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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亚军的中篇小说《另一个母亲》在《十月》2025年第3期、总第407期发表。他以冷峻而深刻的笔触，将阿尔茨海默症这一现代疾病，转化为一面照妖镜，映照出当代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秩序的瓦解与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微光。
这部作品标志着温亚军创作风格的显著转变，从早期边疆军旅文学的“静美诗学”与“情感抚慰”，转向对人性困境与存在意义的“酷烈诗学”探索。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家庭面对患病母亲的赡养困境，层层剥开现代文明华丽外衣下的精神溃散，以柳孝成这个“不合时宜”的坚守者形象，叩问在物质主义狂潮中,个体生命尊严的最后防线。
一、疾病作为隐喻，阿尔茨海默症的社会病理学解读。
在《另一个母亲》中，温亚军精巧地将阿尔茨海默症这一生物学疾病，转化为一个富含文化批判意味的隐喻装置。母亲“进行性”加重的记忆丧失与认知功能障碍，恰如其分地象征着传统伦理价值，在现代社会的“退行性”病变。随着病程发展，母亲逐渐失去做饭、自理等基本能力，最终堕入“游走在不为人知的世界里”的状态。这一过程，与乡土中国伦理体系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瓦解过程，形成了惊人的同构关系。温亚军并非简单地使用疾病作为煽情工具，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病理学观察窗口，通过母亲病情的恶化，辐射出更广泛的社会病症。
小说中，母亲的疾病呈现出双重异化的残酷面相。在乡土空间，她被大儿子柳孝天二儿子柳孝明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推诿照顾责任；在城市空间，她又成为小儿媳袁可可眼中破坏家庭秩序的“他者”，最终被契约化的保姆服务和医疗体系所排斥。这种双重异化，生动体现了老年失智群体，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生存困境。乡村的传统赡养网络已然瓦解，而城市的现代保障体系，又未能提供包容性生存空间。当母亲在意识混乱中“挥刀乱舞”砍伤保姆黄婷婷时，这一戏剧性场景，不仅标志着家庭照顾系统的崩溃，更象征着患病躯体与现代社会规训机制之间的尖锐冲突。
更具批判性的是，温亚军通过母亲这一形象，将阿尔茨海默症的隐喻意义，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群体性健忘症”的指控。在物质主义驱动下，社会集体记忆中，对传统伦理的忠诚，对弱者的关怀，对长者的敬重正在加速消解，恰如母亲破碎的意识流。“病了的又何止是母亲？”这一反问，直指现代文明标榜下的“失衡失序的群体构造”。当二哥柳孝明以“趋利人心贪婪的恶意”算计亲兄弟，当儿子以“现代经济交换理性思维”决然舍弃奶奶，我们看到了一种更为可怕的认知功能障碍，在社会尺度上的蔓延，情感的物化与伦理的失语。
通过这种多层次的疾病隐喻，温亚军将《另一个母亲》从一个个别家庭的悲剧，提升为对整个时代精神状况的诊断。阿尔茨海默症在小说中，既是一个具体的医学事实，更是一面折射现代社会精神溃散的棱镜，照见了我们在发展狂飙中丢失的那些维系人性尊严的基本伦理。
二、伦理困境的现代性解读，从家庭冲突到文明悖论。
《另一个母亲》的叙事张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多重伦理困境的叠加与碰撞。温亚军通过这些困境，不仅展示了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与现代社会运行逻辑之间的深刻矛盾。小说中，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赡养问题，立即成为检验子女伦理立场的试金石，大哥二哥以“生活能够自理”为由，不愿担负照顾之责，迅速暴露了传统孝道在功利主义思维前的溃败。这种亲情异化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温亚军精心构筑的现代性悖论，社会发展越是强调个体解放和理性选择，那些无法用利益衡量的伦理义务就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柳孝成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极具象征意义。作为小儿子，他的小名“若女”，暗示了一种性别化的伦理责任。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女儿通常承担更多情感劳动和照顾工作，而柳孝成被赋予的这一带有女性特质的名字，似乎预示了他将成为母亲最后的守护者。然而，这种守护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却显得格外艰难。一方面，柳孝成的坚守是对抗“大哥二哥堂而皇之推诿”的传统伦理余晖。另一方面，他的选择又不断与城市的契约精神、经济理性和效率原则发生冲突。当专家开的“利培酮片”抑制了母亲狂躁却带来严重副作用，当高价丹麦进口药“盐酸美金刚片”虽副作用最小，但加剧了母亲的痴呆化。我们看到现代医疗体系的产业化冷酷，如何侵蚀着最基本的人道关怀。
