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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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的弄巷里，有一棵香樟树，树龄大约有百年了，树干粗得两人合抱也未必能围住。树皮皲裂得如老人的皱纹，却依旧挺拔，枝叶繁茂，四季常青。树下常有一个擦鞋的老妇人，约莫六十出头，瘦小得如同被岁月榨干了汁液的橘皮。她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上包着一块褪色的格子头巾，坐在一张矮木凳上，面前摆着擦鞋的工具箱。
我起初并不在意她。城里这样的擦鞋匠多的是，多半是一些无家可归的老人，或是乡下进城谋生的农民。他们像城市的补丁，填补着繁华背后的缝隙。我每日匆匆走过那条弄巷，偶尔瞥见那佝偻的身影，也不过是视而不见地掠过罢了。
直到那个雨天，我注意到了她。
那是一个阴沉的午后，天空压得很低，仿佛随时会坠落下来。我刚从单位出来，就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浇了个透心凉。慌忙之中，可以说是慌不择路，我躲进了那棵香樟树下。老妇人正在收拾擦鞋工具准备离开，见我淋得狼狈，便挪了挪身子，示意我坐到她让出的那块干燥处。
“先生，擦个鞋吧。”她抬头看我，眼睛出奇的明亮，像是两颗被雨水洗过的黑葡萄。
我本不想擦鞋，但避雨无聊，又不好意思白占她的位置，便点了点头。她立刻来了精神，从工具箱里取出鞋油、刷子和抹布，动作麻利得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先生是在附近的单位上班吧？”她一边擦鞋一边问道，声音沙哑却有些温和。
“嗯，在前面那栋楼里上班。”
“我见过您很多次了，总是匆匆忙忙的。”她笑了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年轻人啊，都这样，忙得很。”
我有些惊讶，原来她注意过我，而我却从未正眼看过她。雨滴打在香樟树叶子上，发出沙沙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树叶的清香。老妇人的手粗糙得像树皮，却异常灵活灵敏，鞋刷在她手中飞舞，不一会儿，我的皮鞋就焕然一新了。
“好了，先生。”她拍了拍手，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我掏出钱包，问她多少钱。
“五块。”她说，见我递给她十元，连忙摆手，“找不开，先生下次再给吧。”
“不用找了。”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她却执意要记下我的样子，说下次一定要找给我。
雨停了，我起身离开。走出几步，回头望去，老妇人又坐回了她的位置，瘦小的身影在巨大的香樟树下显得格外孤单。不知为何，我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
从那以后，我每次经过那条弄巷，都会刻意放慢脚步。有时她会抬头对我笑笑，有时则专注于手中的活计。渐渐地，我养成了每周找她擦一次鞋的习惯，与其说是为了擦鞋，不如说是想和她说几句话。
她告诉我她姓陈，老家在安徽农村，丈夫早逝，唯一的儿子在城里打工，却很少来看她。“年轻人忙啊，”她总是这样说，眼里却藏不住落寞，“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哪还顾得上我这个老太婆呀。”
陈阿婆的擦鞋技术确实很好，而且收费低廉，因此有不少老主顾。但她从不主动招揽生意，有人来就认真擦，没人来就安静地坐着，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香樟树的阴影投在她身上，像是给她披上了一件斑驳的外衣。
夏季的一个中午，我照例去找她擦鞋，却发现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我四下张望，不见陈阿婆的身影。
“找那个擦鞋的老太婆？”男人抬头问我，“她病了，让我替她几天。”
我心中一惊，问是什么病。
“谁知道呢，老年人毛病多。”男人不耐烦地挥挥手，“擦不擦鞋？不擦别挡着做生意。”
我转身离开，心里却惦记着陈阿婆。下班后，我按照她曾经提过的住址，找到了她租住的那间地下室。房间不足十平方米，潮湿阴暗，唯一的窗户开在地面以上，透进来的光线被铁栏杆分割成碎片。陈阿婆躺在一张窄小的木板床上，见我进来，惊讶得想要起身，却无力地跌了回去。
“先生怎么来了？”她声音虚弱，脸色苍白如纸。
“听说您病了，来看看。”我把买的水果放在床头的小桌上，那里已经摆着几瓶药和半碗冷掉的粥。
陈阿婆的眼睛湿润了。“先生真是好人……我没事，就是老毛病犯了，歇几天就好了。”
我注意到墙角堆着几双待修的旧鞋，显然她即使在病中也惦记着工作。房间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单人照，想必是她儿子。
