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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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阿洋。
这个男孩租住我的房子，已有两年零三个月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仅限于每月初那条准时出现的微信转账记录和简短的“已转房租”四个字。他的微信头像，从我加他那天起就没换过，一直是一片茫茫大海，深蓝色的波涛在远处与天空相接，没有船只，没有海鸟，只有无尽的海平面。
我时常盯着那个头像出神。那片海太静了，静得不像真实存在的海域，倒像是某种隐喻。阿洋的朋友圈设置成三天可见，而在这三年里，我从未见过他发过任何动态。我们之间最长的对话，是签约那天关于水电费分摊的讨论，他用词精准得像在起草法律文件，每个标点符号都恰到好处。
我的房子位于城东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六层，没有电梯，但采光极好。两室一厅的格局，对独居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奢侈，但阿洋在签约时，没有丝毫犹豫。他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而我那间朝南的书房正合他意。签约那天，他戴着口罩，我只记得他有一双很黑的眼睛，像他头像里的海水一样深不见底。
房租永远是每月五号上午九点前到账，备注写着“XX年XX月房租”，连年月日的格式都从未变过。有时我会想，这个年轻人过着怎样规律到近乎刻板的生活？他是否也像他的转账记录一样，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方格？
直到那个冬天。
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雪，窗外的梧桐树枝上积了薄薄一层白色。我正在厨房煮咖啡，手机突然振动起来。是阿洋发来的照片，卫生间的地板砖裂开了三块，积水已经漫到了门口。照片拍得很清晰，能看见瓷砖裂缝里渗出的黑色霉斑。
“可能需要修理，费用可以从租金里扣除。”他的文字依然简洁，但比平时多了几个字。
我放下咖啡杯，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敲打：“我马上联系师傅，这种天气漏水太危险了。”
维修师傅老周的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背景音嘈杂得像在工地。“最近活多啊，老房子水管爆裂的不少，得排到后天才能来。”老周的声音里带着歉意，“要是急的话，让你家租客先用毛巾堵着，别让水流到楼下。”
我把情况转达给阿洋，正准备道歉，他的回复已经跳了出来：“没关系，我自己联系维修吧。”
当天下午四点十七分，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两张照片，一张是修复如初的地板，瓷砖缝隙填着崭新的白色胶线；另一张是一张手写收据，维修费200元，落款盖着“张师傅管道维修”的红色印章。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瓷砖拼接处的处理甚至比原来的做工还要精细，那个不知名的张师傅显然是个老手。我当即转了400元给阿洋，并附言“维修费加你的损失费”。
转账几乎是瞬间就被退了回来，准确地说，是退回了200元。阿洋的消息紧随其后：“已收200，维修费足够了，损失费就免了。”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我站在窗前，看着雪花一片片落在对面楼的空调外机上。这个从未谋面的租客，在这个寒冷的冬日，用他特有的方式给了我一丝暖意。我突然很想看看，那片海一样的头像背后，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
三天后，我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偶遇了阿洋。
那是个周日清晨，我赶早去买牛奶。推开玻璃门时，一个穿深蓝色羽绒服的年轻人，正弯腰从货架底层拿泡面。他抬头的那一刻，我认出了那双眼睛，像深海一样的眼睛。
“阿洋？”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他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站直身体。“房东大哥。”他微微点头，声音比微信里听起来要低沉。
我们站在便利店狭窄的过道里，一时无话。我注意到他的购物篮里除了泡面，还有一盒鸡蛋和几包速冻水饺。他的手指关节有些发红，像是冻伤了。
“地板修得很好。”我打破沉默。
“嗯，张师傅是我同事的叔叔，干活很利索。”他说话时眼睛看着货架，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你在……写作？”我想起他租房时的理由。
