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轮渡

十八年前的冬天，我带着一家三口回到老家巴东去。清晨在长江边散步时，五岁的儿子忽然指着对岸问道：“爸爸，为什么那座山看起来像一只骆驼？”我望着巴东长江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恍惚间，听见了铁皮哨子“嘟——”的一声划破江面，浪花里翻出了锈红的锚链。江水裹着记忆的碎金奔涌而来，三十七载的光阴竟在眼底凝成了一片潮湿的薄雾。

70年代末，巴东的轮渡还像一只笨拙的甲壳虫，总在晨雾里慢慢显形。父亲攥紧我汗津津的小手，穿过挑着箩筐和蛇皮袋的菜农、背着背篓和背杈的背脚佬，青石板的台阶上飘着桐油与咸鱼混杂的气味。老船长陈伯的铜烟锅，在驾驶室里明明灭灭，他总把白瓷缸里的酽茶分给我喝，茶垢斑驳的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和“安全生产标兵”的红字。江鸥掠过船舷时，他教我辨认不同鸟类的叫声：“那个短促的声音意味着是赶路，那个婉转的声音意味着是归巢。”我至今记得，他布满裂口的掌心里，总藏着几粒橘子硬糖，金属糖纸在阳光下会折射出炫眼诱惑的彩虹。

一晃到了1992年的腊月，那时我22岁，刚参加工作第二年。腊月的雪粒子打得人脸生疼。我在宣恩县一个名叫中坝的小乡里，接到二哥发来的紧急电报时，签字笔在“父病危，速回！”的通知单上洇出了浓厚的墨团。从宣恩回到老家，还得经恩施、过建始，即便到了巴东县城，到江北的老家仍还有100多里。

往巴东的末班车在盘山路上颠颠簸簸，怀里的热水袋早已凉透，膝盖上化开的雪水渗进单薄的裤腿，像无数只蚂蚁啃咬着我的骨髓。江边码头的探照灯刺破夜幕时，远远望见渡口铁门挂着“冰凌封航”的提醒木牌，江水裹挟着冰碴子发出了碎玻璃般的声响。

“张姨！张姨！……”我拍打着售票亭结着霜的玻璃窗，指甲缝里嵌着电报的蓝纸屑。老售票员掀开棉帘的那一瞬，我浑身发抖说不清话，有些结结巴巴，嗫嗫嚅嚅，只把皱巴巴的电报按在窗台上。她摸出竹壳暖壶给我焐手，热水浇在冻僵的指尖激出钻心的疼：“后生莫慌，后生莫急，陈伯他们正在破冰。”

趸船甲板结着琉璃壳，七八个船工正用铁镐凿冰。陈伯的棉帽结满了冰凌，呼出的白气在胡茬上凝成了霜花：“后生的头脑壳灵光，快去找些盐巴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冲向码头的食堂，摔碎了搪瓷盆，盐粒混着雪沫撒在冰面时，老轮机手王叔突然喊：“船头的冰凌子太厚了！”

探照灯扫过江面，拳头大的冰凌正撞击着船体。陈伯的铜烟锅猛敲舷梯：“龟儿子们，把棉被浸上柴油！”我抱着从候船室收集的旧棉被，看他们点燃火把扔向江面。蓝黄色的火焰在冰层上蜿蜒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菩萨显灵吧！”，其实哪有什么神灵，分明是柴油混着人血在猛烈地燃烧。

开船时已近子夜，柴油机突突的震颤中，张姨用接生用的蓝布帘裹住我：“你爸当年救过陈伯的船，该咱们还情了。”驾驶舱传来了陈伯的吼声：“臭小子！给你爸带颗橘子糖回去！”那粒糖在掌心攥成了琥珀，差点融化成了一摊水，甜腥味渗进掌纹时，对岸码头的灯笼正刺破雪幕。后来才知道，那是船工们临时挂起的十二盏马灯。

第二天，等我带着陈伯的那颗橘子糖赶回老家时，父亲早已不能进食，气息奄奄，只能靠打着点滴维持着微弱的生命。又在腊月的另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带着枯瘦如柴的身子走了。走时，他的眼角噙满了浑浊的泪水，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眷恋。

