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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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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诗书写与民族精神重构——读叶梅长篇小说《神女》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的长篇小说《神女》近日出版,我一睹为快,读来甚是酣畅淋漓。

《神女》是历史记忆的文学再现与抗战叙事的创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抗战题材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从早期的《铁道游击队》《红岩》,到新时期以来的《白鹿原》《金陵十三钗》,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这段民族记忆。叶梅的长篇小说《神女》,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抗战文学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这部历时十年创作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文学再现,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挖掘和艺术重构。

《神女》以1933年至1945年的长江三峡为时空背景,通过覃九河一家的命运沉浮,串联起宜昌大转移、石牌保卫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作品既具备史诗般的恢宏气度,又不失细腻动人的情感表达。叶梅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交织,以现实主义的厚重与浪漫主义的诗意,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充满艺术张力的文学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神女》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的叙事范式。它没有简单地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也没有陷入二元对立的叙事窠臼,而是将视角下沉至三峡地区的普通民众,船工、纤夫、农民、商人和妇女,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战时抉择,来展现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坚韧与血性。这种平民化的叙事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广泛的情感共鸣和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神女》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将长江作为叙事的核心意象。长江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是承载文化记忆的精神符号。叶梅通过对长江流域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和人文精神的深入刻画,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地理空间。这种将地域文化与宏大历史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使作品在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

本文将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文化隐喻及美学风格四个维度,深入探讨《神女》的文学价值。通过分析小说如何重构抗战记忆,如何突破传统抗战叙事的局限,如何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以期揭示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谱系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意义。

一、全景叙事与微观视角的交织,是对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的双重书写。

一是时空架构的史诗性布局。《神女》在叙事时空的构建上展现出宏大的史诗格局。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33年局部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完整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种长时段的叙事框架,使作品能够深入呈现战争对个人命运和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在空间维度上,小说以长江三峡为核心舞台,向西延伸至重庆,向东辐射到宜昌,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叙事空间。

叶梅在时空处理上的匠心独运,体现在她对历史节点的精准把握。小说选取了抗战史上的几个关键性事件作为叙事支点。1938年的宜昌大转移、1943年的石牌保卫战等。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更是展现人物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通过对这些历史节点的文学再现,小说成功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对“宜昌大转移”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呈现。1938年,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组织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略大撤退,将大量工业设备和人员转移到重庆。历史上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事件。叶梅没有采用常见的宏大叙事方式,而是通过覃九河一家参与运输的亲身经历,展现了普通民众在这场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微观视角的切入,使历史事件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

二是多声部叙事的艺术探索。《神女》在叙事视角上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多声部的叙事体系。小说通过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和呈现战争,形成了立体化的叙事效果。上层军官的战略决策、中层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这些不同层面的叙事声音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的社会全景图。

在叙事结构上,叶梅采用了复线并行的叙事策略。一条线索以覃九河家族为中心,展现普通民众的抗战经历;另一条线索则围绕军人周捷展开,呈现正面战场的残酷与壮烈。两条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汇,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又相互映照。这种叙事结构既保证了故事的完整性,又增强了文本的张力。

小说对“石牌保卫战”的描写,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多声部叙事的特点。这场被誉为“东方伏尔加格勒”的战役,是中国军队以少胜多、成功阻击日军西进的关键一战。叶梅不仅通过军人周捷的视角展现了战斗的惨烈,还通过覃九河等当地民众的视角,呈现了军民协同作战的感人场景。这种多元视角的运用,使历史事件的呈现更加立体和全面。

三是民间记忆的历史价值。《神女》对民间记忆的挖掘和呈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小说通过大量细节描写,展现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存智慧和抗争精神。纤夫们利用对长江水道的熟悉帮助军民转移物资,妇女们在后方组织救护队、缝制军衣,商人们在战时维持经济流通,这些鲜活的民间记忆构成了对抗战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叶梅对民间生活的描写充满了人类学意味。她细致地记录了船工们的劳作方式、纤夫们的协作机制、商人们的交易习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实际上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图谱。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小说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时期长江流域的社会生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描写。祭祀江神的仪式、船工们的禁忌习俗、纤夫们的劳动号子,这些民俗元素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更展现了民间文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延续与变迁。叶梅通过这些民俗描写,揭示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危难时刻的精神支撑作用。

二、小说人物群像的构建,是对民族精神的多元诠释与人性深度的挖掘。

一是覃氏父子的形象塑造与精神传承。覃九河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其形象塑造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这个巴东船老大身上凝聚了长江船工的所有特质,剽悍勇武、坚韧不拔、重情重义。叶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行为刻画,使这个人物既具有类型化的典型性,又不失个性化的真实感。在宜昌大转移的危急时刻,覃九河带领船队冒着日军轰炸抢运物资的壮举,生动展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国情怀。

