幼保健院去打针拿药。
有一年冬天，凌晨两点多女儿突然发高烧，身上烫得吓人，可是，等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女儿赶到医院后，一量体温女儿却一切正常。那位和蔼的老医生就像妈妈一样，慈爱地看着我们说，孩子发烧要先观察一下，喝点水，排尿，冷敷额头，身上盖的棉被棉衣不要太厚太重。现在孩子为什么不发烧了？是因为你们来的路上已经等于给宝宝“物理降温”了。
医生的一番话让我们增加了不少幼儿护理知识，至今都要感谢那位可敬可爱的“医生妈妈”。
12.叫魂儿
说起女儿生病，还有一件好笑又玄虚的事儿。
有一回，女儿连续几天发低烧，精神不振，也不爱吃东西，看了几次医生也不见效，于是妻抱着女儿去看中医。一位老中医给女儿把了脉，沉吟了一下说，孩子可能是受了惊吓，回去给孩子“叫叫”吧（就是“叫魂儿”的意思）。
妻回家后给隔壁邻居金贵嫂说起这事，金贵嫂子马上热心地教妻子如何如何给孩子“叫魂”。我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当然完全不相信什么叫魂啊，撒黑豆啊，跳大神啊，黄鼠狼狐狸大仙之类，但为了女儿，妻选择了相信。
当天夜里，我正在睡梦中，朦胧之间听见妻子好像在轻轻地喃喃自语，微微睁开眼睛一看，见妻子手里拿着女儿的一件小衣服，一边在熟睡中的女儿上方来回摇晃，一边轻轻叫着女儿的乳名，反复地说：“宝贝，回来吧，宝贝，回来吧……”
此时，窗外皎洁的月光照得粉色的窗帘又亮又白，恰好留下了妻为女儿“叫魂”的剪影，那个美丽动人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第二天我早起上班，妻在床上睁开疲惫的眼睛，高兴地对我说：“我昨晚给女儿叫了叫，真得管用，现在一点儿也不发烧了，看，她睡得多好。”
我俯下身，轻轻吻了妻的额头，算是给她一个奖励，然后去上班。不过，我不相信女儿发烧是“叫魂”治好的，应该是药物和护理起了主要作用，其中饱含着妻的诚心、付出与伟大的母爱。
13.照相册
在我眼里，女儿是迅速地长大的，孩子成长之快，超出了做父母的想象。所以我现在常给年轻朋友同事说千万不要盼孩子长大，孩子大了，你也老了。眨眼功夫，女儿再也不是那个成天坐在我的自行车大梁上，我们爷俩一起逛公园，一起上下班的小娃娃了。
那个时候，省城的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英雄山，五龙潭，珍珠泉，解放阁，植物园，金牛公园，中山公园，百花公园，王府池子甚至偏远的黄河边，我和女儿不知轮番去了多少遍。
那时候喜欢摄影，星期天只要是带着女儿，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照相机。从双镜头海鸥机械相机到机械单反再到“傻瓜”相机，直至如今的“EOS”（照相机的发展史非常精确地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变化），我都使用过，给女儿拍了不下几千张照片。
如今一旦翻看起当年的照相册，就久久停不下来，尤其是看着女儿从娇小的婴儿变成大姑娘，不禁感叹时光飞逝，人生如箭，妻看女儿小时候的照片时甚至偷偷地抹眼泪，当年一家三口在大明湖上划桨荡舟，或是携手攀登千佛山的欢乐时光不知以后还能重现否？
14.最后悔的事儿
后来，女儿如愿考上了师范学院，我们家总算有了继承人民教师“香火”的后代（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离休教师），我虽然儿时也有很多瑰丽美妙的梦想，比如当科学家啊，工程师啊，医生啊，画家啊，作家啊等等，但一场“大革命”摧毁了所有的梦想，于是，便把自己“未竟”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好多同事都曾经批评我，对女儿过于严厉甚至是粗暴，我却不以为然。
我现在知道在很多地方我做得不对，我最最后悔的，就是对小学时期的女儿太过严厉，只想着严格家教，树立我做父亲的绝对权威，却忽略了女儿的感受，错误的“望女成凰” 思想让女儿承受了不该有的压力。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女儿的错，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心平气和地耐心地讲道理，那样对女儿的成长会更好。不过幸好，女儿上初中以后，我终于有所醒悟，懂得了爱护女孩子的自尊，再也没有训斥过女儿。
