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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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风刮得特别紧，让人的脸颊生疼。那年腊月十八，是大姐出嫁的喜庆日子。幺爸家里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这个消息比风跑得还快。不到半日，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也沸腾了。
大姐的喜事与电视机的到来撞在了一起，倒像老天爷特意的安排。幺爸和幺婶是村小学的老师，双职工家庭，日子过得比别人家自然宽裕得多。那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裹着一块红绸布，被幺爸从县城供销社抱回来时，活像一个刚出生的娃娃，金贵得很。
院子里的积雪，被扫得干干净净。长条凳、小板凳围成了半个圈，正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电视机就搁在上面。天还没黑透，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王婆子拄着拐杖来得最早，占了一个正对电视的好位置；李木匠带着五个孩子，大大小小像一串糖葫芦；就连平日不怎么出门的赵瘫子，也被他侄子背着来了。
“让让，让让！”大哥和二哥抬着木梯往房檐边走，竹竿上绑着天线，像一根长长的钓鱼竿。幺爸站在屋檐下指挥：“往左点，再往左点！”二哥在屋顶上冻得直跺脚，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接着一团。
“有了有了！”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渐渐褪去，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出现在画面里，正是《霍元甲》的开场。主题曲一响，孩子们全都站了起来，跟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调子瞎哼哼。
王婆子眯着眼睛往前凑：“这小人儿咋在盒子里动呢？”她伸手想摸一摸，却被旁边的李婶一把拉住：“可使不得，这玩意儿金贵着呢！”
电视里的霍元甲正与俄国大力士比武，一招一式虎虎生风。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雪落的声音，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小小的屏幕。当霍元甲一个漂亮的过肩摔，把对手撂倒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嚯”了一声，孩子们则蹦跳着模仿起电视里的动作。
“别晃！”幺爸突然大喊。原来二哥在屋顶上站累了，稍微动了动，画面立刻扭曲起来。大哥赶紧扶稳竹竿，画面才又清晰起来。这之后，二哥就像一个稻草人似的，一动不动地立在寒风里，任凭鼻头冻得通红。
大姐穿着红棉袄，悄悄挤到我的跟前。她本该在新房里待着，却忍不住跑出来看电视。“真好看，”她小声说，“比集镇上的电影院还清楚。”我注意到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不知是因为电视，还是因为今天是她的大喜日子。
放到一半，突然停电了。院子里顿时炸开了锅。“咋回事？”“正到精彩处呢！”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幺爸摸黑找出煤油灯，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失望而惋惜的脸。
“我去看看。”李木匠自告奋勇，拎着手电筒往村头的变压器跑去。其他人也不肯散去，就着煤油灯的光，嚼着从自家带来的瓜子花生。大姐从新房拿出喜糖分给大家，甜味在嘴里化开，暂时冲淡了等待的焦躁和焦虑。
李木匠的手电光在雪地里晃出一道细弱的黄线，渐渐隐没在村道尽头。院子里，煤油灯芯爆出轻微的噼啪声，将人们的面孔映照得忽明忽暗。
“早不停晚不停，”张屠夫蹲在板凳上搓着手，“正放到霍元甲要报仇呢！”他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在灯下泛着油光。几个半大孩子趁机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假装是电视里的蒙面侠客，撞得板凳腿咯吱作响。
王婆子从怀里掏出一块粗布手帕，层层揭开，露出几块冰糖。“来，娃娃们。”她颤巍巍地分给围过来的孩子们。每一块冰糖都在她掌心停留片刻，才舍得递出去。幺婶忙提来热水瓶，给老人们续上茶。搪瓷缸子上升起的热气里，飘着廉价茶叶特有的涩香。
大姐悄悄拉我到灶房，从蒸笼里端出半碗梅菜扣肉。“给你留的，”她压低声音，“新娘子哪能吃上热饭。”油星子凝成了乳白的冻，在煤油灯下像琥珀般透亮。我们蹲在灶台后分食时，听见外头赵瘫子正用沙哑的嗓子，讲他年轻时在天津卫见过真擂台。
“那俄国大力士，胳膊比咱房梁还粗……”他的声音忽然拔高，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他侄子连忙给他捶背，捶得旧棉袄里的絮子都飞了出来，在煤油灯的光柱里浮浮沉沉。
约莫半小时后，电来了。乡亲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欢呼起来。电视重新亮起时，霍元甲正在教徒弟们练功。王婆子突然说：“这霍师父，跟咱村以前的武师老张头真像。”一句话勾起了老人们的回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讲起了村里曾经的武师和戏班子，那些已经消失的旧时光。
