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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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的土墙是掺着麦秸夯实的，春雨过后就会渗出淡淡的草腥味。在墙皮剥落处，会露出层层叠叠的夯土痕迹，如同剖开的树桩显露出的年轮。我常常看见壁虎沿着这些天然的沟壑游走，尾巴在夕阳里甩出一串金红色的弧光。青瓦覆顶的屋檐，生着暗绿的苔衣，每到梅雨时节，檐角垂落的水珠，能把阶前的青石板砸出一堆堆细小的凹凼。
堂屋正中的八仙桌，是整座宅子的心脏。漆色斑驳的桌腿上留着斧凿的痕迹，那是祖父年轻时修缮房屋时失手劈到的。桌面中央有一道一寸多长的裂缝，逢年过节铺上绣着石榴花的桌布，裂缝里便会漏出几粒芝麻或花生碎，引得蚂蚁排着蜿蜒的队伍前来搬运。
老屋的门槛是青石凿就的，约莫一尺来高，经年累月被鞋底磨得发亮，中间微微凹陷下去，像一弯悬在空中的下弦月。青石里嵌着一些细小的云母片，阳光斜照时，便闪烁出星星点点的银光。青石门槛上深浅不一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蜿蜒的静脉，年复一年被棉布鞋底打磨出了温润的光泽。
小时候，我总爱坐在门槛上，看蚂蚁排着长队从石缝里爬进爬出。有时，我故意用手指挡住它们的去路，看它们慌乱地绕道而行，我会露出得意的窃笑。或者蹲坐在门槛内侧，数那些被雨水蚀出的凹痕，祖母说那是我父亲幼年时用瓦片刻下的印记。
门槛两侧的门墩上，各雕着一只石狮子。年深日久，狮子的鬃毛已经模糊不清，鬃毛却依然保持着卷曲的弧度，在暮色里投下毛茸茸的影子，但狮子圆睁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左边那一只狮子的前爪下按着一个绣球，右边那一只则踩着小狮子。祖母说，这是太师少保的讲究。夏日的午后，我常趴在冰凉的石狮背上打着盹，脸颊贴着粗粝的石面，能轻而易举地闻到一股淡淡的土腥味。
堂屋的大门是厚重的柏木做的，门板上留着木材天然的纹路，摸上去能感觉到起起伏伏的肌理。门楣上贴着褪了色的门神画，左边是红脸的关公，手持青龙偃月刀，右边是黑脸的鲁班，腰间别着墨斗和曲尺。每年一到腊月二十四，祖父都要踩着梯子换新的门神画。他先用湿布擦净门楣，再抹上浆糊，最后小心翼翼地把新画贴正。我站在下面仰头看着，新门神鲜艳的色彩，在冬日灰蒙蒙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推开吱呀作响的大门，迎面便是堂屋正中的八仙桌。桌腿粗壮，漆色暗红，桌面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那是某年除夕，二爸醉酒后失手打翻火锅留下的印记。桌上永远摆着一个青花瓷的茶叶罐，罐身上绘着渔樵耕读的图案。罐里的茶叶是自家后山采的，泡出来的茶汤清亮，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兰花香味。
堂屋左侧是灶屋，土灶台上嵌着两口大铁锅。灶神像贴在被烟熏黑的土墙上，两旁的对联已经看不清楚字迹。我至今记得祖母在灶前忙碌的身影，她踮着脚从房梁上取下腊肉时，发髻上的银簪会随着动作轻轻晃动，她往灶膛里添柴时，火光会把她布满皱纹的脸映得通红。最难忘的是蒸苞谷粑的日子，灶屋里弥漫着甜腻的蒸汽，竹蒸笼一层层摞得老高，揭开盖子时，白雾腾起，苞谷粑的香气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
堂屋右侧是厢房，木格窗上糊着泛黄的窗纸。窗棂的阴影投在坑洼的泥地上，随着日头移动而缓缓变化。厢房里摆着一张雕花木床，床柱上缠着红绳，绳上串着几枚铜钱，那是母亲出嫁时的嫁妆。床头的樟木箱子里收着全家人过冬的棉衣，每次开箱，都有一股浓郁的樟脑味扑面而来。
老屋门前是一片竹林，竹子长得极密，风过时飒飒作响。春天雨后，竹笋会顶开土层冒出头来，尖尖的笋壳上还沾着露珠。我和二哥常拿着小铲子去挖笋，挖到手指发红也不肯停歇。挖回来的嫩笋剥去外壳，露出洁白的笋肉，祖母用腊肉炒了，能让人多吃两碗饭，喝两杯酒。