覃义蛟的人物弧光则更为复杂动人。从最初莽撞冲动的青年,到后来成熟稳重的抗日战士,他的成长过程折射出整个民族的觉醒历程。与父亲覃九河相比,覃义蛟更具现代意识,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勇敢坚毅,还表现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变革意识。这个人物形象打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中农民或工人被动参与革命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底层民众的历史主动性。

父子两代人的关系变化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从最初的对抗冲突,到后来的理解认同,再到最后的并肩作战,这种关系的演变不仅推动着情节发展,更象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与融合。叶梅通过这对父子的故事,探讨了在民族危亡时刻代际传承的特殊意义。

二是女性形象的多元呈现。风娘是小说中最具感染力的女性形象。作为传统家庭妇女的代表,她在战乱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智慧。从守护家庭到参与抗战,她的转变过程自然而深刻。这个形象的成功之处在于,既保留了传统女性的美德,又突破了性别角色的限制,展现了战时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

女学生林默的形象则代表了知识女性在抗战中的特殊贡献。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投身抗战救护工作,其思想转变过程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责任担当。地下党员红菱的形象则展现了革命女性的坚定信仰和牺牲精神。这三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女性参与的完整图景。

叶梅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既没有刻意拔高女性的政治觉悟,也没有将她们简单物化为被保护的对象,而是真实地呈现了不同阶层女性,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充满艺术感染力。

三是军人形象的突破与创新。周捷作为职业军人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叶梅对传统抗战叙事的突破。这个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官,既有军人的坚毅果敢,又有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在石牌保卫战中的表现,既展现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贡献,又揭示了战争中人性的复杂面。

与传统抗战文学中的军人形象不同,周捷不是一个简单的英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个体。他对战争的思考、对生命的敬畏、对民众的感情,都使这个人物具有丰富的人性内涵。叶梅通过这个形象,打破了以往抗战小说中军人形象的刻板化倾向,展现了更为真实的历史图景。

周捷与覃九河父子的互动关系尤其值得关注。这种军民关系的描写,既避免了简单的歌颂,也没有陷入虚无的解构,而是真实地呈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人际关系。军官与平民之间的理解、合作甚至冲突,都使小说的人物关系更加立体丰满。

三、小说中长江文化元素的井喷,是抗战叙事的地域底色与文明隐喻。

一是长江作为文化符号的多重意蕴。在《神女》中,长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它既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又是人物活动的文化场域,更是精神寄托的象征载体。叶梅对长江的描写充满诗意和哲理,使这条母亲河在小说中获得了多维度的象征意义。

从自然属性来看,长江的险滩激流象征着抗战的艰难险阻;从文化属性来看,长江的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从精神属性来看,长江的奔腾不息象征着民族精神的顽强不屈。这种多层次的象征体系,使长江成为贯穿全书的灵魂意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三峡景观的描写。瞿塘峡的雄伟、巫峡的秀丽、西陵峡的险峻,这些自然景观不仅构成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更与人物的精神世界形成呼应。叶梅通过对三峡四时变化的描写,巧妙地烘托了人物的心境变化和命运转折。

二是民俗文化的生动再现。《神女》对长江流域民俗文化的描写,具有珍贵的人类学价值。小说细致地记录了船工们祭祀江神的仪式、纤夫们的劳动号子、商人们的交易习俗,这些民俗事象的文学呈现,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更保存了正在消失的民间记忆。

船工号子在小说中具有特殊的叙事功能。这些充满力量感和节奏感的劳动歌声,既是船工们协调动作的工具,又是他们抒发情感的媒介。叶梅通过对不同情境下船工号子的描写,巧妙地渲染了故事氛围,推动了情节发展。在日军轰炸的危急时刻,船工们高亢的号子声更成为一种不屈的精神象征。

民间信仰的描写同样引人入胜。小说中祭祀江神的场景充满神秘色彩,这种古老的民间仪式在战争背景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当覃九河在危急时刻向江神祈祷时,传统的民间信仰与现代的民族意识产生了奇妙的融合,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变通与延续。

三是地域文化的抗战精神转化。《神女》最深刻的文化意义在于展现了地域文化如何转化为抗战精神。长江流域特有的码头文化、船帮文化,在战争背景下升华为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覃九河等船工身上体现的江湖义气,在民族危亡时刻自然地转化为同仇敌忾的抗战意志。

叶梅敏锐地捕捉到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长江船工长期与险恶自然环境抗争形成的坚韧品格,恰好符合抗战时期需要的民族精神。这种文化基因的自然转化,使小说的人物行动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小说对商业文化的描写也颇具深意。宜昌、重庆等长江码头的商业传统,在战时转化为物资流通和经济支持的重要力量。商人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抉择,展现了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的现代演绎。这种对商业伦理的探讨,丰富了抗战文学的思想内涵。