我不敢说是我的教育起了多少作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在活泼之中又增添了几分成熟，她对我和妻的感情似乎更深了一个层次。常常在看完报纸或电视以后，女儿就对我和妻进行家庭保健“再教育”：听听，人家电视上是怎么说的？年龄大了，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要喝点水，爸爸平时应该学着喝牛奶，妈妈要多喝豆浆，防止缺钙，吃的东西不能太咸，适当服用维生素E可以软化血管，保护心脏，延年益寿......等等。
于是，家里又订牛奶，又买补钙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补钙高潮。
15.女儿生病
天有不测风云。
这年年初，让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女儿在例行体检时发现原来的甲状腺结节出现异常，经过穿刺检查，有病变迹象，医生建议立刻手术切除。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那种心痛，焦虑，担忧甚至恐惧的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两个星期里，我不敢问，不敢提甲状腺这三个字，也不敢上网去查询，害怕看到听到对女儿身体和病情不利的信息。在等待诊断结果和手术安排的那几天，用寝食难安，茶饭不思来形容我的状态一点都不过分。人是个很奇怪的动物，遇到焦虑烦忧的事情时，会变得没有饥饿感，倒是节省了粮食。
女儿手术前几个小时，还在平静地给我们发微信，叮嘱我们多喝开水，感冒了该吃哪种药，药放在哪个橱子哪个抽屉里（因为那几天我们夫妻二人都患了感冒）。手术醒来第二天女儿就给我们发微信问：“你们感冒好点了吗？记得按时吃药啊！”
手术那天，女儿是早上七点多进的手术室，妻和亲戚七八人去了医院，只有我的宝贝外孙女陪我在家等候消息。两个多小时的手术时间太漫长了，我不停地看墙上的挂钟，不敢打电话询问，在焦虑、担忧中一分一秒地煎熬。
一直到了中午十一点多，才终于等来了妻的电话，焦急的我几乎语无伦次：“怎么才来电话？怎么样了？”妻说：“手术早结束了，推进监护室，都安排完了才告诉你。医生说病变部分很小，又是早期发现，已经全部切除，没事儿，放心吧。”
放下电话，紧绷、压抑了数天的心弦总算稍微放松了一点，想到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受的罪，受的痛，我终于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禁不住老泪纵横，掩面而泣。
外孙女见我流泪，默默地回到她的卧室，过了一会儿她写了一张纸条出来递给我，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姥爷，不哭。看了懂事的外孙女写的字条，我努力控制住自己，止住了泪水。
我虽然疼爱女儿，却并不能保护她的身体健康，今后的路还须她自己去走，困难也需要她自己去面对，我几乎无能为力，这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但是，我心里怎能不明白：做父母的终究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啊！
我双手相握于胸前为女儿祈福，愿女儿永远健康平安，快乐幸福，顺心如意，这就是为父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16.尾声
朋友，听完我的故事，你是不是感到亲情无比珍贵，应该加倍珍惜呵护呢？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人在何方，无论你是顺利还是身处逆境，亲情都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像一处温馨的港湾，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像黎明前的一抹暖色的朝霞，像严冬里的一堆篝火，像酷夏里的一缕清泉，像春寒料峭时吹过你心头的一阵和煦的微风，像迷途的人儿听见的一声遥远而温情的呼唤……
太阳每天都鲜活地升起，照耀苍生万物，生活仍在继续，时刻珍爱你身边的亲情，相信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