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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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槐花簌簌落满肩头时，我总会想起阿牛家门前那一棵歪脖子老槐树。树皮上歪歪扭扭刻着的“憨牛”二字，经年累月竟长成了拳头大的树瘤，像一块抹不去的胎记。
那年夏天的知了叫得人特别心烦。九岁的阿牛攥着不及格的考卷往家蹭，灰布书包在屁股后头直晃荡，活像一只垂头丧气的蜗牛。村口杂货铺的王婶嗑着瓜子笑道：“哟，这不是老李家的大秤砣吗？今儿又带几个红灯笼回来？”几个纳鞋底的婆娘跟着哄笑，惊得槐树上的麻雀扑棱棱乱飞。阿牛涨红了脸，粗布衫后背洇出了深色的汗渍，活脱脱一坨移动的糯米糍。
教室里，永远飘着粉笔灰的味道。数学课上，阿牛盯着黑板上的方程式，那些符号仿佛游动的蝌蚪，怎么都逮不住。张老师用竹教鞭敲他的课桌：“李铁牛！这道题我讲了三遍！”粉笔头雨点般砸来，前排的刘二狗扭头做猪鼻子，女生们捂着嘴吃吃地笑。阿牛抹了一把汗，木凳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真正撕开裂口的，是初三那年秋收之后。体育课跑操时，阿牛的旧布鞋突然张着嘴，整个人栽进了泥坑。泥浆顺着裤管往下滴，人群里爆发出炸雷般的哄笑。不知谁喊了一句“肥猪打滚”，笑声愈发尖锐。我永远记得他当时的眼神，像一条受伤的牛犊，湿漉漉的眸子里有什么东西啪地断了。
那天傍晚，晒谷场上的石碾子突然活过来似的。月光下，少年光着膀子推碾子，汗珠顺着脊沟滚落，在月光里闪着银光。二百斤的石碾轧过稻谷发出闷响，和着他粗重的喘息，竟生出奇异的韵律。村主任家的大黄狗蹲在草垛旁歪着头看，尾巴在尘土里扫出了扇形的痕迹。
改变是从最笨的方法开始的。清晨五点的打谷场，阿牛把化肥袋装满河沙捆在背上，深一脚浅一脚绕场跑。露水打湿的稻草粘在脚踝，远处传来第一声鸡啼时，他的胶鞋底已经磨穿了。数学公式抄在糊墙的旧报纸上，灶火映得那些数字忽明忽暗，烟灰落在演算纸上，洇出了大大小小的灰圈。
高二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去他家借镰刀，看见窗棂结着冰花，阿牛裹着军大衣蜷在灶台边，手指冻得像一条条滚圆的胡萝卜，还在演算立体几何。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动着，巨大而沉默。“这样会瞎的。”我递过热水袋。他咧着嘴直笑，白气从牙缝里钻出来：“瞎了就用脑子看题。”
高考前三个月，村里来了卖旧书的货郎。阿牛用攒了三年的蝉蜕钱换回了一本《解析几何》，书页已泛黄卷边，夹着一片风干的玉兰花瓣。后来那本书被他翻得起了毛边，空白处密密麻麻全是批注，蓝墨水混着汗渍，洇成了朵朵墨梅。
放榜那天，晒谷场上的老槐树开了满树的白花。阿牛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后背汗湿成了深色的地图。当邮递员的二八大杠的铃声传来时，整个晒谷场突然安静下来。录取通知书展开的一瞬间，王婶手里的瓜子撒了一地，张老师扶了扶眼镜腿，刘二狗他爹的烟袋锅子差点烧着了裤裆。
临行前夜，阿牛还在推那个石碾子。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谷堆上像一株拔节的竹子。我忽然发现他的蓝布衫空荡荡的，晚风掠过时，竟有了几分少年人的清瘦模样。
