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表铺

老张的修表铺子就在街角，夹在一家杂货铺和一间裁缝店中间。铺面不大，只容得下一张工作台和一把椅子，外加一个玻璃柜台，里面躺着几块待修的老表。门楣上悬着一块木牌，用红漆写着“精修钟表”四个字，油漆有一些剥落。木牌右下角刻着一行小字：“始于1972年”，那是老张的父亲开店时的年份。

我认识老张是在三十年前。那时我祖父的一块老怀表忽然停了摆，那是祖父年轻时托人在瑞士买的，跟了他大半辈子。我走遍了城里的钟表店，那些年轻的店员一看到这老古董就直摇头，最后有人指点我来找老张。

记得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铺子前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老张正伏在工作台上，一盏绿色的台灯将他的白发染成了青灰色。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

“修表？”他问，声音沙哑却极其温和。我递上祖父的怀表。他接过去时，手指轻轻抚过表壳上的划痕，像是在抚摸一个久违的老朋友的皱纹。我注意到他的指甲修剪得极短，指腹上有一些细小的伤痕，那是常年与金属零件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这表有年头了。”他说着打开表盖，从抽屉里取出一块麂皮铺在桌上，然后才将表放在上面。这个细节让我心头一暖。“瑞士机芯，现在没人会修这个了。”“能修好吗？”我问。老张没有立刻回答。他取出一个铜制的放大镜，卡在右眼上，镜片后的眼睛顿时大得惊人。他查看机芯的神情，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和这块表。铺子里很安静，只有雨水滴落的声音和远处隐约的闹市声。过了约莫一支烟的工夫，他才抬起头。

“能修，但得花时间。发条松了，擒纵轮也有一些磨损，有些零件要重新做。”我问他需要多久，他伸出三根手指：“三天吧。这表值得好好对待。”三天后我再来时，怀表正在老张的柜台上走着，滴答声清脆均匀。老张的眼睛下有青黑，显然是熬了夜。令我惊讶的是，表壳上的几道深深的划痕也不见了。

“我用特制的抛光膏处理了一下，”他解释道，“虽然不能完全去掉，但总算不那么扎眼了。”他要的修理费出乎意料地低，我多给了一些，他却执意退回。“修表不是为了钱，”他说，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褪色的红绒布盒子，“你看这个。”盒子里是一块锈迹斑斑的怀表，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这是三十年前一个老人拿来的，说是他妻子留给他的唯一物件。我修了半个月，没收钱。”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第二年春天，他带着一篮子自家种的草莓来看我。那草莓真甜啊。”

从那以后，我常去老张的铺子里坐坐。看他修表是一种享受。那些细小的齿轮、弹簧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他对待它们既温柔又坚定。他的工具摆放得极有章法，每一把镊子、每一支螺丝刀都有固定的位置。工作台左上角钉着一个小木架，上面挂着二十多把不同型号的螺丝刀，按大小排列，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

有一次我问他为何选择这个行当，老张停下手中的镊子，目光飘向远处。铺子后墙挂着的一张泛黄照片里，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站在相似的修表台前。

“我父亲就是修表的，”他说，取下眼镜擦了擦，“小时候家里穷，别的孩子玩铁环、弹珠，我的玩具就是父亲修表剩下的废零件。记得八岁那年，我用废齿轮做了一个小风车，父亲看了不但没骂我浪费零件，反而教我如何打磨齿缘。”他指了指工作台下方的抽屉，“那里还留着那个风车。”

老张修表有一个习惯，每修好一块表，都要把它贴在耳边听一会儿。他说能听出表的心跳是否正常。那些经他的手修好的表，往往比原来走得更准。有一次我打趣道：“您这是给表看病呢。”他认真地点头：“可不就是看病吗？表有病了，也得望闻问切。”

“表和人一样，”他常说，用一根特制的细针调整游丝，“老了就需要调理。不同的是，表调理好了还能像新的一样，人却不能。”说这话时，他的目光总会落在那张泛黄的照片上。

那年冬天，城里开了一家新的钟表店，装修豪华，店员穿着笔挺的西装，声称能用高科技设备维修各种名表。他们的广告铺天盖地，承诺“立等可取”。渐渐地，老张的生意淡了下来。有一次路过，我看见他坐在空荡荡的铺子里，就着一盏台灯，擦拭着那些几乎不再有人送修的老表。玻璃柜台里，一块老式座钟的钟摆有气无力地摆动着，像是随时会停下来。

