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老话道出了过年向来是国人最为看重的传统节日，任谁都不敢有半点懈怠与马虎。那份隆重与热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孩子们最殷切的期盼。过年就意味着能吃上各色美食，能穿上漂亮的新衣，还能尽情玩乐，感受烟火气，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欢欢喜喜。

说起我的回家过年，那是回乡下老家陪我的祖母过年。

每逢寒假一到，我和大哥就忙着整理书包，把用不着的课本掏出来，只留下语文、数学课本和寒假作业，再收拾好所用物品，欣欣然像是要奔赴一场盛大的远行。在等待父亲送我们回老家的那些天，我俩全力以赴赶写作业，一心想多腾出时间，好回老家痛痛快快玩一场。

刚回老家前几天，必然是彻底的放松。昔日的玩伴逐个找齐，村里能玩的花样一一玩遍，直到日落西山，浑身冒汗才肯罢休。可没逍遥几天，祖母就唠叨起来：“回来几天了，就顾着疯玩！还不快去写作业，啥时候能念成个书？”于是，放纵的行为有所收敛，渐渐地学玩兼顾起来。

老家的村庄因地势分为南梁与后卜两处。一进腊月，在外打工的男子们陆续返家，乡里乡亲凑在一起，打扑克就成了过年期间的一大趣味活动。我们常跟着本家二哥、四哥跑到后卜去看他们打牌。其实爱玩牌的就那么些人，常聚的地方也就那么三五户人家。三人一组，六人一伙，男女皆有，往炕上一坐，围成一圈，不分白天黑夜地酣战起来。夜里的牌局最热闹，双方你来我往，好比张飞大战马超，杀得难分难解，常常一打就是大半夜。有时打完一盘，双方你说我出牌太急，我说你算牌不准，一言不合就拌起嘴来。看着大人们像小孩一样争得面红耳赤，我忍不住在一旁偷偷发笑，心里话：原来大人们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和我们这些小孩差不多嘛。当然，吵着吵着，一般都被同伙劝住了，双方很快就又进入了你争我夺的战局。特别是战局每临尾声时，你出几张扑克，他正好打住了，输的一方后悔不迭地叫道：“哎，这下打到人家手里了。”后来，我从大人们的口中得知，打扑克的制胜关键在于记牌、掐牌。尤其是要盯紧四张4和大小王的去向，只有摸清这些牌路，才能抢占主动，稳操胜券。在那个娱乐活动匮乏的年代，打扑克可谓极好的消遣方式。小孩们围观不过是图个红火热闹，与大人们分享一下快乐而已。打扑克，无疑成了我们记忆里过年的一个鲜活片段。

去二哥家看电视，听他讲打工故事，也是我们回家过年耳闻外面世界的一大乐事。那个年代，二哥是较早赴包头、太原、锡盟等地闯荡的年轻人。他从盖房小工起步，一路干到砌石头护坡、打石子的活儿，凭着一身苦力成家立业，并买回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的村里可是稀罕物，大人小孩天天挤着去看，给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乐趣。最受苦也最挣钱的营生当属炼焦炭了。在炼焦厂里，二哥和工友们挽起裤腿赤脚踩进煤水坑，攥着水管冲净煤块上的泥垢，随后将煤晾干碾碎，掺上黏结煤拌成煤料，一锹锹填进炭化室。关紧炉门烧三五天后，赤红的焦炭裹挟着热浪滚落出来，众人立刻浇上冷水，白雾腾起间，焦炭便冷却成乌亮的成品。二哥一年下来可挣两三万元，这在当时算得上是高收入了。那年头外出打工也有欠薪不给的，最后辛苦一年两手空空回家，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二哥的讲述，让小小的我隐隐觉得，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暗含着难处。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农村，真正奏响过年序曲的当属腊八节。这一天，祖母天不亮就起来把预先泡好的红莲豆、红枣以及小米倒进锅里，加入适量的水做起腊八粥。天蒙蒙亮，她就叫我们赶紧起床，说等太阳出来再起会得红眼病。我们信以为真，争先起床，不晓得那是民俗。起床后，我们与大伯、三伯及几位堂哥直奔井沟刨冰，每家都拿回一块尖而高的冰块，郑重地插在粪堆顶端，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忙完进了院，醇厚甜香的腊八粥混着热水汽扑面而来。“哇，好香啊！”我和哥惊呼着，一进屋就盘腿上炕，捧着碗大口吃起那稠度刚好，口感极好的腊八粥。此时，大伯也坐上炕，他不忙着吃粥，而是把碗里的粥慢慢掂成半圆，然后把粥高高抛起，又稳稳接住，一遍又一遍，看得我们笑个不停，心想：大伯这分明是在“演”粥呀。后来听祖母说，掂粥是腊八节的一项传统仪式，大伯一直承袭着祖父传下来的老规矩。粥掂得越高，口感就越是均匀稠滑，它寓意新年和和顺顺，生活富足，好运连连。听罢此言，以后再看大伯掂粥时，我们非但不笑了，而且学着他的样大试身手。只可惜，如今这种有意思的老习俗，早已没多少人记得了。