院子里最显眼的是那一棵歪脖子桃树，树干向东南方向倾斜，像是要扑向院墙外的小溪。开花时节，满树粉红，远看时如一团绯色的云簇。花瓣落在地上，铺成柔软的地毯，踩上去悄然无声。桃子成熟时，我们几个孩子整天在树下转悠，专挑向阳的那面摘，那里的桃子最甜。有一次二哥贪心，摘了太多桃子揣在怀里，结果走路时掉出来摔烂了，被母亲罚洗了全家的碗筷和衣服。
李子树在桃树的对面，树干上有一道很深的疤痕，据说是某一年被夏雷劈的。李子熟透时会自己掉下来，“啪”的一声砸在石板上，果肉绽开，引来了成群的蚂蚁。我们常在清晨捡拾夜落的李子，露水未干的果子冰凉清甜，咬一口就会汁水四溢。
杏树种在院角，树干粗壮，枝丫低垂，很容易攀爬。青杏酸涩，但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等不到成熟就会去偷摘。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幺姐摘了半筐青杏，躲在柴房里吃得牙都倒了，晚饭时连豆腐都咬不动了，被祖父发现后罚抄了一遍课本生字。
樱桃树最是娇贵，开花时怕风，结果时怕雨。熟透的樱桃像红宝石一般缀满枝头，引得鸟雀天天来偷食。祖父便让我坐在树下赶鸟，我拿着竹竿却只顾自己贪吃，等祖父来查看时，树下的樱桃核比落花还多。
枇杷树在院墙边上，叶子宽大，背面长着细密的绒毛。秋末开花，冬末结果，是院里最晚熟的果树。枇杷熟时正值梅雨，金黄的果实沾着雨水，摘下来要在衣襟上擦擦才敢吃。祖母会把吃不完的枇杷熬成膏，咳嗽时舀一勺冲水喝，比药店里的药还管用。
核桃树最高大，树冠如伞，遮住了半个院子。秋天打核桃是一件热闹的事，男人们举着长竹竿敲打树枝，核桃便噼里啪啦往下掉，女孩子们戴着斗笠在树下捡，还是免不了被砸到脑袋。新鲜的核桃要剥去青皮，那汁液染在手上，半个月都洗不掉，像一团墨染的画。
老屋最热闹的时候是过年。腊月里就开始准备，磨豆腐、杀年猪、打糯糕、炸面果、炒玉米花，灶屋的烟囱整天冒着白烟。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前吃团圆饭，红烧肉的油光在每个人的嘴角闪烁。堂屋里点着红蜡烛，烛光摇曳中，门神画像显得格外威严。守岁时，孩子们困得东倒西歪，却还强撑着等着五毛钱的压岁钱。祖父会给每个孙子一张毛票，用红纸包着，嘱咐压在枕头下能辟邪。
正月里，来拜年的亲戚络绎不绝，堂屋里的瓜子壳、花生壳和板栗壳积了半寸厚。最开心的是舞狮队来表演，锣鼓声中，彩狮在院中腾挪跳跃，最后总要叼走挂在桃树上的红包。有一年舞狮人失误，把桃枝都压断了，惹得祖母心疼了好久。
夏天傍晚，全家人会把竹床搬到院子里乘凉。大人们摇着蒲扇闲话家常，孩子们躺在竹床上数着星星。萤火虫在竹林间飞舞，蛙鸣从远处的水田传来，夜风送来了荷塘的清香。有时祖父兴起，会讲一些狐仙鬼怪的故事，吓得我们直往大人怀里钻。
老屋最安静的时候是深秋。树叶落尽，露出光秃秃的枝丫，像一幅水墨画。阳光变得稀薄，斜斜地穿过窗棂，在泥地上投下细长的光影。灶屋里飘出烤红薯的香气，混着院子里晾晒的柿饼的甜味，构成了记忆中最温暖的秋天气息。
十三岁那年，我去了镇上寄宿读书。临走前夜，我独自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摸过每棵果树的树干，捡了几片落叶夹在书本里。月光下的老屋静默无言，只有竹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道别。
后来每次放假回去，老屋愈发破败了。门神画多年未换，颜色褪得几乎看不清，桃树被虫蛀空了一半，枇杷树不知何时枯死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戳向天空。最后一次见到老屋是在拆毁前，推土机已经开到了竹林边上。我站在废墟间，突然发现门槛下的石缝里有一丛嫩绿的草芽，在风中轻轻摇曳。
如今在梦中，我仍常回到那座土墙青瓦的老屋。推开吱呀作响的大门，灶屋里飘出饭菜的香气，院子里果树花开正盛，祖母坐在桃树下拣豆子，阳光透过树叶在她身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醒来时，枕畔常是湿漉漉的。
