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嫁妆

在我小时候的乡下，每次见到村里有女儿出嫁，必有“两高两低两组”一套嫁妆，排场甚是浩大，引得四邻的乡亲们都来围观。所谓两高，乃高橱高柜；两低，则是低桌低凳；两组者，乃床上用品与厨房器具各一组。

这些物事，排列于大门前，可谓漆光可鉴，能炫耀彰显着娘家的体面与新媳妇儿的尊贵。村里的老人常言道：“嫁妆是女儿家的脸面和体面，也是娘家的腰杆和底气。”这话说得不假，每逢喜事，围观的人最先品评的便是这些嫁妆的高低厚薄。

那个时候，村里有一个女子叫阿菊。她生得体矮瘦小，面色青白，眼珠子却极黑极大。在转动时，仿佛能听见骨碌骨碌的声音。她的父母已经早亡，跟着哥哥嫂嫂过着苦涩的日子。哥哥是一个酒鬼，终日酩酊大醉，醉眼蒙胧，将祖传的几亩田土都典当了一大半；嫂子更是吝啬尖酸刻薄，把铜钱看得比磨盘还大，把芝麻看得比西瓜还大。阿菊的日子自然不好过，她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喂猪、烧饭、洗衣、砍柴、种地，手脚一刻不曾停下，却仍不免挨打受骂。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寒冬腊月，阿菊一个人蹲在结冰的河边洗衣服，青白的手指在冷水中泡得通红肿胀，像十根肿胀的胡萝卜。路过嚼舌根的妇人非但不同情，反而指指点点：“这死丫头，将来的嫁妆怕是凑不齐呢。”“可不是吗？她哥哥嫂嫂那德行，能给她置办什么鬼嫁妆？”“没嫁妆的姑娘，嫁到男家也是受气的命。”阿菊低着头，黑眼珠在长睫毛下闪了又闪，手上的棒槌却捶得更用力了，水花溅湿了她补丁摞补丁的衣襟。

阿菊十六岁那年，村东的张家托媒来说亲。张家的儿子是一个跛子，相貌还算英俊，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家道殷实，有十几亩好田，心眼也还好。哥哥嫂嫂闻讯大喜，立刻答应下来，却对嫁妆一事始终闪烁其词，含含糊糊。媒婆那双精明的眼睛在阿菊身上扫了又扫，撇着嘴道：“姑娘是一个好姑娘，只是这嫁妆……”

嫂子立刻接话道：“我们这样的人家，自然要按规矩来，两高两低两组，一样不会少！”等媒婆走后，嫂子将阿菊唤至跟前，冷笑道：“你自小在我家白吃白喝，如今要出嫁了，嫁妆自然该你自己张罗。我与你哥哥辛苦半生，哪有余钱为你置办？”

阿菊默然，黑眼珠子在眼眶中转了转，竟未落一滴眼泪。那天夜里，我路过她家茅屋，透过窗纸看见阿菊就着如豆的油灯，正用炭块在破布上画着花样。她的影子投在那片皲裂的土墙上，像一只倔强的丹顶鹤。

自那日起，阿菊更勤快了，也起得更早了。她鸡鸣即起，先做完家中活计，然后步行五里路来到镇上，给富户人家洗衣挣钱。午后回来，又要下地干活。到了晚上，她就着月光搓麻绳，搓得手掌都起泡流血了。

村西有一个老绣娘，年轻时在苏州绣坊做过工，见她可怜，便教她几手针线的技艺。阿菊的手指虽然粗糙，却极其灵巧。不多时，她便能绣出鲜活的花样来。她将绣品托人带到县城去卖，一元两元地攒着，然后藏在炕洞的破瓦罐里。

记得有一个暴雨天，我去老绣娘家送蓑衣，看见阿菊正在学绣双面异色绣。雨水从茅屋的漏洞滴下来，打湿了她的肩膀，她却浑然不觉，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绣绷。老绣娘叹道：“这丫头，绣花时连命都不要了。”阿菊抬起头，黑眼睛亮得惊人：“婆婆，我要绣够两床被面，一床鸳鸯戏水，一床喜鹊登梅。”她的食指缠着破布，隐约渗出了殷红的血色。

一年过去，阿菊出嫁的日子近了。村人们议论纷纷，都说这个丫头怕是连一低也凑不齐，只得净身出嫁。出嫁前夜，嫂子忽然将她唤入房中，指着墙角一个虫蛀的木箱道：“这是我与你哥哥的一点心意，明日便算作你的嫁妆吧。”