腊八一过，祖母便开始压粉条、蒸馍馍、炸麻花、炒瓜子备年货。压粉条时，村里总会来几个五六十岁的婶子帮忙，我和大哥打下手。压粉条得有个和面的好师傅，她先把粉面烫成熟芡，接着往熟芡里掺上白矾粉，再和干粉揉成粉团，这叫矾芡打底。每次和多少面、加多少白矾、分几回压完，这些诀窍师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我在一旁瞧着，心里不由叫好。再说把粉，当煮好的粉条被放进冷水桶，负责把粉的人需将粉条从桶中反复提起、放下以降温，随后团好粉条放进笼里。这样一来是沥干水分，二来是让粉条能凝成规整的粉坨。粉坨的大小、分量，那也全靠手上的熟练功夫。说到底，压粉条的手艺是乡亲们在实践中练就的。邻里间的互帮互助恰好成了她们打磨手艺的好机会。这与如今的城里人不同，她们平日很少往来，遇事或者雇人，或者直接买现成的。便利的生活无形中滋长了人的惰性，消磨了劳动习惯和动手能力。那时候，家家户户每年大约要压三十多个粉坨，有圆粉，也有板粉。压好粉条后，按乡下的规矩，人们总要盛一盆粉条，舀一勺素油烧得滋滋响，抓把葱花或扎蒙花炝锅，再往粉条上倒些醋，大伙或坐或蹲，呼噜呼噜几口就吃完了。那股朴实的香味儿，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腊月二十三是扫尘的日子。这天，我们天刚亮就起床，把家里的一应物件都搬到院里，接着拿鸡毛掸子拂去墙上的积尘，随后把预先泡好的石粉搅匀舀进小盆里，供堂哥堂姐们刷墙。两遍下来，家里的墙壁变得洁白光亮。

次日，我和大哥去邻村的供销社买年画。什么福禄寿星、梅兰竹菊……看得人眼花缭乱。我们挑了连年有余、金龙献宝、八仙过海、福寿有余这几张画。贴年画的仪式在那时是庄重的，祖母负总责，大哥站在凳子上，手里捏着图钉。我踮着脚站在下面，仰着脖子指挥着“往左点儿”“再高些”，最后祖母说可以了，大哥便把图钉稳稳按进年画的四角。待一张张年画贴好了，整个屋子瞬间就鲜亮堂皇起来，充满了过年的喜庆氛围。

祖母手巧，窗花大多是她亲手剪的，往明亮的玻璃窗上一贴，喜鹊登梅的灵动、花开富贵的喜庆、竹报平安的祥和，那一抹抹红跃然窗上，显得格外惹眼，把年节衬得满是暖意与温馨。

年三十早上，我们换上新衣，攥着小鞭炮在村里嬉闹燃放。年夜饭过后，村头巷尾撞见闲逛的狗，我们便拿电光炮追着打逗，瞧它们仓皇逃窜的样子，笑声混着炮声在山村上空回荡。夜里十一二点，各家煮好的猪头肉刚出锅，我们就飞奔回家，夹起大片肥肉蘸上醋塞进嘴里，那股香味直教人满嘴流油。

后半夜一点，是老家接神的时刻。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垒起了旺火，有炭旺火、木头旺火，还有胡麻柴旺火，每堆火上都挂着写有“旺火冲天”的小红帘，寄托着一家人财旺福旺、日子红火的心愿。等火旺起来烟雾变小，各家的男人们便笑着招呼自家孩子，一起搬出早准备好的大炮、鞭炮和礼花。孩子们踮着脚，抢着去递火柴和火棍。霎时间，一声声清脆的引线“滋滋”作响，各色爆竹便“咻”地直冲天际，紧接着，“噼里啪啦”的炸裂声轰然响彻整个夜空。一枚枚礼花在高空炸开，碎成漫天星火簌簌坠落，没多久，澄澈的夜空就被此起彼伏的炮仗炸得灰蒙蒙的，空气中瞬间弥漫开浓浓的烟硝味，大家都沉浸在热热闹闹的欢喜中。

每年，还没等自家接完神，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不约而同地跑到村中赵家的院子里，他们家的孩子多是上班族，每年买的炮花样多。看着那些新奇的爆竹一一炸响，就像在城里看正月十五的焰火一样，特开眼界。偶尔我们还能帮着点上几支，过一把亲手放炮的瘾，别提多高兴了。

接神仪式一结束，老家的熬年习俗就正式开始了——年三十夜里是不能睡的。大人们围坐在一起继续打扑克，我们在屋里屋外玩，直到困得睁不开眼，才各自散了回家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抖擞精神地爬起来，跑到昨夜各家放炮的地方捡哑炮。每次都能拾到小炮、大炮，甚至还有几支花炮，不过这些“战利品”转眼就被我们在嬉笑打闹中玩完了。

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按老家的规矩拜年。先是给祖母磕头，道一声“奶奶过年好”，祖母把压岁钱笑着塞进我们手里。接着又给大伯、二伯、三伯和父亲拜年，自然也能收到红包。其实这个拜年仪式，是我亲眼见父辈们践行并传承下来的。我国的传统习俗向来注重躬身践行，想来，磕头拜年对下一代定有深远的教化意义吧。

正月里是小伙伴们最欢乐的时光，每天嬉笑打闹，玩得不亦乐乎。到了正月初六，村里的小型秧歌队开始挨家挨户拜年。铿锵的锣鼓一响，欢快的秧歌一扭，热闹的氛围漫过街巷，整个村庄顿时焕发出一片生机。我们追着秧歌队一路看一路闹。那时的秧歌表演就是图个助兴乐呵，主家高兴了就撒些糖块、递包烟，即便什么都不给，队员们也绝不会索要。

转眼便是正月初十，开学的日子近在眼前。我收拾好行囊，不舍地与祖母话别，也与氤氲着烟火气的老家作别。

又是一年岁暮，年味渐浓，可记忆里老家的年味儿，如今又该往何处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