四、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融,是小说战争的残酷性与诗性光辉的有效平衡。

一是战争残酷性的真实呈现。《神女》在描写战争残酷性时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叶梅以冷静客观的笔触,真实再现了抗战的惨烈场景。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石牌战役的尸横遍野、难民逃亡的艰辛困苦,这些场景描写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充满艺术感染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战争细节的把握。叶梅没有简单地渲染血腥暴力,而是通过对特定细节的精准描写来展现战争的残酷。一个被炸断的手臂、一双磨破的草鞋、一封未寄出的家书,这些细节积累产生的震撼力,往往胜过直接的战场描写。这种克制的叙事风格,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

小说对战争中人性的描写同样真实深刻。既有舍生取义的壮烈,也有贪生怕死的怯懦;既有同舟共济的温情,也有趁火打劫的丑恶。这种全面而不失深度的描写,避免了抗战文学常见的简单化倾向,展现了历史的复杂面相。

二是浪漫主义的诗意升华。《神女》在坚持现实主义基调的同时,又巧妙地融入了浪漫主义的诗意元素。这种现实与诗意的交融,使作品在历史厚重感之外,又增添了艺术感染力。“神女峰”的意象贯穿全书,成为这种诗意表达的核心载体。

神女峰在小说中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对船工们来说,她是保佑平安的守护神;对恋人来说,她是坚贞爱情的见证者;对抗战军民来说,她是不屈精神的象征物。叶梅通过对神女峰不同情境下的描写,赋予这个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

小说的语言风格也体现出浪漫主义特色。在描写长江风光时,叶梅的笔触充满诗意;在刻画人物心理时,她善用象征手法;在叙述关键情节时,她常常融入抒情段落。这种诗化的叙事语言,使作品在历史叙事之外,又具备了抒情诗的气质。

三是悲剧意识与希望曙光的辩证统一。《神女》在美学风格上的重要特点,是悲剧意识与希望曙光的辩证统一。小说既真实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又始终保持着对光明未来的信念。这种既直面黑暗又不失希望的美学追求,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

悲剧意识的体现主要来自对战争毁灭性的描写。家园的毁灭、生命的消逝、爱情的破碎,这些悲剧元素构成了小说情感基调的重要部分。但叶梅没有停留在悲情的渲染上,而是通过人物在苦难中的坚守和抗争,展现了生命的韧性和精神的崇高。

希望曙光的呈现则更为巧妙。有时是一盏不灭的渔火,有时是一株顽强的野花,有时是一段未完成的琴声,这些充满象征意味的细节,在黑暗时刻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特别是小说结尾处,抗战胜利后长江恢复通航的描写,象征着民族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生。

五、抗战叙事的文学突破与当代启示。

一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创新价值。《神女》在中国当代抗战文学谱系中,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它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多个维度上实现了艺术突破。在叙事视角上,它摒弃了单一的英雄叙事,采用平民化的多元视角;在人物塑造上,它避免了简单的善恶二分,呈现复杂真实的人性;在文化表达上,它将地域文化与抗战精神有机融合,开辟了新的叙事空间。

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神女》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叶梅将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和人文精神融入抗战叙事,使作品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为抗战文学提供了新的创作范式。

在历史观念上,《神女》也体现出新的思考。它没有简单地重复既定的历史结论,而是通过对普通民众战时经历的细致描写,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种尊重历史真实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具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二是对抗战记忆的重构意义。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神女》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随着抗战亲历者的逐渐离世,历史记忆面临消解的危险。叶梅通过文学的方式重构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先烈的致敬,更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修复和传承。

小说对民间记忆的挖掘尤其珍贵。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船工、纤夫、农民和妇女,他们的抗战经历通过文学想象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这种对民间记忆的重视和呈现,体现了叶梅作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神女》对抗战记忆的重构还具有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如何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叶梅通过长江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抗战历史,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是文学创作的启示价值。《神女》的成功实践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首先,它证明了严肃文学完全可以做到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小说既有深刻的历史思考,又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种平衡值得当代作家借鉴。

其次,它展示了地域文化书写的广阔空间。叶梅对长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艺术呈现,说明地域性不仅不会限制作品的传播,反而可能成为其独特魅力的来源。这对困扰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代作家具有重要启发。

最后,它体现了作家坚守文学本体的重要性。在商业化浪潮冲击文坛的今天,叶梅十年磨一剑的创作态度,对文学品质的执着追求,都值得当代写作者深思和学习。真正的文学精品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艺术的锤炼。

《神女》最终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抗战小说,更是一部关于长江文明、关于民族精神的宏大叙事。它通过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的交织,诠释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坚韧与重生。正如叶梅自己所说:“长江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神女》通过长江的视角,让抗战叙事获得了更悠远的回响,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部兼具历史深度与艺术高度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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