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啮之年

1991年8月，我背着鼓鼓的行囊，从恩施州城坐了两个小时的中巴车，到了宣恩临近县城的一个小乡。那时节，立秋已过，处暑未至，但天气还热得厉害。我那年刚满二十一岁，从州城的一所中专学校毕业，作为全州第一届选调生，被派到这个山坳里的小乡工作。

乡政府是一排灰砖瓦房，门前除了有一棵老槐树，还有一口鱼塘。老槐树的树皮皲裂得如老人的脸，鱼塘里水浑浑浊浊，偶尔还能见到几片藕叶。接待我的，是乡里的一个女副乡长，大家都称她邓大姐，大约四十来岁，眼睛总是眯着一条缝，像是永远没有睡醒一样。她领我到一间空房前，推开门，一股霉味混着说不清的腥臭扑面而来。

“小吴啊，乡里条件有限，你就先住这间吧。”邓大姐拍了拍我的肩膀，便匆匆走了，大约是怕我多问什么。

我放下行李，打量着这间屋子。一张木床，一个缺了腿的桌子，一把歪斜的椅子。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报纸，已经卷了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床上那张草席，黄褐色，边缘已经磨得发黑。我伸手摸了摸，竟有细小的黑点从缝隙中爬出，倏忽不见。

那一夜，我初识了臭虫的厉害。关了灯躺下不久，便觉周身刺痒，起初以为是蚊子，拍打几下又睡去。谁知半夜惊醒，浑身如被千万细针扎刺，开灯一看，手臂上，腿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疙瘩，有些已经连成一片。掀开草席，床板上黑压压一片小虫，见光四散奔逃，快得惊人。

我再也无法入睡，坐在那张歪斜的椅子上，看着窗外月光如水，听着远处不知名的虫鸣，第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我想起毕业时，同学们的豪言壮语，想起送我上车时母亲含泪的眼睛，想起自己曾在日记本上写下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言壮语。此刻，那些豪情壮志，都被这一床臭虫咬得千疮百孔。

天亮后，我全身红肿，像一个发面的馒头。邓大姐见了我这副模样，竟笑了：“学生娃儿，不习惯吧？”她带我去乡卫生所，医生给了一些药膏，说是臭虫咬的，抹几天就好。

“那床不能睡了，”邓大姐挠挠头，“这样吧，仓库那边腾个地方给你。”

所谓的仓库，是乡政府后院的一间土房，里面堆满了尿素、碳铵等化肥，气味刺鼻。我的“床”是两袋化肥上铺了一块木板。第一晚，我被氨气味呛得眼泪直流，半夜跑到外面透气。看见满天星斗，忽然想起化学老师说过，那些星星的光芒，有些要走上百万年才能到达地球。而我，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不过走了几百里路，却感觉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化肥仓库住了不到一周，我的咳嗽越来越厉害。邓大姐又给我换了一个地方，附近的敬老院。说是敬老院，其实不过是几间破旧的瓦房，住着五六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我的房间在角落，窗户玻璃碎了一半，用报纸糊着。夜里，老鼠在顶棚上开运动会，时而传来啃咬声，时而一阵急促地奔跑。有位姓张的老人告诉我，老鼠不怕人，饿极了还会咬睡着的人的脚趾。于是我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像只茧，却仍能听见老鼠在耳边窸窸窣窣的声响。

敬老院的老人们对我很好，常叫我一起吃饭。他们的饭菜很简单，多是自家种的青菜和一点腊肉，却总给我多夹几块肉。有位李婆婆，七十多岁了，背驼得几乎成了直角，每天清晨都拄着棍子去菜园。她告诉我，她年轻时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曾像我一样满怀热情。“后来呢？”我问。她只是笑笑，往我碗里又夹了一筷子菜。

八月底，连下了几天雨。敬老院的房子漏得厉害，我的被褥都湿了。邓大姐又给我换了一个地方，乡政府办公楼顶层的一间小屋。屋顶也有几处漏雨，但比敬老院强些。我把脸盆放在漏雨处接水，滴答声成了每晚的催眠曲。