大学报到那天，村口的老槐树下挤满了人。阿牛背着碎花布包袱走过石板路，晨雾里的背影挺拔得如一株新竹。不知哪个女生“哎呀”一声，说没想到铁牛哥走路带风的样子还挺潇洒的。王婶扯着嗓门喊：“牛娃子！暑假回来教教我家二狗子！”风掠过槐树叶，沙沙响着，把那些年落在少年肩头的嘲笑和讥讽，都吹散在了九月的晨光里。
村小学新刷的白墙上，阿牛捐赠的笔记本躺在玻璃罩里。发黄的纸页间，蓝墨水与汗渍在函数图像上洇出了奇异的花纹，像干涸的河床裂开了智慧的纹路。每天清晨，总有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踮着脚朝里张望，她发现那些晕染的墨团里，藏着一串神秘的日期，1978年6月7日，正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试日。
老校长拄着拐杖给孩子们讲故事时，总爱指着笔记本边缘的油渍：“瞧见没？这是煤油灯熏的。当年铁牛叔就着这点亮光，把从县图书馆借来的书全抄了一遍。”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恍惚间又见那个把字典当枕头的少年，鼾声里还嘟囔着英文单词。
晒谷场的石碾去年换了新轴，翻修时人们发现青石底部刻着“LXQ”三个字母。凹痕里积着经年的麦壳与晨霜，像被岁月包浆的银饰。刘雪琴攥着喜帖站在石碾旁，大红嫁衣映得字母发烫。她忽然记起那个暴雨突至的黄昏，自己躲在草垛后，看见阿牛用镰刀尖在石碾上刻字，雨水顺着他的脖颈流成了小溪。
“新娘子快盖上红盖头！”喜娘急慌慌追来。刘雪琴把一粒槐花塞进字母缝隙，突然明白这些年石碾转动的吱呀声里，碾碎的不只是稻谷，还有某些来不及抽穗的心事。送亲队伍走远后，石碾下的蚂蚁正搬运着雪白的槐花，宛如移动的珍珠链。
货郎担里那本《解析几何》的扉页，泛黄的钢笔字仍在呼吸：“赠小芳，愿知识带你去更远的远方。1972年秋于北大荒。”阿牛在大学图书馆查到，捐赠人林建军是七届工农兵学员，那本教材陪他熬过完了达山的暴风雪。扉页夹着的玉兰花瓣，原是他从故乡带来的定情信物。
二十年后，当阿牛以教授的身份回到老家村小学演讲，观众席里有一位白发老人颤巍巍地举着手：“那本书……封底是不是画着两只交握的手？”林建军浑浊的眼里泛起了泪光。此刻，春风穿堂而过，笔记本在展柜里轻轻翻动，70年代的钢笔字与80年代的铅笔批注，在阳光里叠成了奇异的双影。
刘二狗如今开着村里唯一的补习班。他总把阿牛的笔记本的复印件铺在讲台上，像供奉着某种神秘的图腾。某个蝉鸣聒噪的午后，他在函数图边缘发现了褪色的字迹：“二狗欠我三颗玻璃珠”。粉笔突然断在抛物线的顶点，四十岁的男人对着满室的孩童，哭得像一个弄丢弹弓的孩子。
王婶的杂货铺新添了文具专柜，货架最上层摆着带锁的玻璃罐，里面装满了阿牛寄回的大学明信片。每当有孩子来买作业本，她就抓一把瓜子絮叨：“当年铁牛在这摔了个狗啃泥……”说着说着自己先笑起来，但眼尾的皱纹里还沾着当年的泥点。
去年清明，老槐树突然倾倒。劈开树干时，年轮中心嵌着半块锈迹斑斑的怀表，正是阿牛当年用来掐做题时间的计时器。表盘的玻璃裂成了蛛网，指针永远停在凌晨三点二十五分，那是他用凉水拍脸继续奋战的时刻。木匠把带年轮的树段做成了讲台，如今孩子们的手掌下，仍能摸到凸起的表壳轮廓。
张老师退休后开始学国画，却总把墨汁错当成红墨水批改作业。他给阿牛的信里写道：“当年往你身上砸的粉笔头，现在都变成了我画里的梅花。”信纸的角落晕开一滴墨，恰似那个寒夜里，少年睫毛上凝结的冰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