温亚军通过柳孝成夫妻关系的演变，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伦理困境的现代性解读。假离婚这一初始设计，本是为了“以利益求取为导向”，却因母亲的病情演变为真离婚，极具讽刺地展示了工具理性，对情感领域的殖民化过程。袁可可从共谋者到逃离者的转变，不仅是个体耐性的耗尽，更是现代婚姻观念对“无论健康疾病”传统誓言的背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伦理悲剧中，甚至连儿子也“以现代经济交换理性思维决然地舍弃了奶奶”，并直呼父亲小名“若女”，以“冷酷的理性力证了父亲的‘傻帽’”。这一细节深刻揭示了代际价值断层的残酷事实，年轻一代已在市场经济中彻底内化了交换逻辑，将亲情关系也纳入了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
小说中城乡文明的对立，构成了伦理困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母亲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移，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两种价值体系的碰撞。父亲葬礼上，袁可可对“乡下烦琐的丧事程序”的排斥，象征着城市文明对乡土仪轨的符号性驱逐；而母亲在城市的种种“失序”行为，走失、躁狂、大小便失禁，则成为检验城市包容性的酸性测试。当110通过技术手段在麦李桥下找回母亲，当柳孝天的柳立萌购买的定位仪无法“安顿可怜的奶奶”，温亚军似乎在追问，现代科技能否填补伦理溃散留下的空洞？城市文明是否具备接纳那些不符合其效率逻辑的生命形式的能力？
更深层的伦理困境在于，温亚军并未提供简单的道德答案。柳孝成的坚守固然令人动容，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迷茫，以及最终可能送母亲回乡的选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伦理难题。当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都已发生变化，个体的道德坚持是否只是一种悲壮的姿态？如果如小说所言，柳孝成领受的一切心灵承压可视为“群体性的‘阿尔茨海默症’”，那么这种坚守是否终究无法扭转系统性溃散的趋势？温亚军通过将这些家庭伦理困境与更广阔的现代性批判相连，使《另一个母亲》超越了家长里短的琐碎叙事，升华为对当代中国精神状况的深刻寓言。
三、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的美学创新。
温亚军在《另一个母亲》中展现出成熟的叙事艺术，通过精心设计的故事结构和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将阿尔茨海默症引发的家庭危机，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生存困境。不同于传统家庭伦理小说线性推进的叙事模式，温亚军采用了一种溃散式叙事结构。随着母亲病情的恶化，家庭关系、婚姻纽带和社会支持网络也同步瓦解，形成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悲剧力量，更在美学层面上模仿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逐渐碎片化的意识体验。
小说的叙事动力主要来源于，母亲病情发展带来的连续危机事件。从最初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到走失、躁狂、大小便失禁，直至最终砍伤保姆。每一阶段的病情恶化，都成为检验周围人物伦理立场的试金石，推动着家庭关系向更深的危机滑落。温亚军在处理这些事件时，避免了廉价的煽情，而是以“专注、细密、饱满、动人、至哀的叙事”呈现各方在危机中的真实反应。这种渐进式崩溃的叙事设计，不仅真实反映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庭普遍经历的情感历程，更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压迫性的阅读体验，使读者仿佛与柳孝成一同坠入“无底深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温亚军摒弃了简单的道德二元论，通过丰富的细节，呈现出每个角色在伦理困境中的复杂心理。母亲这一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她既是需要被照顾的客体，又是颠覆家庭秩序的“能动者”；既是传统家庭中无私奉献的象征，又因疾病成为“对柳孝成夫妇城市生活的全面颠覆”。温亚军笔下的母亲不是简单的受害者形象，即使在意识混乱中，她仍“清晰记得他小名”，这一细节赋予了她某种超越疾病的尊严感，也强化了柳孝成伦理选择的复杂性。