青石门槛上那道三寸长的裂痕，是在动乱的岁月祖父跪着挨批斗时，额头磕出来的血印子。那年，他刚用三担谷子换回一对新门神，红脸的关公还没贴热乎，就被撕下来踩在了泥地里。后来，祖父总爱用粗糙的手掌摩挲那道裂痕，像是抚平记忆里的伤口。直到他临终前，才从枕下摸出一张发黄的关公像，让我去县城找画匠重新临摹一幅。
灶屋里，梁上悬着的竹篮，装着我们家最苦涩的秘密。闹饥荒那年，曾祖母就是踩着这个竹篮上吊的。父亲说他记得那天的晨光特别清冷，曾祖母的绣花鞋在晨风里轻轻摇晃，鞋尖上沾着昨夜的露水。后来竹篮再没取下来，每年清明，祖母都会往里放一把新摘的青蒿，那是曾祖母生前最爱掺在面里做的吃食。
桃树下埋着一个青花酒瓮，里头封存着大姑的嫁妆。她十八岁那年跟着货郎私奔，祖父气得砍断了三根竹扁担。第二年开春，有人在三十里外的河滩上，发现了她的红棉袄，襟上还别着出嫁的前夜，我偷偷塞给她的一支桃木簪。祖母把簪子插在酒瓮封口处，说等来年桃花开时，贪玩的姑娘就知道回家了。如今桃树都老得开不出花了，酒瓮上的青花依旧蓝得刺眼，可大姑始终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八仙桌底下那一道歪歪扭扭的刻痕，记录着我和四爸最后的约定。他参军前夜，我们趴在桌下用小刀刻下各自的身高。那年，我的身高不到他的裤腰带，他说等我长到他肩膀，就带我去武汉看长江大桥。后来，他永远留在了对越反击战的战场，骨灰盒回来那天，我摸着那道已经超过他肩膀的刻痕，突然明白原来长大是一件这么疼痛的事情。
李子树上的疤痕会唱歌。小姑患痨病那些年，总倚在树下教我们唱“茉莉花”。她咳血时，就把四四方方的手帕往树皮裂缝里塞，说这样李花来年会开得更白。如今每当初夏夜风穿过树梢，那些藏在疤痕里的旋律就会轻轻响起，而树下再没有穿月白衫子的人影，跟着轻轻哼唱。
柴房土墙上用炭笔画着歪斜的太阳，是堂姐的杰作。她发癔症那年，总说看见了满屋子的金光，后来被送进城里治病，回来时眼睛却真的失了神采。现在墙上的太阳已经淡得快看不见了，就像她逐渐消失在乡亲们茶余饭后的闲谈里。只有下雨天，我还能在潮湿的墙面上隐约摸到那些炭笔的纹路。
春分刚过，后院的樱桃树就急不可耐地绽开了白瓣黄蕊的小花。风过时，花瓣簌簌落在水缸里，惊得缸底的锦鲤甩尾游开，荡起一圈圈镶着银边的涟漪。我最爱趴在井沿看水面倒影，竹影在波纹里碎成翡翠色的鳞片，瓦蓝的天穹被切割成了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偶尔掠过觅食的麻雀，便搅乱了整个天空的秩序。
后院的那口井，吞没过二叔公的烟袋锅。他患阿尔茨海默病后，总蹲在井沿抽烟，有一次弯腰去捞水里的月亮，烟袋就永远沉在了井底。现在每次打水，铁桶碰着井壁发出的闷响，都像是撞在了某个遥远的、布满烟疤的记忆上。祖母临终前突然清醒，嘱咐我们打水时要轻些，“千万别惊着你二叔公睡觉”。
厢房窗棂上系着的红布条，是母亲留给我的天气预报。她病重不能下床的那些日子，就靠观察布条飘动的方向预测风雨。有一天半夜暴雨突至，她挣扎着起来关窗，从此再没能自己系紧衣带。现在布条褪成了淡粉色，却在每个夜风来临前，仍会疯狂舞动，像在重复某种未完成的警示。
竹林中那截树桩，是全家人的记事本。祖父刻过收成，父亲刻过工分，我刻过每次考试的分数。最下面有一行小字“四月十七，阿香来借米”，那是祖母的笔迹。阿香后来成了我堂弟的岳母，她总说那年要不是那升救命米，就不会有现在的外孙女。有一年清明，我去竹林刻新痕时，发现树桩背面不知被谁刻了一句“都挺好”，雨水冲刷过的笔画显得格外温柔。
老屋拆毁的前一天，我在核桃树下挖出一个铁皮盒。里头装着发霉的玻璃弹珠、磨亮的铜钱，还有一张1953年的选民证。证件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明亮，完全不像我记忆里那个驼背的祖父。盒底垫着一张糖纸，剥开来看，里头还裹着半颗早已化成白霜的水果糖。
老屋消失的第三年，我在新楼盘绿化带里认出一棵眼熟的野桃树。开发商说这是当初拆迁时特意移栽的，我摸着树干上熟悉的瘤节，突然触到一道陈旧的刀痕，那是我七岁时刻的自己的名字。此刻，树梢上三两朵迟开的桃花，正轻轻飘落在我的西装肩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