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腊月十二,子时三刻。父亲因肝腹水疾病,在二哥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时,他才56岁。
我至今还记得,那晚的雪下得极大,鹅毛般的雪片扑簌簌地砸在瓦片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屋外是呼啸的北风,屋内是父亲微弱的喘息。幺姐跪在床前,手里攥着那块已经湿透的手帕,我则呆立在床尾,眼睛死死地盯着父亲凹陷的胸膛,仿佛多看一会儿,那微弱的起伏就不会停止。
“爷——”幺姐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我才惊觉父亲的胸口已经不再起伏。我的老家习惯性称父亲为“爷”,而称自己的爷爷为“爹爹”,意为“爹的爹”。父亲的眼睛半睁着,嘴角却奇怪地上扬着,像是在对我们微笑。我颤抖着伸手去探他的鼻息,指尖触到了一片冰凉。
肝腹水的疾病,折磨了父亲整整三个月。从秋分到冬至,再到小寒,我们眼睁睁看着他饱满的身躯,一天天干瘪下去,腹部却诡异地肿胀,皮肤绷得发亮,能看见下面青紫色的血管。最后那段日子,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躺在床上的轮廓像是一截枯树枝,随时可能被折断。
“快去叫大哥!”幺姐推了我一把,声音嘶哑。我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院里的积雪已经没过脚踝。冰冷的雪粒灌进了我的布鞋,我却感觉不到冷,只觉得胸口压着一块巨石,呼吸都十分困难。
大哥披着棉袄赶来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他熟练地合上父亲的眼睛,又取来一块白布盖在父亲脸上。“去准备后事吧,”大哥的声音出奇地平静,“马上通知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还得请人给爷割枋子。”意思是请木匠为父亲打棺材。家里的事都是二哥操持着,听完大哥的话,二哥忙用衣袖擦干眼角的泪水,就忙活开了。
我站在床边,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极不真实。三天前,父亲还能喝下半碗米汤,昨天还含混不清地叫过我的小名,怎么现在就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幺姐扑在父亲身上号啕大哭,我却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只是死死盯着那块白布下面凸起的鼻梁轮廓,仿佛下一刻它就会重新翕动起来。
“别愣着,去打盆热水来。”二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得给爷擦身子,趁爷身体还有余温换好寿衣。”
腊月里的水缸冰冷刺骨,我机械地给炊壶里舀着水,听着炊壶咯吱咯吱的声响,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今日,父亲还站在这里,教我如何给水缸箍篾。那时他粗糙的大手覆在我的小手上,耐心地教我做箍。“做事要细心,”他说,“工具用完了要及时归位,不能丢三落四。”炊壶突然水满,木瓢里的水溢了出来,顿时打湿了我的棉裤。母亲流着泪,急忙跑过来提醒了我。
给父亲擦身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他真的走了。他的皮肤泛着蜡黄,肋骨根根分明,肿胀的腹部像倒扣了一口铁锅。幺姐一边哭,一边用热毛巾擦拭他的手臂。那些曾经有力的,能同时抱起我们姐弟俩的手臂,如今枯瘦如柴,手背上布满了针眼和淤青。
“爷最爱干净了……”幺姐哽咽着说,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父亲的手指。我注意到父亲的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煤炭渣和墨汁。他之所以患肝腹水疾病,全是因为年轻时长期在煤洞挖煤所致。他也是村里少有的能写会算的人,当过小队的会计,一双手打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顺溜得很。我忽然想起他教我握笔的情景,手心似乎还残留着他纠正我姿势时的温度。
天蒙蒙亮时,雪停了。二哥已经请来了木匠姨父,他们在院里的槐树下丈量尺寸。姨父用粗糙的手指在木板上划着线,刨花卷曲着落在地上,很快被新落的雪覆盖了。枋子要赶在三天内做好,这是老规矩,亡人不能在家停留超过三天。
“松木的就行,爷生前节俭,不喜欢铺张。”二哥对姨父说,声音低沉。我蹲在一旁看姨父干活,他粗糙的手像有魔法,几下就能把一块粗糙的木板刨得光滑如镜。刨子的声音“嚓嚓”响着,与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交织在一起,竟有一种奇异的安宁。
中午时分,亲戚们陆续到了。舅舅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拉着我和幺姐痛哭。父亲生前对舅舅最好,舅舅的婚事都是父亲一手操办的。舅舅的婚姻并不幸福,经常和舅母扯皮闹架,父亲三天两头跑去劝解说和,舅舅对父亲很有感情。伯娘、婶婶、嫂子们挤在厨房里准备丧宴,院子里支起了临时的灶台,大铁锅里炖着白菜豆腐,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了白雾。二婶端来了几个馒头,“趁热吃,”她红着眼睛说,“你们姐弟俩几天没好好吃饭了。”
下午,村里的老寿星李奶奶来了。她已经八十多岁,经历过无数次丧事,是村里公认的“明白人”。她指挥妇女们用白布缝制孝帕,又让人去采买香烛纸钱。“冬至刚过,阳气初生,这时候走的人有福气,”她摸着我的头说,“你爷是挑了个好时辰。”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冬至那天,父亲的情况突然恶化,医生摇摇头说准备后事吧,他却硬是撑过了冬至。现在想来,也许他真是有意选了这个节气交接的时刻离开?我记得父亲生前常说,冬至是阴阳转换的节点,黑夜最长的一天过去,光明就一天天多起来。
守灵的第一夜,我和幺姐跪在灵前烧纸钱。火盆里的火焰跳跃着,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忽明忽暗。按照习俗,我们要保证香火不断,纸钱要一张张地烧,不能一次扔太多。幺姐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却还坚持一张一张地往火里添纸。
“爷在那边会不会冷?”她突然问我,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
我望着父亲被白布覆盖的遗体,不知如何回答。腊月的夜晚寒气逼人,尽管屋里生了炭盆,我还是冻得手脚发麻。父亲躺在那张硬板床上,只盖着一层薄布,该有多冷啊。我想起小时候冬天睡觉,父亲总是先把我们的被窝暖热了才让我们上床。
“不会的,”二哥不知何时站在了我们身后,“有这么多纸钱,爷在那边能买棉衣,还能买很多好吃的。”他的声音很稳,但我看见他转身时用袖子狠狠擦了擦眼睛。
第二天,枋子做好了。姨父把它漆成黑色,两头描着简单的金色花纹。枋子停在堂屋正中,下面垫着两条长凳。村里来了几个壮劳力,帮着把父亲抬进枋子。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刻。当白布掀开,父亲被抬起的那一刻,我和幺姐同时扑了上去,死死拽着父亲的衣角不松手。
“让你爷安心走吧!”舅舅用力掰开我们的手指,“你们这样,你爷走得不踏实,也不安心!”