柳孝成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体现了温亚军对当代“伦理孤独者”的深刻理解。他与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形成跨时空对话，以“茕茕孑立的悲凉对抗着世相荒诞及生命的无意义”。这一人物塑造的独特之处在于，温亚军既展现了他坚守的道德光辉，也不回避其现实中的无力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困惑，他最终可能送母亲回乡的妥协，都使这一形象摆脱了英雄主义的套路，成为一个在道德与现实夹缝中挣扎的普通人。柳孝成的悲剧性在于，他的坚守不仅未能唤醒他人的伦理自觉，反而使自己沦为家人眼中的“傻帽”。这种反英雄化处理，恰恰强化了小说对现代伦理困境的批判力度。
其他配角同样展现了温亚军塑造人物的深厚功力。大哥二哥代表了功利主义人格的两种变体，一个以“生活能够自理”为由逃避责任，一个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推诿义务。妻子袁可可从假离婚的共谋者，到真离婚的决绝者转变，揭示了市场经济中成长的一代将婚姻也视为“投入产出”关系的实用主义心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侄子柳立萌这一角色，他被设计为“整个现世物利共性冷酷中埋下的一丝人间小温”，他的“义气担当”为柳孝成提供了“一点点薄凉的慰藉”。这一角色的设置避免了小说陷入彻底的绝望，也显示了温亚军对人性复杂性的把握。即使在普遍异化的环境中，仍可能存在微小而真实的伦理光亮。
温亚军的细节叙事艺术，在人物塑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柳孝成的小名“若女”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成为理解其伦理处境的密码；高价进口药“盐酸美金刚片”和“利培酮片”的医学细节，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又隐喻了现代医疗体系的异化本质；定位仪这一科技产品在照顾失智老人中的“意义全失”，则巧妙地质疑了技术解决主义，对人文关怀的遮蔽。这些精心选择的细节，使小说在探讨宏大主题时不失具体而微的生活质感，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张力。
通过这种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的艺术创新，温亚军成功地将一个家庭赡养困境的故事，提升为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普遍观照。《另一个母亲》的叙事美学与其主题思想高度统一，形式本身成为内容的延伸，共同构成了这部中篇小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四、精神溃散中的微光，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伦理可能。
在《另一个母亲》呈现的近乎绝望的伦理图景中，温亚军依然为读者保留了若干微弱却坚韧的人性光亮，这些光亮以不同的方式抵抗着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溃散。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这些抵抗瞬间，我们可以发现温亚军对人性复杂性更为辩证的理解。即使在普遍异化的条件下，个体依然能够在自由选择中确证自己的本质。这种对存在勇气的探索，构成了小说灰暗基调中不可或缺的希望元素，也为反思现代伦理困境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柳孝成的坚守，无疑是小说中最耀眼的伦理微光。他的名字“若女”暗示的不仅是性别化的照顾责任，更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命运认同。他接受了自己作为“另一个母亲”守护者的身份，即便这种接受意味着被妻子儿子“从现代观念意识理性所彻底抛弃”。温亚军将柳孝成的选择与自杀这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相联系，实际上是将他的伦理立场提升到了存在主义的高度。在荒诞的生存环境中，坚持照顾失去认知能力的母亲，成为他反抗生命无意义的方式。这种反抗不是英雄主义的壮举，而是日常生活中近乎琐碎的坚持，正因如此，它更具有存在真实性。当柳孝成选择“以悲情与(生活荒诞)共舞”时，他的行动本身就成为溃散中的精神存在的证明。
