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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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依稀地记得，那个秋日的午后，阳光像融化的金子一般，流淌在村口的打谷场上。那时我才七岁，跟着一群光脚丫的孩子在田埂上疯跑，忽然听见一阵清脆的铜锣声从村口传来，“当！当当！”“耍猴戏的来啦！”二狗子扯着嗓子喊道，我们立刻调转方向，像一群受惊的麻雀扑棱棱地朝锣声飞去。
打谷场边上已经围了半圈人。我挤进人群前排，看见一个精瘦的老头正在场中央支起木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腰间系着一条褪色的红布带，脚上的黑布鞋沾满了尘土，鞋尖已经磨出了毛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里那一面铜锣，阳光一照，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铜锣张来喽！”我身后的大人们互相低语。后来我才知道，这老头姓张，因为总带着那面祖传的铜锣走南闯北，大家都叫他“铜锣张”。铜锣张把木架支好后，从背上的竹篓里抱出一只猴子。那猴子浑身金毛，脖子上系着红绳铃铛，一双黑豆似的眼睛滴溜溜转着。它刚落地就灵活地蹿上木架顶端，惹得围观的孩子一阵惊呼。
“金毛，快给乡亲们作个揖！”铜锣张敲了一下锣。那猴子立刻从木架上翻下来，前爪合十，像模像样地朝四面作揖。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和掌声。接着，铜锣张又从竹篓里放出一条黑狗。这狗通体乌黑，只有胸口一撮白毛，像戴了一块银牌。“这是黑子，跟金毛搭档十年啦！”铜锣张说着，黑狗已经端坐在他脚边，吐着舌头等待着指令。
表演开始了。铜锣张的锣声时而急促如雨点，时而缓慢如老牛喘着粗气。金毛随着锣声在木架上翻腾跳跃，时而倒挂金钩，时而连翻三个跟头。最精彩的是它戴上一顶小草帽，拄着一根小竹竿，学着老头走路的样子，逗得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
黑子也不甘示弱。它会数数，铜锣张伸出几根手指，它就“汪汪”叫几声；会跳圈，铜锣张举起藤圈，它一个箭步就穿了过去；最绝的是它会算账，铜锣张问“三文钱加五文钱是多少”，它就跑到挂着数字“8”的木牌架子前蹲下。
我记得那天表演到一半，金毛突然闹起了脾气。铜锣张让它骑独轮车，它却蹲在木架上一动不动，任铜锣张怎么敲锣，它都不予理睬。人群开始窃窃私语，铜锣张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金毛，听话。”铜锣张的声音突然柔软下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花生，轻轻放在木架边缘。金毛的小鼻子抽动两下，终于慢慢爬下来，先抓走花生塞进腮帮，然后乖乖骑上了独轮车。
表演结束时，铜锣张端着铜锣绕场一周。大人们往锣里纷纷丢着硬币，我们这些孩子则拼命往他手里塞自家带的吃食。我给了两个还温热的煮鸡蛋，二狗子给了半块芝麻饼，村东头的胖丫甚至抱来一捧新摘的枣子。
那天晚上，铜锣张就借住在村尾的祠堂里。我偷偷溜去看他，发现他正借着油灯的光在给金毛梳毛。猴子舒服地眯着眼睛，黑子趴在一旁啃骨头。铜锣张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小娃子，喜欢看耍猴？”他问。我用力点点头，眼睛却一直盯着金毛看。铜锣张笑了，脸上的皱纹像田垄一样舒展开来：“来，摸摸它。”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金毛的毛发比想象中还粗糙，但温暖得像晒过的稻草。它突然抓住我的手指，我吓得一哆嗦，却发现它只是好奇地嗅着我手上残留的鸡蛋味。
“它不咬人，”铜锣张说，“金毛跟了我十二年，比有些人还懂事。”他的声音里带着我听不懂的复杂情绪。那晚，我知道了铜锣张的故事。他原本是城里国营马戏团的驯兽师，下岗后舍不得团里的动物，就用微薄的积蓄买下了年迈的金毛和退役的黑子。这些年他带着它们走遍四里八乡，靠耍猴戏勉强糊口。