我感觉到父亲的身体已经僵硬,却还是温热的。我的眼泪终于决堤,砸在父亲青白的脸上。幺姐哭得几乎背过气去,被几个婶子架到一旁。当枋子盖最终合上时,那“咚”的一声闷响,像一把锤子砸在我的心上。我终于明白,父亲真的要离开这个家了。
入殓后,李奶奶拿来一碗米饭,上面插着三炷香。“孝子端好了,”她指导我,“从堂屋走到大门口,喊三声‘爷,吃饭了’。”我双手颤抖地捧着那碗饭,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走到门口时,我喊出的声音连自己都听不见,李奶奶却说:“够了,你爷听见了。”
出殡那天,又下起了大雪。清晨六点,八个抬棺的壮汉就位,他们都是父亲生前的朋友或晚辈。枋子上绑着粗麻绳,中间搭着一块红布。李奶奶说这是为了让亡魂认路,不至于迷失在风雪中。
“起灵——”随着都管先生一声吆喝,枋子被缓缓抬起。大哥披麻戴孝,手拿着打狗棍走在最前面,我和幺姐戴着孝帕紧跟其后,手里捧着父亲的遗像。雪下得更大了,密集的雪片打在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我下意识抬头,那是父亲夏天乘凉最爱坐的地方,树下的石凳上已经积了厚厚的雪。
送葬的队伍在雪地里艰难前行。棺材很重,抬棺的人不时换肩,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路过小桥时,一个抬棺人脚下一滑,枋子猛地倾斜,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大哥连忙双膝跪地,还招呼我们:“小弟,二妹,快快跪下。”幸好其他人及时稳住,才没出意外。“大哥放心,我们一定把你平安送到。”我听见一个抬棺人低声说,不知是对父亲说的,还是对我们说的。
坟地选在村后的山坡上,那里已经安葬着祖母。墓穴是前一天挖好的,此刻里面已经积了一层雪。道士做了简单的法事,然后示意可以下葬了。当棺材缓缓放入墓穴时,幺姐突然挣脱搀扶她的人,扑到墓穴边缘。“爷!爷!”她的哭喊撕心裂肺,几名妇女赶紧上前拉住了她。
“让他入土为安吧,”李奶奶叹息着说,“黄土盖身,才算归根。”
一锹一锹的土落在枋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跪在雪地里,看着父亲一点点被泥土掩埋,忽然想起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从土里来,回土里去,这是天道。”那时我不懂,现在却仿佛明白了一些什么。
当坟头垒起,雪已经停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新坟的黄土上,反射出奇异的光芒。我们按照习俗绕着坟走了三圈,每人抓一把土撒在坟头。最后,二哥在坟前烧了纸扎的花圈、房子和车马。“爷,您在那边好好的,”他低声说,“缺什么就托梦给我。”
回家的路上,我频频回头。父亲的坟渐渐变小,最终消失在茫茫雪野中。幺姐靠在我的肩上,已经哭不出声来。二哥走在最前面,背影挺得笔直,但我知道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从今天起,他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
“冬至一阳生,”李奶奶拄着拐杖走在我的身边,突然说道,“你爷选这时候走,是给你们留活路呢。冬去春来,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抬头望向天空,雪后的阳光格外明亮。远处,一群麻雀从光秃秃的树枝上飞起,消失在湛蓝的天际。我突然想起父亲常说的另一句话:“人死如灯灭,但血脉不断,香火不绝,就是永生。”
回到家,堂屋已经撤去了灵堂,只剩下父亲常坐的那把藤椅,空荡荡地摆在角落里。我走过去,轻轻抚摸着磨得发亮的扶手,仿佛还能感受到父亲的体温。幺姐开始收拾父亲的遗物,我则站在门口,望着院中那棵被雪覆盖的槐树。
树下,姨父割枋子时留下的刨花,已经被新雪完全覆盖,看不出任何痕迹。就像父亲的生命,在这个腊月里悄然消逝,最终归于黄土。但我知道,当春天来临,冰雪消融,那棵槐树又会发出新芽,而父亲的血脉,也会通过我们延续下去。
入土为安。父亲终于回到了大地的怀抱,而我们,将继续在人世间行走,带着他的教诲和爱,直到某一天,我们也归于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