那时节，乡里正忙着秋收准备工作。我被安排跟着农技员老周下乡。老周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我常要请他重复两三遍才能听懂。他带我去看稻田，教我辨认病虫害；去果园，讲解修剪技术；去养殖户家，指导防疫。起初，我觉得这些与我所学无关，颇不耐烦。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农拉着我的手说：“小吴技术员，你上次说的法子真管用，我家的猪再也不拉稀了。”我才惊觉，原来那些我认为无用的知识，在这里竟能帮到人。

九月初，乡里召开村干部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十几个村干部抽着旱烟，大声讨论着秋收的事宜。乡长让我做记录，我努力分辨那些浓重的方言，却仍记不全。会后，乡长看了我的记录，皱了皱眉：“小吴啊，要多向群众学习。”我感到羞愧，却也暗自下了决心。

我开始主动找老人们学方言，晚上在漏雨的房间里背记农业术语；跟着老周走村串户，不再嫌脏怕累；甚至学会了抽一口旱烟，只为能和村干部们拉近距离。渐渐地，有人开始叫我“吴干部”，而不再是“那个学生娃”。

重阳节那天，敬老院的老人们邀我一起过节。李婆婆做了糍粑，张老头打了酒。酒过三巡，老人们唱起了山歌，那调子悲凉又豪迈，听得我鼻子发酸。李婆婆突然问我：“小吴，想家不？”我点点头。她叹了一口气：“我们这些老骨头，就是你的家人了。”

那天夜里，我回到漏雨的小屋，听着雨滴敲打脸盆的声音，想起这短短一个多月的经历。臭虫、化肥、老鼠、漏雨，这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东西，如今想来竟不那么可怕了。我忽然明白，基层就像一块磨刀石，它不会在乎你是精钢还是废铁，只会用最真实的方式打磨你，要么将你磨得锋利，要么将你磨得粉碎。

十月底，秋收结束，乡里开了总结会。会上，我因为帮助几个村解决了稻瘟病问题，受到了表扬。会后，邓大姐神秘地告诉我，乡里决定给我换个住处，一间刚腾出来的办公室，不漏雨，没有老鼠，而且保证没有臭虫。

搬“新家”那天，我竟有些不舍那个漏雨的小屋。夜里，躺在没有臭虫的床上，我反而失眠了。起身开窗，看见月光下的老槐树，忽然想起初到那夜，被臭虫咬得满身起包的情景，不禁莞尔。那些红肿的包早已消退，留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免疫力，不仅是对虫咬，更是对这方水土给予我的种种考验。

如今想来，那年的臭虫、化肥、老鼠和漏雨，恰似生活给我上的一堂堂课。它们教会我，理想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能够忍受臭虫叮咬，仍不放弃的坚持；青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在漏雨的屋顶下，依然保持的赤子之心。

在那个小乡工作的第六年，我调回了县城。临行那天，敬老院的老人们来送我，李婆婆塞给我一包糍粑，张老头送了我一袋山核桃。车子启动时，我看见邓大姐站在老槐树下向我挥手，那个总是睡不醒的眼睛，似乎也有了精神。

多年后，每当我在舒适的环境中感到懈怠，就会想起刚参加工作时的那张臭虫床。那些小小的虫子，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咬醒了我对生活的认知。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不适；而人生的价值，常常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显现。

现在的那个小乡早已变了模样，变成了老百姓的一栋带电梯的安置房，整洁的宿舍，再没有人会被臭虫咬得满身起包。但我有时会想，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到那种环境工作，是否还能体会到，我们当年那种在艰难中扎根的滋味？是否还能明白，基层不仅仅是一个起点，更是一所永不过时的学校？

虫啮之年，留下的不仅是身上的疤痕，更是心中的烙印。它提醒我，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曾经如何被生活打磨，如何在那方贫瘠的土地上，学会了坚韧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