“现在的人啊，都爱看电视，不爱看耍猴喽。”铜锣张往烟袋锅里塞着烟丝，火光映照着他沟壑纵横的脸，“再过几年，怕是没人记得这门手艺了。”我不太明白他的话，只觉得能天天看金毛表演，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事。铜锣张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摸摸我的头说：“明天还演，你来，我让金毛教你一个把戏。”
第二天我早早到了打谷场，铜锣张正在调试一副小巧的高跷。他教我把高跷绑在腿上，然后让金毛在前面引路。我摇摇晃晃走了几步就摔倒了，金毛立刻跑回来，用爪子拍我的脸，好像在鼓励我再试一次。
就这样，铜锣张在我们村住了三天。每天表演结束，我都跑去祠堂，看他给动物喂食和修理道具。他会用碎布给金毛缝小衣服，用竹篾编新的表演圈。有一次，我看见他对着铜锣发呆，手指轻轻抚过锣面上的一道凹痕。
“这是十年前在李家村，有一个醉汉拿石头砸的。”他告诉我，“当时金毛差点被抓走，是黑子咬住那人的裤腿……”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目光飘向了远方。第四天清晨，铜锣张要离开了。我追到村口，看见他瘦削的背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竹篓里露出金毛的脑袋，黑子跟在后面，脖子上系着我偷偷绑的红布条。铜锣张回头看见我，举起铜锣摇了摇，但没有敲响。
那之后，铜锣张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来我们村子。我渐渐长大，从光脚丫的孩童变成了背着书包的学生，但对耍猴戏的热情丝毫未减。我会帮他收钱、搬道具，甚至学会了简单的口令。金毛似乎也认得我了，每次见面都会跳到我的肩上，用爪子翻我的口袋找吃的。
十岁那年，我目睹了一场意外。那天表演到一半，村里新来的几个年轻人起哄让金毛喝苞谷老烧酒。铜锣张婉拒了，他们却突然把酒泼向了金毛。受惊的猴子尖叫着扑向最近的人，在那人脸上抓出了几道血痕。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有人喊着要打死猴子，有人去抓铜锣张的衣领。混乱中，我看见铜锣张把金毛紧紧搂在怀里，用背脊承受着推搡和拳脚。黑子狂吠着护在主人身前，却被一脚踢开，发出一声哀鸣。
最后，是村主任赶来平息了事端。铜锣张的嘴角渗着血，却还是先检查金毛有没有受伤。他颤抖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赔给了被抓伤的人，然后默默收拾着道具。那天傍晚，我看见他在河边给黑子清洗伤口，月光下，他的背影佝偻得像一棵老柳树。第二天，他们就不见了。祠堂门口只留下几枚猴子的脚印和一根红绳。我攥着那根红绳，第一次体会到了心碎的滋味。
让我惊喜的是，来年春天，铜锣张又出现了。他看上去老了许多，锣声也不如从前那般洪亮，带着一种嘶哑破嗓。金毛的毛色也暗淡了，黑子走路也有一些跛。但表演依旧精彩，围观的人群却少了大半。时代在变，村里有了黑白电视机，年轻人不再稀罕这种老把戏。
那年的秋收后，铜锣张来向我们告别。他说要走远门，可能不再回来了。最后一次表演，他让金毛戴上了所有行头，草帽、马甲、小靴子，黑子也系上了最鲜艳的红绸带。表演结束，铜锣张没有收钱，而是把金毛和黑子带到场中央，让它们向观众鞠躬。
“这两个老伙计跟了我十五年，”他的声音有一些哽咽，“我老了，走不动了。它们也该享享清福了。”在村主任的见证下，铜锣张把金毛和黑子托付给了二狗子家，因为他知道二狗子会真心待它们，并且二狗子始终待在村子里。第二天清晨，铜锣张独自离开了。他没带铜锣，说留给二狗子作纪念。二狗子和我追出村口，只看见一个背着空竹篓的背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晨雾之中。
金毛和黑子在二狗子家生活了三年。金毛喜欢蹲在院里的枣树上，黑子则总趴在门槛上晒太阳。它们偶尔会表演几个简单的把戏，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安静地待着，像是在等待永远不会再响起的锣声。后来金毛先走了，在一个雪夜安静地停止了呼吸。黑子不吃不喝地守了三天，也跟着去了。我和二狗子把它们埋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旁边放着那面再也不会响起的铜锣。