阿洋的嘴角微微上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接近微笑的表情。“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偶尔写点小说。”他顿了顿，“房子隔音很好，谢谢。”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便利店。雪已经停了，但空气依然冷冽。阿洋走路的姿势很特别，肩膀微微前倾，像是随时准备迎接什么重物。他的羽绒服袖口已经磨得发亮，但整个人收拾得很干净。
“你头像里的海，”我突然问道，“是哪里？”
阿洋的脚步顿了一下。“家乡的海。”他的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
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微妙地改变了。阿洋依然准时交租，但偶尔会拍一张窗外的夕阳发给我，或者告诉我楼道灯坏了已经报修。而我开始留意广告行业的新闻，甚至买了几本文学杂志，想着或许能在某页看到他的名字。
春节前一周，我收到阿洋的消息：“要回家过年，钥匙放在物业了。”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告知行程。我回复说知道了，犹豫片刻又加了一句：“路上平安。”
除夕夜，朋友圈里满是团圆饭和烟花视频。我刷到一条陌生的动态，阿洋的头像下，是一片雪中的海滩，配文只有四个字：“又见渤海。”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条朋友圈。
我点开大图。雪中的海与他的头像惊人地相似，只是近处多了一串脚印，孤独地延伸向远方。我突然明白了那片海对他的意义。那是归途，是起点，是无论漂泊多远都能回去的地方。
大年初五，物业打电话说602的水表冻裂了。我赶过去时，发现阿洋已经回来了。他正蹲在厨房擦地，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小臂上一道长长的疤痕。
“提前回来了？”我站在门口问。
阿洋头也不抬：“公司有急活。”他的动作很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
我注意到餐桌上放着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旁边摊开几本笔记，字迹密密麻麻。沙发上的被子叠成整齐的方块，茶几上摆着半杯已经冷掉的茶。这个空间突然有了温度，像一个真正的家。
“我帮你一起收拾吧。”我说。
阿洋终于抬起头，深海般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波动。“不用，快好了。”他站起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我，“您坐。”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阿洋告诉我他大学毕业就来了这座城市，换过三份工作，住过八个月地下室。他说广告公司的加班很多，但比前两份工作强，至少周末能保证。他说他正在写一个关于渔村的小说，已经改了七稿。
“为什么选我的房子？”我问出了长久以来的疑问。
阿洋望向窗外。“看房那天阳光很好，书房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艘船。”他的声音很轻，“我家以前有一艘渔船。”
春天来临时，阿洋的朋友圈渐渐多了一些内容。阳台上不知名的野花，加班后空荡荡的办公室，旧书市场淘到的绝版书。他依然很少发文字，但每张照片都像一扇微微打开的窗。
四月底的一天深夜，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阿洋：“刚收到消息，小说要发表了。”紧接着是一条链接，某文学杂志的电子刊，目录页赫然印着他的名字。
我点开那篇题为《归潮》的小说。故事讲述一个渔村少年离家十年后返乡，发现记忆中的海已经变了模样。文中有段描写：“海是不会老的，老的是看海的人。我们带着满身伤痕回来，以为会看见同样伤痕累累的海，却发现它依然蓝得那么无辜，仿佛所有的离别都不曾发生。”
第二天早上，我在阿洋门前放了一束向日葵和那本杂志的纸质版。中午收到他的消息：“谢谢。花开得很好。”
夏天到来时，阿洋告诉我他要搬走了。“公司调我去南方分部，”他说，“是个机会。”他的语气平静，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像是阳光照在海面的碎金。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物业办公室办理退租手续。阿洋比初见时瘦了不少，但肩膀挺直了。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水电费的结余。”
信封里除了钱，还有一张照片。渤海湾的日出，一艘小渔船正驶向远方。背面用铅笔写着：“谢谢您的船。”
阿洋离开后的第三个月，我收到一个快递。是一本崭新的杂志，扉页上印着阿洋的最新小说《六楼船歌》。故事里有个从不露面的房东大哥，和一间“像船一样摇晃着穿过城市黑夜”的书房。
我坐在曾经属于阿洋的书房里，阳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远处隐约传来轮船的汽笛声，虽然我知道，这座城市根本没有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