阿菊揭开箱盖，见里面是几件发霉的旧衣，最上面那件还是她的母亲当年的嫁衣，如今已被虫蛀得千疮百孔。她轻轻合上箱盖，黑眼珠在烛光下幽幽发亮：“多谢哥哥嫂嫂的心意，我自己的嫁妆，已经备好了。”

次日清晨，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来了，好不热闹。村里的人们挤在张家门前，等着看新媳妇的嫁妆。嫂子推说头痛，躲在屋里一刻都不出来。哥哥宿醉未醒，脸上堆着尴尬的苦笑。忽然人群骚动起来，只见四个壮汉抬着两件物事走来，竟是一对描金高橱，漆得能照见人影，橱门上雕着精细的“榴开百子”的图案。

接着是两件低桌，桌沿雕着精细的缠枝纹。两组嫁妆更是讲究，床上用品是苏绣的被面、杭纺的帐子。厨房器具里连铜勺都是崭新的。最后是一顶红绸轿子，轿帘上绣着并蒂莲，比寻常的轿子还华丽许多。

村里的人一片哗然，纷纷议论这是谁家的大手笔，这么阔气。哥哥目瞪口呆，酒醒了一大半，也清醒了一大半。这时，那老绣娘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高声说道：“阿菊丫头这一年辛辛苦苦地日夜刺绣，十指磨得几乎见骨。她给城里的富人家绣的屏风，就卖了六百多元钱！老身见她有志气，便添了一些，凑成这副嫁妆。咱们女儿家，原不必靠娘家挣脸面，自己也能挣得体面！”

阿菊穿着大红嫁衣，头上蒙着红盖头，由人搀扶着走向轿子，像一团火轻轻飘过。风吹起盖头的一角，我看见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黑眼珠亮得极其惊人。轿子抬起时，一块绣着梅花的帕子从轿窗飘落，我捡起来细看，只见角落绣着一个小小的“菊”字，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

轿子抬走了，围观的人群却久久不散。她的嫂子从屋里冲出来，面色铁青，指着远去的轿子大骂道：“你这个死丫头，哪来那么多的钱？肯定是偷了我家的！”众人哄笑，有妇人尖声道：“你家的钱？你家的钱不都叫你男人灌了黄汤吗？”嫂子一时语塞，哥哥则蹲在地上，抱着头，不知是羞愧，还是头疼。

后来，听说阿菊在婆家过得不错。她手巧，绣的牡丹能引来蝴蝶，绣的山水能让人听见流水声，绣的动物能听见它们的叫声。县城里的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们都爱她的绣品，渐渐竟开起了一个小绣庄来。

那跛脚丈夫对她极好，天天拄着拐杖帮她送绣品，还替她送饭送水。再过几年，她回娘家省亲，带着丰厚的绣品礼物，哥哥嫂嫂脸上堆满了笑，仿佛从前的种种刻薄都不曾发生过。她给老绣娘捎了一块上好的松江布，给我娘也带了一对绣花枕套，那针脚之细密，连我娘这个挑剔的人都啧啧称奇。

村里有女儿出嫁，依旧讲究两高两低两组嫁妆。但自阿菊之后，渐渐有女子自己攒钱置办，不必全仰仗娘家了。老绣娘常对年轻的姑娘们说：“嫁妆不在高低，而在志气。阿菊那丫头，一副破衣箱能打出两高两低来，这才是真本事。”姑娘们听了，眼中闪着光，不知是否也想像阿菊一样，用自己青白的手指，绣出一份体面来。

那年我回到家乡，看见阿菊的绣庄已经扩成了三间门面。她坐在柜台的后面，手指依然灵巧地翻飞着。见我来了，忙让学徒沏茶。我注意到她的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一道陈年的疤痕，想来是当年赶制嫁妆时留下的。屋外阳光正好，照在橱窗里那幅未完工的“寒梅傲雪”上，那梅花红得仿佛能滴出血来。

“还记得当年你的嫁妆轰动全村吗？”我笑着问。阿菊抿嘴一笑，眼角的细纹舒展开来：“那时候啊，真是拼了命地绣。晚上困得针扎到手都不知道疼。”她摩挲着那一道疤痕，轻声道：“但值得。女人这一辈子，总得为自己争口气，老人们不是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吗？”

窗外有几个小姑娘叽叽喳喳地经过，她们穿着崭新的绣花鞋，说要去找师傅学刺绣。阿菊望着她们的背影，黑眼睛里的光，和当年在河边洗衣时的自己一模一样。只是如今那光里，不再有苦涩苦难，而是沉淀着岁月赐予的温柔与从容。

嫁妆终会朽坏，唯有十指间的真本事，能随人走完一生。那些深夜里滴在绣绷上的血与泪，终究开成了最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