金毛和黑子刚来二狗子家的头几个月，村里的小孩天天围在二狗子家的院墙外探头探脑。金毛会突然从枣树上倒挂下来做一个鬼脸，吓得孩子们尖叫着跑开，又忍不住折返回来。黑子则温顺得多，它允许胆大的孩子摸它胸口那撮白毛，但眼睛始终望着村口的方向。
二狗子的母亲用旧棉袄在厨房角落给它们做了窝。金毛总爱把窝里的棉花扯得满天飞，黑子却会默默把棉花叼回去铺好。二狗子的父亲说，这黑狗是在照顾老伙伴呢，就像当年铜锣张照顾它们一样。开春后，我发现金毛的毛发不如从前光亮了，吃东西时常常停下来喘气。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敏捷地蹿上房梁，更多时候是蹲在院墙上，眯着眼睛晒太阳。黑子的后腿似乎也不太好，下雨天会一瘸一拐地走路，但它依然坚持每天清晨绕着院子转三圈，像是在巡视领地。
那年端午节，村里来了一个马戏团。大卡车拉着铁笼子，笼子里关着蔫头耷脑的老虎和脏兮兮的孔雀。团长穿着亮片衣服，用大喇叭喊着“惊险刺激”“前所未见”。全村人都去看了，我和二狗子却留在院里陪着金毛和黑子。
夜幕降临时，远处传来阵阵的喝彩声。金毛突然躁动起来，它攀上最高的树枝，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黑子也反常地吠叫起来，前爪不停地刨着地面。我明白它们是听到了熟悉的节奏，虽然那不是铜锣张的锣声。
我鬼使神差地取下挂在墙上的铜锣，轻轻地敲了一下。“当，当，当”的声音在暮色中荡开。金毛立刻从树上滑下来，黑子的尾巴高高翘起。我又敲了两下，金毛竟然像从前那样，摇摇晃晃地开始作揖。黑子则跑到柴堆旁，叼来一根木棍放在我的脚边，这是它们表演的经典桥段。母亲站在门框边抹着眼泪。她说动物比人长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当年的把戏。
七月流火，金毛开始不吃不喝。它整天蜷缩在窝里，只有黑子寸步不离地守着。二狗子掰开金毛的嘴喂米汤，它虚弱地舔了舔他的手指，那触感让他想起第一次摸它时的温度。请来的兽医摇摇头，说猴子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难得。立秋那天夜里，我被黑子异常的呜咽声惊醒。月光透过窗棂，我和二狗子看见金毛安静地躺在窝里，黑子正用舌头一遍遍梳理着它凌乱的毛发。金毛的小爪子还紧紧攥着当年表演时戴的红绳铃铛，那是铜锣张临行前留给它的。
我们把它埋在枣树下。黑子趴在土堆旁三天三夜，任谁拉都不肯离开。最后还是父亲想了一个法子，他把铜锣挂在枣树枝上，风一吹，“叮当”作响。黑子这才慢慢站起来，绕着枣树转了三圈，然后回到自己的窝里。
黑子的离去同样安静。那是一个雪天，它拖着不便的后腿，把院子里每一个角落都闻了一遍。最后它来到金毛的坟前，轻轻趴下，就像当年趴在表演场边等待铜锣张的指令一样。第二天清晨，我们发现它的身体已经僵硬，但眼睛还望着大门的方向，仿佛在等待什么人的归来。我们把它们埋在一起，铜锣就挂在两座小坟之间的树枝上。春风秋雨，铜锣渐渐生出一层铜绿，但那道凹痕依然清晰可见。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离家的前夜，我梦见铜锣张回来了。他还是穿着那件蓝布褂子，腰间系着红布带。金毛蹲在他的左肩，黑子跟在他的右侧。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时，却好像看不见我。我想喊，嗓子却发不出声音；想追，双腿却像灌了铅似的。醒来时，枕巾却湿了一大片。
县城里的生活光怪陆离。同学们谈论着港台明星、新款球鞋，我却总想起打谷场上那声穿透云霄的铜锣。有一次，语文老师让写“最难忘的人”的作文，我却写了铜锣张。老师当众朗读时，几个同学窃笑“现在谁还看耍猴啊”，但下课后，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写得真好，我爷爷也是民间的老艺人。”