“现在的人都图快，”那天他请我喝茶时说，茶叶是他珍藏的龙井，盛在一个缺了角的紫砂壶里，“修表这事急不得。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他给我看他正在修的一块古董表，“这表的主人催了三次，我宁可退钱也不草草了事。”

春天时，我听说那家新店修坏了几块价值不菲的名表，顾客正在和他们打官司。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站在老张的铺子前，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表盒，脸上写满了焦虑。

“老师傅，”年轻人说，声音里带着恳求，“这是我祖父的百达翡丽，在新店修了两次都没修好，他们现在说需要送回瑞士原厂，得等半年。您能给看看吗？”老张接过表，看了一眼就说：“游丝断了，他们给你换了劣质配件。”他抬头看看年轻人，又补充道：“原来的游丝是特制的，现在很难找到匹配的。”

“钱不是问题，”年轻人急忙说，“这表对我很重要。祖父去年过世了，这是他留给我的……”老张摆摆手打断他：“不是，”见年轻人面露难色，他解释道：“我得先清理他们弄进去的劣质润滑油，再找合适的材料重做游丝。”

年轻人千恩万谢地走了。老张告诉我，那表其实问题不大，但他故意说需要两周。“为什么？”我有一些不解。“让他等等，”老张说，从抽屉深处取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游丝，“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求快。修表这事急不得，得让表也等等主人。”他挑出一根游丝对着光查看，“等人和表都准备好了，修起来才顺当。”

那两周里，我常看见老张工作到深夜。有一次路过，已是晚上十点，他的铺子还亮着灯。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伏在工作台上，手里捏着一根几乎看不见的细丝，在台灯下小心翼翼地调整。他的背影在灯光中显得格外瘦小，却又格外坚韧。

两周后，年轻人来取表时，老张不仅修好了表，还把表壳上的划痕都打磨掉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表的走时比原来还要精准。年轻人要给双倍的钱，老张只收了讲好的数目。

“修表是我的本分，”他说，把表装回盒子里，“不多收。”年轻人临走时，老张又叫住他：“这表每隔五年要保养一次，别再去那家店了。”说着递过一张名片，上面只有名字和电话，没有那些花哨的头衔。

有一天，我经过老张的铺子，发现门关着，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事。隔壁杂货铺的老板告诉我，老张住院了，是胃癌晚期。“其实早就有症状了，”老板叹了一口气，“他总说忙完这阵子就去检查，结果一拖再拖。”医院里，老张躺在苍白的病床上，显得更加瘦小。床头柜上放着一块老式怀表，秒针走动的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看见我来，他努力笑了笑，从枕头下摸出一块表递给我。

“帮我个忙，”他气息微弱，“这是我最后修的一块表，主人下周二来取。我怕等不到了，你替我交给他。”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却还是坚持亲自把表放进了绒布袋里。

我接过表，那是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表盘已经泛黄，但走时极准。表背上刻着“劳动光荣”四个字，下面是一行小字：“奖给先进工作者王志强，1978年”。

“我修了一辈子表，”老张望着天花板说，声音轻得像羽毛，“最遗憾的不是那些修不好的表，而是那些修好了却没人来取的表。“他转向我，眼睛里泛着水光，”每一块表都在等人，有的等到了，有的却永远等不到。”

三天后，老张走了。他的葬礼很简单，来的人并不多，但其中有几个是专程赶来送他最后一程的老顾客。那位取百达翡丽的年轻人也来了，腕上戴着的正是他祖父的表。葬礼结束后，杂货铺老板交给我一个木盒子，说是老张留给我的。

盒子里是一套修表的工具，每一件都擦拭得锃亮。最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时间不等人，但人可以善待时间。”

我接手了老张的铺子。虽然我不懂修表，但我想保留这一个地方。每周二下午，我会打开铺门，坐在老张的工作台前，看着那些他留下的工具，那些镊子、螺丝刀、放大镜，都安静地躺在原处，仿佛在等待主人的手再次触碰它们。玻璃柜台里，那些无人认领的表依然在走着，它们的主人或许已经忘记了它们，但它们仍在忠实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拿起那块老怀表，老张走后，我把它买了回来，贴在耳边，听着那均匀的滴答声。那声音让我想起老张说过的话：“表比人强，停了还能走；人停了，就再也走不动了。但只要有表在走，就有人记得时间，记得那些走过时间的人。”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应和着表针的脚步声。我望着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忽然明白老张留给我的不仅是这些工具，更是一种对待时间的态度，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保持慢工出细活的匠心；在浮躁的年代中，守住那份专注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