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灰入骨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双永远洗不干净的手。他的指缝里嵌着黑色的纹路，像地图上蜿蜒的煤脉，即使用板刷狠命地刷洗，那些墨色，依然顽固地扎根在皮肤的褶皱里。母亲说，那是煤灰进了肉，入了骨，和血融在了一处。

1980年的冬天，我十岁，父亲和他的四个老伙计蹲在我家的屋檐下抽烟。五个人排成一排，像一串被煤烟熏黑的葫芦。父亲在中间，左右分别是王叔、李叔、张叔和赵叔。他们刚从煤洞子回来，工作服上扑簌簌往下掉着煤渣，在雪地上砸出了一个个小黑点。

“宗芹，听说三号煤洞又塌了？”王叔吐出一口烟，烟气混着白雾在冷空气中纠缠。宗芹是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没说话，只是把烟头在鞋底摁灭，火星在积雪里发出“嗤”的一声叹息。这个动作就是答案。五个人的眉头同时皱了起来，在额头上犁出了相似的沟壑。我知道，他们明天照样要进煤洞，就像知道太阳明天照样会升起一样。虽然在我们这个终年飘着煤灰的山区，太阳也总是蒙着一层灰翳。

母亲端出热气腾腾的玉米糊，五个男人围坐在油渍斑斑的方桌旁。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勺子，那是他进洞必带的物件。“今天老赵差点被坍塌的一方煤掩埋。”他突然说，声音像砂纸磨过铁板。所有人的筷子都停了，煤油灯在墙上投下五个晃动的巨大黑影。

李叔的喉结上下滚动：“坍塌的煤真的是吃人不吐骨头。”这句话像一块冷硬的煤矸石砸在桌上。我看见父亲的手在发抖，勺子里金黄的玉米糊荡出了细小的波纹。

那天夜里，我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那咳嗽像是从地底深处钻出来的，带着煤洞特有的潮湿与沉闷。透过门缝，我看见母亲正用热毛巾，敷在父亲隆起的腹部，那里像藏了一个熟透的大西瓜。

“明天别进煤洞了。”母亲的声音浸着泪，她像是在哀求父亲。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把毛巾按得更紧了一些。月光从窗户溜进来，我看见他额头上的汗珠像煤洞渗水一样往下淌。第二天天不亮，他还是跟着那四个黑影走向了煤洞，五盏头灯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摇晃，像五颗将熄未熄的星星。

从此，咳嗽声便成了我们家的背景音。起初，是父亲一个人咳嗽，后来五个叔伯来家里时，咳嗽就变成了一道道重奏。他们的咳法也各不相同，王叔是短促的“咔咔”声，像啄木鸟在凿木头；李叔的咳嗽带着哨音，仿佛有风穿过漏气的风箱；张叔总要捶打胸口才能咳出来；赵叔则会在咳嗽后吐一口带血的痰。而父亲的咳嗽最可怕，每一次都要弯成一张拉满的弓，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1989年我考上了州城中专那天，父亲破天荒买了一瓶竹叶青酒。五个叔伯围着赵叔家那台十四吋黑白电视机，看新闻里讲尘肺病防治。当播音员说到晚期患者会出现肝腹水时，五只酒杯同时停在半空。父亲突然大笑起来，仰脖灌下整杯酒：“咱们这叫‘五福临门’！”

酒精让父亲的脸涨得通红，腹部却诡异地鼓胀着。他撩起衣襟给我们看那个紫黑色的肚皮，上面爬满了蚯蚓似的血管。“瞧瞧，像不像怀了你妹妹？”他大笑着，笑着笑着就又开始咳嗽，最后趴在桌沿，吐出了一摊黄绿相间的液体。

1991年的冬天，父亲第一次在田间劳作时晕倒。他被大家用担架抬进镇医院时，他的工友们都说他像一个装满煤渣的破麻袋。镇医院的白墙衬得父亲的脸色发青，医生用圆珠笔敲着X光片说：“尘肺三期，肝部感染，腹水严重。”那些白色的阴影在片子上蔓延，像一场正在吞噬父亲的暴风雪。

“还能活多久？”父亲直截了当地问，仿佛在问一车煤能卖多少钱，也好像问的是别人的病。

医生推了推眼镜：“配合治疗的话，大半年左右。”

父亲点点头，这个时长足够他把幺姐的嫁妆钱攒出来。出院那天，他在医院门口的小摊里买了五个烤红薯，给我们兄妹三个各一个，剩下的两个揣在怀里。我知道那是给王叔和李叔的，他们上周刚因为同样的诊断结果住了院。

1992年的春天，父亲的肚子已经大得系不上裤腰带。他整天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看我们几个孩子在他用命换来的土瓦房前劈柴火。阳光照在他浮肿的脸上，那些被煤灰染黑的皱纹反而显得淡了。王叔他们每天下工都来，五个人并排坐着，像一组正在风化的煤雕。

“老吴，今天巷道里发现一个好东西。”李叔从兜里掏出一块泛着金属光泽的石头，“听说这叫黄铁矿，值钱着呢。”

父亲用颤抖的手指摩挲石头，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块暗红色的东西飞溅在金黄的石头上，像一朵提前绽放的梅花。五个人同时沉默了，只有石头在阳光下闪着虚伪的金光。

五月底，父亲已经不能平躺睡觉。他整夜靠在被垛上，腹部积水的压迫让他喘不过气来。有一天深夜，我听见他在和母亲交代后事：“苕窖里那包钱是给老四准备的嫁妆……西头李裁缝欠我三百块工钱……王老五答应让闺女来教老四绣花……”父亲口中的老四，就是我的幺姐。

我躲在被窝里咬着手背哭，怕哭声惊动父亲。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蜷缩的身影上，那曾经能扛起两百斤煤块的肩膀，现在连自己的头颅都快支撑不住了。

六月初六那天，是母亲的生日。凌晨，父亲突然精神起来。他让我扶他到院里看星星，指着北斗七星说：“记住这个位置，以后迷路了就找它。”他的手掌贴在我的后颈上，温度高得吓人，掌心的老茧刮得我皮肤生疼。“以后，你们一定要对你们的母亲好。”父亲又说。

天亮时，五个叔伯都来了，他们带来了面条和鸡蛋，是来给母亲庆寿的。父亲从枕下摸出五个油纸包，每个里面包着一块乌黑的煤。“井下三百米处挖的，咱们五个一起挖的。”他的声音轻得像煤灰飘落，“留着，当个念想。”

王叔先哭出声来，这个曾经单手制服脱缰煤车的汉子，哭得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父亲用尽最后力气握住他们的手，五只布满伤痕的手叠在一起，像一块畸形的煤层。

父亲坚持了最后五个多月，在腊月十二的晚上走了。走的时候，已瘦成了皮包骨，像山里躺着的一根干柴。父亲走后的第三年，王叔在煤洞口吐血身亡，李叔的肝腹水让他肚皮透明得能看见脏器；第四年，张叔在病床上用煤矸石砸碎了自己的太阳穴；第五年冬天，最后走的赵叔在弥留之际，一直喊我父亲的名字。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枕头下压着五个油纸包，煤块已经碎成了渣。

今天我又翻开父亲的工具箱，那把锈迹斑斑的勺子还在。我把它贴在耳边，仿佛能听见地底三百米处的凿煤声，五个男人的喘息声，以及煤灰悄悄钻进肺泡的窸窣声。窗外又开始下雪，洁白的雪片落在黑色矿区，像一场盛大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