当晚，我梦见在大学里我选了民俗专业。教授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他听我讲起铜锣张的故事，眼镜后的眼睛闪闪发亮。“那是活化石啊，”他拍着桌子说，“传统猴戏可以追溯到汉代！”他给我看了一本发黄的相册，里面是50年代各地民间艺人的照片。我一张张翻过去，期待能找到铜锣张的面容，却终究没有找到。
我又梦见我毕业后，我进了省民俗研究所。有一次下乡调研，在某个偏僻山村，我竟然又听到了熟悉的铜锣声。循声而去，却失望地发现是一个年轻人带着电子喇叭在表演。他所谓的“猴戏”，不过是让一只病恹恹的猴子骑自行车转着圈。我问他知道铜锣张吗，他茫然地摇摇头，说这行当现在不景气，师傅们都改行了。
有一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给父母扫墓。路过已经荒废的打谷场时，突然看见一个佝偻的背影正在清理杂草。我的心猛地一跳，快步走过去，却发现是外地来村里帮工的老长工。“您这是？”我问。老人直起腰，捶了捶背：“村里说要搞什么乡村旅游，让我把这儿收拾出来，说是要恢复传统表演。”他指着远处一棵老槐树：“记得吗？当年铜锣张总把木架支在那儿。”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恍惚看见阳光里浮动的尘埃聚成了金毛翻跟头的形状。
那天傍晚，我去了祠堂。破败的砖墙上还留着几道爪痕，可能是金毛无聊时抓的。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当年铜锣张就睡在这里，油灯的光晕笼罩着他修补道具的剪影。我蹲下身，在墙缝里发现了一颗已经氧化变黑的花生，一定是金毛偷偷藏起来的。
那晚，我又梦见自己回到省城，发起了一个民间艺术保护项目。第一个展览就叫“远去的锣声”。开幕式上，我借来了博物馆里那面有凹痕的铜锣。当聚光灯打在斑驳的锣面上时，我仿佛又看见了铜锣张青筋凸起的手腕，看见他每一次挥臂时，蓝布褂子肘部磨出的补丁如何随着动作起伏。
有个记者问我，为什么对这个题材如此执着。我想了想，给他讲了金毛和黑子的故事。讲到它们临终前依然保持表演习惯时，我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位记者沉默片刻，轻声说：“他们等的不是掌声，而是那个人。”
多年以后，二狗子旅游时，在省城的民俗博物馆里看到了一组耍猴戏的雕塑。玻璃柜里陈列着褪色的戏服、生锈的铜铃，还有一面熟悉的铜锣，锣面上有一道明显的凹痕。二狗子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清脆的“当！当当！”声，仿佛看见金毛在木架上翻跟头，黑子蹲在算数的牌子前，铜锣张布满老茧的手敲出的欢快节奏……
那一年，二狗子在旧货市场淘到一本60年代的演出登记册。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各地民间艺人的信息。在“张氏猴戏”那一栏里，歪歪扭扭地写着：“张铁山，1935年出生，国营红星马戏团驯兽师，擅长传统猴戏与犬戏。”旁边贴着一张一寸的照片，年轻的铜锣张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前别着闪亮的团徽。
二狗子小心翼翼地撕下那页纸，把它和铜锣张留给他的铜锣放在一起。阳光透过窗帘照在锣面上，那道凹痕投下的阴影恰好落在照片中他的眉间，像是岁月留下的一道皱纹。那些记忆鲜活如昨，却又遥远得像一场梦。在这个飞速变迁的世界里，有一些东西永远留在了童年的打谷场上，留在了那声穿透时光的铜锣声里。
昨晚我又梦见了他们。铜锣张敲着锣走在前头，金毛骑在黑子背上，三个身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很长。他们走向远方，而我的童年就站在路旁，手里攥着两个温热的煮鸡蛋，等待一场永不散场的猴戏。
今早醒来，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因为在这个飞奔的时代里，总有一些东西应该被记住，比如一声穿透时光的铜锣响，比如一双作揖的猴爪子，比如一条会算数的老黑狗，还有一个佝偻着背、带着全部家当走四方的铜锣张。这些记忆如同铜锣上的凹痕，时间越久，反而越来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