侄子柳立萌这一角色在小说中的功能值得特别注意。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他本应更彻底地内化市场理性，却出人意料地成为柳孝成唯一的支持者。温亚军描述他是“现世物利共性冷酷中埋下的一丝人间小温”，他的“义气担当”为柳孝成提供了“一点点薄凉的慰藉”。这一人物设计打破了简单的代际对立模式，暗示即使在高度物化的社会环境中，青年伦理也可能存在出人意料的韧性。柳立萌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为柳孝成提供了情感支持，更在于他代表了传统伦理价值在现代条件下转型再生的可能性，不是简单的回归孝道，而是将义气、责任等价值与当代生活经验相结合的新型伦理态度。
小说中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抵抗瞬间，是母亲自身残存的主体性闪现。即使在深度痴呆状态下，她仍“清晰记得他小名”；她的躁狂、走失等行为，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对身体被规训的反抗。温亚军没有将母亲简化为完全被动的受害者，而是通过保留这些细微的主体痕迹，暗示生命尊严即使在最脆弱的状态下也依然存在。当母亲在意识错乱中“挥刀乱舞”时，这一看似纯粹破坏性的行为，实则包含了对被照顾者刻板形象的颠覆。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纳入任何照顾体系(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的顺从客体。这种抵抗性身体的呈现，使母亲形象超越了简单的同情对象，获得了更为复杂的文学意义。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另一个母亲》整体叙事结构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抵抗形式。温亚军“罢黜温情温暖重构个体困境的张力，将文本推至存在之思的深邃之境”的创作选择，实际上是对当代文学中盛行的心灵鸡汤式安慰的拒绝。小说不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不虚构和谐的大团圆，而是将柳孝成“留给了人间万劫不复，将对个体精神性存在的溃散过程留给万千读者”。这种叙事伦理上的诚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工业中泛滥的虚假抚慰的抵抗。通过让“更深邃的哲思溢出了文本”，温亚军邀请读者共同思考而非被动消费，这一写作姿态在当今文学场域中本身就具有批判性意义。
在溃散与抵抗的辩证关系中，温亚军最终将阿尔茨海默症的隐喻推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如果母亲的精神存在正在经历不可逆转的瓦解，那么那些在表面“正常”的社会成员中蔓延的伦理冷漠，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性痴呆？当大哥二哥精明地计算照顾母亲的成本，当袁可可果断地切割与婆婆的关系，当儿子以经济理性衡量亲情价值时，他们的认知功能虽然完整，却在伦理感知上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障碍。从这个角度看，柳孝成、柳立萌等人的抵抗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普遍性的伦理认知障碍中，依然艰难地保持着对人性相互依存本质的觉悟。
《另一个母亲》通过这些抵抗瞬间的描绘，最终超越了单纯的社会批判，达到了更为深刻的存在洞察。人类的精神存在既脆弱又坚韧，既不断溃散又始终寻求连接。温亚军没有给出解决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庭困境的实用方案，但他通过文学的力量，让我们看到在无意义的深渊边缘，依然可能存在微小却真实的伦理光亮，这些光亮或许不足以驱散黑暗，却足以证明黑暗并非全部的现实。
五、从“静美诗学”到“酷烈诗学”，温亚军创作的现代性转型。
《另一个母亲》的发表，标志着温亚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评论者准确指出这部作品“标志着温亚军创作从传统思维拘囿下的成功突围”，是他“文学从有限情感抚慰转向对人性、存在之深度广度的拷问”的典范。纵观温亚军的创作历程，从早期的“边疆”“军旅”题材的“静美诗学”，到《另一个母亲》所代表的“酷烈诗学”，这一转型不仅关乎个人风格的演变，更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在面对现代性复杂经验时的某种集体性成熟。通过分析这一转型的具体表现及其文学史意义，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另一个母亲》在温亚军创作谱系中的独特位置。