那年深秋，遇见穿碎花衫的孕妇，她扶着鼓胀的腹部挤在人群里，售票员张姨忙卸下自己的竹椅。船至江心突遇暴雨，上百件雨衣在甲板上绽开了五颜六色的花。孕妇临盆的痛呼混着浪涛拍打着船舷，张姨扯下售票窗口的蓝布帘，老船工们用身体围成屏障。新生命的啼哭声穿透雨幕时，满船的人竟鼓起掌来，陈伯把备用缆绳烤暖裹住婴孩，那截红绳至今系在渡口的老槐树上。后来听说，那孩子叫江生，每年清明，他都会在老槐树下摆一束野菊花祭奠。

记得我从巴一中考取州城中专的那一年暑假，我攥着中专录取通知书倚在船舷。暮色中的渡船成了移动的灯笼，张姨的木票箱换成了铁皮钱盒，找零时依然会多塞两颗水果糖。“你小子要去见大世面喽！”她替我拂去肩头的芦花，栀子花香从褪色的的确良衣襟里渗出来。对岸的灯火渐次亮起，像谁撒了一把星星在墨色的绸缎上。那夜，陈伯破例让我进了驾驶舱，仪表盘的荧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记着，江水底下沉着千年的故事，比岸上的高楼都新鲜。”我数着江心明明灭灭的航标灯，忽然懂得有些离别不必去说再见。

最后一次乘渡船是参加陈伯的葬礼。新桥通车在即，老轮机手们聚在锈迹斑斑的船舱里喝着苞谷酒。张姨的白发簪着那朵绢制的栀子花，颤巍巍地抱出珍藏多年的票根册。蓝的是农用物资，黄的是学生票，最上面那张盖着“紧急医疗”的戳。我们跟着灵船缓缓漂过江心，汽笛长鸣三声，惊起芦苇丛中栖息的夜鹭，翅尖掠过水面时，带走了最后一抹属于轮渡的月光。船工们将陈伯的铜烟锅沉入江中，说这样老船长还能继续在江中掌舵。

此刻牵着儿子走过长江大桥，钢索在风中奏出了陌生的琴音。施工围挡后的老码头爬满了青藤，残破的“安全航行2000天”的标语，在夕阳里忽明忽暗。孩子忽然蹲下身，指着石缝里一丛野花：“妈妈快看，栀子花冬天也开呢。”嫩白花瓣上凝着霜，恰似当年船窗上的呵气，慢慢洇开所有关于等待与相逢的记忆。

江水仍在奔流，却再无人记得那个总把橘子糖分给后生的老船长，那个在暴雨中接生的清晨，那些在甲板上交换烟叶与山货的寒暄。新桥上飞驰而过的车灯，照不见老船工用缆绳打的同心结，照不见票根上褪色的日期，照不见母亲们藏在箩筐底给对岸亲戚家带的霉豆腐。唯有江风经过桥洞时，还会模仿出当年渡轮的汽笛，只是这呜咽声再无人驻足聆听。

深夜整理旧物，从父亲遗落的帆布包里抖落半张船票和一个铁皮船模型。泛黄的纸片上印着“1986.7.16 末班船”，背面是陈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给臭小子的毕业礼物”。那一年，我正好初中毕业。突然想起那年六月，老轮机手们用废铁皮焊了一只铁皮船模型，船头刻着“乘风破浪”四个字。原来他们早知渡船终将消失，却仍固执地把最后的热气呵进了冰凉的钢铁里。

2024年的清明，我带江生去渡口遗址祭祀，十七岁的小伙子正在读高中，他说将来要考武汉的大学读桥梁设计。他弯腰拾起半埋在土里的铜铃铛，那是当年渡船启航的信号铃。“原来我和大桥同龄呢”，他和大桥都是2007年诞生的，他摩挲着铃铛内壁的绿锈，忽然指着江面对我说：“您看，每座新桥都是渡船的转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斜拉索在暮色中舒展如翼，恰似当年老船工们张开双臂护住新生儿的模样。

江鸥掠过水面时，我和江生同时笑了。那些消失的渡船从未真正离开，它们化作了钢索里的韧劲，桥墩下的基石，化作每双眼睛里不灭的微光。此刻终于懂得，世间所有的告别都是重逢的序章，就像此刻晚风捎来橘子糖的甜香，而我们的影子正慢慢爬上巴东长江大桥，成为江水水面上新的一道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