当电灯突然亮起时，正说到兴头上的赵瘫子被惊得噎住了。整个院子爆发出，比婚宴敬酒时更响亮的欢呼。孩子们甩掉裹在腿上的棉被，光脚就往八仙桌冲，被大人们拎着后领拽了回来。
“天线！天线！”幺爸急得直跺脚。屋顶上的二哥早已冻成了雪人，睫毛都结了霜花，却还死死抱着那根竹竿不放。大哥慌忙爬上梯子接应，踩断的冰凌簌簌落在下面仰头张望的人群里。
电视重新亮起的瞬间，《霍元甲》的片尾曲恰好响起。满院子“哎呀”的叹息声，惊飞了枣树上的麻雀。但紧接着的夜间新闻更让大家兴奋，原来那个小盒子里不只有故事，还能看见真正的北京天安门。
“快看！国家领导人！”李木匠的小儿子指着屏幕大叫，被他爹在后脑勺轻轻拍了一记。人们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仿佛那黑白的影像里藏着某种庄严的力量。当新闻播报员说到“改革开放”时，幺婶突然抹了抹眼角，而蹲在角落抽旱烟的老支书，悄悄在鞋底磕灭了烟灰。
夜深了，电视剧播完了，人们却不愿离去。孩子们学着电视里的动作比画着，大人们讨论着剧情。幺爸要把电视机关了，说怕“烧坏了”，可大伙儿还是围着八仙桌，仿佛那黑下去的屏幕里，还能变出什么奇迹来。
大姐夫来接大姐时，看到这场面吓了一跳。“还以为你们要闹洞房呢，”他笑着说，“原来是围着个匣子。”大姐掐了他一把：“什么匣子，这叫电视机！”
三星偏西时，幺爸终于关上了那台发烫的电视机。人们依依不舍地散去，棉鞋踩在雪地上的声响，像年糕被拉扯时的绵长叹息。
我搀着王婆子走在最后。她枯瘦的手腕在我掌心里轻颤，忽然说：“小子，你记着，往后的日子就像那电视天线，得有人在上头给你举着。”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雪地上，一长一短，像老树和它最后的枯枝。等我长大后才明白，王婆子的话还真有一些道理。
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看见大哥正和几个后生，在比画电视里的招式。他们呼出的白气与呵斥声混在一起，惊醒了树洞里越冬的蝙蝠。二哥蹲在供销社的台阶上，就着路灯光数他收的“天线辛苦费”，足足七颗水果糖，糖纸在月光下闪着磷火般的微光。
那晚，我和大哥扶着冻僵的二哥从屋顶下来时，月亮已经偏西。回家的路上，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大哥突然说：“等咱有钱了，也买一台。”二哥搓着冻红的手附和：“对，买台更大的！”
我回头望了望幺爸家的方向，窗户还亮着灯，想必是在收拾满地的瓜子壳和糖纸。那台电视机，此刻静静地立在堂屋里，像一颗种子，悄悄埋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回到家，发现母亲还留着门。灶膛的余温烘着被窝，父亲在里屋打着鼾。蒙眬入睡前，听见大姐夫来接亲的拖拉机声从远处传来，而更远处，似乎还有《霍元甲》的主题曲在夜风里断断续续地飘荡。
后来，村里买电视机的人家渐渐多了起来。先是村长家，然后是开小卖部的张家，再后来，我家也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越来越大，从黑白到彩色，从十二寸到二十一寸，但再也没有哪次看电视，能像那个腊月夜晚一样，让全村人屏息凝神，共同见证一个方寸世界里演绎的悲欢离合。
如今回老家，看见家家户户的大液晶电视，甚至很多人家都有了电脑和手机，孩子们各自盯着自己的小屏幕，再也没有人挤在一起看电视的热闹场景了。有时候我想，或许我们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彼此眼中闪烁的好奇与喜悦。
腊月依旧年年有，雪依然会落，只是那个围着电视机的夜晚，成了记忆里最温暖的一个画面。大姐早已做了奶奶，幺爸幺婶也退休多年，而那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不知流落到了何处。唯有《霍元甲》的主题曲，偶尔在街头巷尾响起时，会让我恍惚回到了那个夜晚，看见屋顶上举着天线的哥哥们，看见满院子仰着的脸庞，看见那些单纯而满足的笑容。
那年腊月回到老家，在侄女的婚礼上又见到了那台电视机。它被弃置在老屋阁楼，蒙着厚厚的灰尘。幺爸执意要通电试试，屏幕竟真的亮了起来，依然是满屏雪花，依然需要人举着天线。
当《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旋律从失真的喇叭里传出时，我看见六十多岁的大哥不自觉地站上了板凳，伸手做出举天线的姿势。已经做奶奶的大姐突然红了眼眶，而她怀里的小孙女正专注地刷着短视频，对那台古董电视机毫无兴趣。
屋外又开始下雪，和三十年前一样细密。只是再没有人会为看电视而爬上屋顶，再没有全村人共用一个屏幕的夜晚。幺爸摩挲着电视机旋钮轻声说：“那时候啊，满院子的人，看的其实不是电视……”
他的话被鞭炮声淹没。新一代的年轻人正在院子里用投影仪播放婚纱照，高清画面上，新人的笑容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影像都清晰百倍。唯有落在天线上的雪，依旧是从前的模样，安静地积攒着，又安静地消融着。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许多东西，却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就像那晚的雪花，落在电视天线上，落在人们的肩头，最终化入泥土，滋润着来年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