温亚军早期作品以其“温暖延宕之处，尽显静美诗学”的特点受到关注，这些作品多扎根于边疆军旅生活，构建了一种相对封闭而稳定的美学世界。即使初入大都市的“城市”叙事文本，也依然“沉溺于自我的想象世界”，保持着某种情感上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种创作倾向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学的整体氛围相契合，即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文学建构某种精神上的庇护所功能。评论者指出，温亚军早年的小说“总是从极其平淡之处展开内掘性炼金，总是从逼仄狭小刹那间跃升人之神性伟岸无限广阔”，这种叙事模式虽然展现了作者敏锐的生活洞察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但在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精神碎片化和存在困境时，难免显得力有不逮。
《另一个母亲》代表了温亚军创作中一种显著的美学断裂。如评论所言，近十多年来他的小说“常常逆转陡进，倾力于小说人物深陷人世困境无以自处之叙事，赫赫然于精神尴尬悬浮无依之境，强力彰显着酷烈诗学之惊心”。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温亚军不再满足于提供“情感的庇荫”，而是勇敢地将文学推向“精神深困于疾病深渊之一线边缘”，让作品成为“重新掂量生命存在分量”的场域。《另一个母亲》中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庭残酷真相的直面，对亲情关系异化的无情解剖，都体现了这种“酷烈诗学”的美学勇气和伦理担当。
从文学史角度看，温亚军的这种转型呼应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的某种现代性觉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全面展开和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模式日益面临表述危机。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矛盾性超出了传统叙事模式的容纳能力；另一方面，读者对文学的需求也从单纯的情感抚慰转向更为复杂的精神对话。《另一个母亲》这样的作品，正是回应了这一历史性挑战。评论者指出，这类“从坚质现实末梢出发的文本”，是“文学对自身使命的觉醒与担当，是对表象的背离，是对本质的切中，更是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通过将阿尔茨海默症这一医学现象转化为多层次的社会隐喻，通过对柳孝成伦理困境的存在主义式挖掘，温亚军成功地将一个家庭故事提升为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普遍观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另一个母亲》展现的现代性转型并非简单的主题拓展或风格变化，而是涉及到叙事哲学层面的深刻变革。早期作品中的“从逼仄狭小的刹那间跃升人之神性伟岸无限广阔”的叙事模式，在《另一个母亲》中被更为复杂的叙事结构所取代。小说不再提供精神升华的捷径，而是让读者与主人公一同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存在困境。这种叙事上的克制与犹豫，恰恰体现了温亚军对现代经验复杂性的尊重。当小说以开放式结局收尾，将“母亲何去何从”的问题抛给社会时，这种反闭合性叙事本身就构成对传统小说安慰功能的颠覆。
《另一个母亲》的“酷烈诗学”还体现在它对情感政治的重新定义上。早期作品的“静美诗学”倾向于将情感视为对抗异化的纯净领域，而《另一个母亲》则无情地展示了情感本身如何被现代性条件所渗透和重构。大哥二哥对母亲的推诿、袁可可对婆婆的厌弃、儿子对父亲的蔑视，都不是简单的道德堕落，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情感结构变迁的表征。温亚军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揭示了这种变迁的悲剧性后果，又避免了简单的怀旧式批判。柳孝成的坚守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不是对传统孝道的机械重复，而是在现代性条件下的伦理创新，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存在主义式选择。