“去医院看过了吗？”我问。
“去过了，医生开了药。”她指了指桌上的药瓶，却又咳嗽起来，那声音像是从胸腔深处撕扯出来的。
我倒了一杯水给她，触到她的手，烫得吓人。我坚持要送她去医院，她却死活不肯，说已经花了不少钱，不能再浪费了。“小病小痛，扛一扛就过去了。”
最终我还是叫了救护车。医护人员来后一量体温，已经烧到39度多。陈阿婆被抬上担架时还在喃喃自语：“太贵了，太贵了……”我跟着去了医院，垫付了医药费。诊断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到很晚。陈阿婆打着点滴睡着了，眉头却还皱着，像是在梦中也在为医药费发愁。我翻看她的小包找医保卡时，发现里面除了几张零钱，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先生多给了多少钱，她欠谁几块钱之类的内容。我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记着那天多收的五块钱。
一周后，陈阿婆出院了。医生说她需要静养，不能再回那个潮湿的地下室。我帮她联系了一家价格适中的养老院，费用我提出可以先垫付，等她身体好了再慢慢还。她却坚决不同意，说自己还能工作，不想欠人情。
“我这辈子最怕欠人家的，”她说，眼神坚定，“穷要穷得有骨气和志气。”
最终我们达成妥协，她暂时住到养老院，但要坚持付房租，并且一旦身体允许就回去工作。我帮她把工具箱和几件简单的行李搬到了养老院。离开时，她拉着我的手说：“先生，您是个好人，老天爷会保佑您的。”
秋天来了，香樟树的叶子开始零星地掉落。陈阿婆回到了她的老位置，但不再从早坐到晚，只在上午阳光最好的时候出来工作几个小时。她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动作慢了许多，但擦鞋的质量丝毫未减。我每周还是会去找她擦鞋，我们聊天的内容也从天气、物价，渐渐深入到各自的生活。
她告诉我她年轻时的事，如何在饥荒年代靠挖野菜活下来，如何与丈夫相识，如何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拉扯大儿子。“那孩子本性不坏，”说起儿子，她总是这样开头，“就是命不好，做什么都不顺。”
我见过她儿子一次，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眉眼间有陈阿婆的影子，却少了那份温和。他来向母亲要钱，陈阿婆把当天赚的几十块全给了他。男人走后，她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冬天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去上班，却发现香樟树下空荡荡的，陈阿婆的矮凳和工具箱都不在了。树旁的小卖部老板告诉我，陈阿婆昨晚在养老院去世了，走得很安详。
“那老太太啊，”老板摇着头说，“临死前还惦记着欠人家五块钱呢，说是擦鞋的先生多给的。”
我站在香樟树下，望着那个空出来的位置，突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失落。树上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我想起陈阿婆说过，她最喜欢香樟树，因为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使在最冷的冬天也不凋零。
“就像人的良心，”她当时说，“再难的日子，只要良心是绿的，就总有希望。”
后来，我从养老院拿到了陈阿婆留下的一点遗物，那个记着账的小本子，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还有她的擦鞋工具箱。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她儿子来过了，拿走了稍微值钱的东西，剩下的让我处理。
我把工具箱带回了家，放在阳台上。有时我会拿出来看看，那些鞋油、刷子和抹布都保持着陈阿婆生前摆放的样子，仿佛随时准备为下一个顾客服务。那个记着账的小本子我一直留着，上面陈阿婆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她朴素的人生哲学，不欠人，不负人，活得有骨气。
春天又来了，香樟树长出了新叶，嫩绿得耀眼。弄巷里又出现了新的擦鞋匠，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但再没有人像陈阿婆那样，静静地坐在树下，仿佛与那棵百年香樟融为了一体。
偶尔，我会特意绕路经过那条弄巷，站在香樟树下发一会儿呆。树叶在头顶沙沙作响，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恍惚间，我似乎又看见那个瘦小的身影，穿着洗白的蓝布衫，包着褪色的格子头巾，抬头对我微微一笑，说：“先生，擦个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