从“静美诗学”到“酷烈诗学”的转型，使温亚军的创作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文学史意义。《另一个母亲》这样的作品不再满足于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主动介入到现代性困境的解剖与反思中。通过阿尔茨海默症这一隐喻，温亚军将医学叙事、家庭叙事和社会批判叙事有机融合，创造出一种能够同时把握个体命运与时代精神的新型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既不回避现代生活的残酷真相，又保持着对人性可能性的谨慎乐观；既具有社会学视野的广度，又不失存在主义思考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个母亲》不仅代表了温亚军个人创作的重要突破，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应对现代性挑战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六、溃散时代的伦理微光。
《另一个母亲》作为温亚军文学创作现代性转型的代表作，通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庭的赡养困境，将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伦理危机，浓缩在微观的家庭空间中予以深刻呈现。在这部中篇小说里，母亲的疾病既是写实的医学状况，更是传统伦理价值在现代性冲击下不断溃散的强烈隐喻；柳孝成的坚守既是个体的道德选择，也是对普遍精神异化的一种存在主义式反抗。温亚军以其独特的“酷烈诗学”，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张力与悖论的世界。在这里，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可能因功利计算而瓦解，而最微弱的伦理微光却能在普遍溃散中显现出惊人的韧性。
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直面了中国社会快速老龄化过程中日益凸显的老年照护问题，尤其是失智老人家庭面临的特殊困境。温亚军没有停留在问题表面，而是通过母亲被乡村遗弃、被城市排斥的双重遭遇，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下老年群体系统性边缘化的残酷现实。更具洞察力的是，他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情感逻辑与经济理性的深刻矛盾。当儿子直呼父亲“若女”并讥讽其为“傻帽”时，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家庭暴力的诞生，这种暴力不以身体伤害为特征，而以情感冷漠和价值蔑视为武器。
从更广阔的文化批判视角看，《另一个母亲》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将一个中国家庭故事提升为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普遍观照。阿尔茨海默症在小说中既是具体的病理现象，也是现代性条件下精神存在溃散的象征。当评论者指出“病了的又何止是母亲？”时，实际上点明了温亚军创作的深层意图，诊断一种普遍存在的“群体性阿尔茨海默症”，即社会集体记忆中对传统伦理价值的遗忘与背叛。在这种语境下，柳孝成的坚持不仅是对母亲的守护，更是对某种正在消失的人性可能的坚守。
《另一个母亲》的文学创新在于，它发展出了一种与表现对象高度契合的叙事美学。温亚军采用渐次溃散的故事结构，让叙事形式本身成为内容的一部分；他塑造的人物拒绝简单的善恶二分，每个角色都在特定条件下做出了看似合理却伦理可疑的选择；他对细节的掌控，如高价进口药的产业化冷酷、定位仪的意义全失等，使小说在探讨宏大主题时不失具体而微的真实感。这种艺术成就使《另一个母亲》超越了单纯的问题小说范畴，成为一部具有持久文学价值的作品。
在当代文学谱系中，温亚军的这部作品代表了一种珍贵的叙事伦理，既不向读者提供廉价的安慰，也不陷入虚无主义的绝望；既保持对现实批判的锐度，又尊重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当小说以开放式结局收束，将“接下来怎么办”留作“天问”时，这种叙事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立场，拒绝简单答案，保持问题开放，邀请读者共同思考。在充斥着快餐式消费文化的文学场域中，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尤为难得。
《另一个母亲》最终留给我们的，或许是一种悖论性启示。在一个精神存在不断溃散的时代，像柳孝成这样的“失败者”反而以其不合时宜的坚守，证明了人性尚未完全物化的可能性；母亲日益破碎的意识中偶尔闪现的记忆碎片，如记得儿子小名的瞬间，暗示着即使在最深的异化条件下，连接的渴望依然存在；侄子柳立萌代表的“一丝人间小温”，则预示着伦理价值在青年一代转型再生的微弱希望。这些微光不足以照亮整个溃散的世界，但足以防止我们完全堕入黑暗。在这个意义上，温亚军的《另一个母亲》不仅是一部关于疾病与照顾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在现代化狂飙中如何守护人性底线的深刻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