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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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名的《我们终将告别》不仅仅是一部歌词合集，更是一部以音乐文学为载体的中国民间精神史。这位从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走出的词作家，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与多元的职业轨迹，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创作视角。他教过书、干过宣传，也打过工，他既是冷饮店、火锅店、录像厅、舞厅的经营者，又是培训学校、广告公司的创办人。
他的创作既扎根泥土，又凝视都市；既拥抱商业，又不弃艺术。这种“跨界”身份，使他的歌词创作脱离了书斋式的纯粹抒情，转而成为一种具有强烈社会感知力的文化实践。他的创作生涯，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同步，从1985年开始创作歌词至今，正好见证了当代中国最为剧烈的四十年变迁，这使得他的作品天然地带有时代档案的特殊价值。黄小名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在场”的创作姿态，既不是高高在上的观察者，也不是完全沉浸泥土的参与者，而是在各种生活场景中穿梭、体验、思考，最终将这些体验提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表达。
歌词集的结构本身便是一种精心的意义编织。“家国情怀”与“故土乡愁”并置，“城市过客”与“温情人间”呼应，“流岚飞虹”与“笑对人生”对话，直至“抗疫歌词”与“铁树开花”收尾，这种编排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普通人精神世界的变迁图谱。黄小名似乎意在通过这种分类告诉读者，告别不仅是生命的必然，更是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方式、一代人情感结构的逐渐消逝与重构。
他的歌词之所以能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及二百余次省部级以上奖项，正因为其作品捕捉到了这种集体性告别中的细微颤动。这种广泛的认可不仅证明其艺术成就，更反映了时代对这种记录的真切需求。每一辑的划分都体现着词人对中国社会情感地图的深刻理解，从宏大的家国叙事到细微的个人情感，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情感景观。
在“故土乡愁”一辑中，黄小名展现了对乡村中国的深情回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乡愁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带着冷饮店的冰凉与火锅店的热烈，两种温度的交织使得他的乡土记忆呈现出复杂的质感。《温暖老家》中“这个地方总让人放不下/这个地方有我的快乐年华/一茬茬稻谷黄，一年年青草发/永不褪色的记忆在心头上挂”，这样意象丰富的句子，既传统又现代，既具体又抽象，传统农耕文明的意象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诗意光泽。这种创作特点与他长期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真正告别了乡土，因而更能深刻地回归乡土。在他的笔下，乡愁不是停滞的缅怀，而是一种流动的情感，既有对消逝的农耕文明的追忆，也有对新时代农村变革的思考。在《三月的江南是首歌》中，他写道：“小巷一串木屐声，踢踢踏踏/河边一溜浣衣女，哗哗啦啦/桥上一支牧归笛，嘀嘀哩哩/村口一班上学娃，嘻嘻哈哈”，这种意象选择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符号，又暗示了不可避免的变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月光里的故乡》这首作品，创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的美学效果：“浮在月光里的故乡/弥漫着阵阵稻花香/时光如此温柔安详/大地沉醉在甜蜜梦乡”“只好在月光下静静守望/像父亲梦中的水稻一样”。这分明就是一首时间与空间交错、现实与梦境交汇的美学诗。
而“城市过客”一辑则呈现了黄小名创作的另一个维度。作为曾经的城市商业经营者，他对都市生活的描写避免了简单的赞美或批判，而是充满了一种理解的同情。《城市里的蚂蚁》中写道：“天黑了，亮起满城灯火/这路上，有人还在奔波/眼前是欢乐的海洋/心中却无边的寂寞/我像只小小的蚂蚁/可有可无，总是被忽略”，这种意象选择既表现了都市移民的生存状态，又暗含了顽强的生命力量。
黄小名的城市不是冰冷的钢铁森林，而是充满温度的人生舞台，这种视角来自他作为商业实践者的体验。他知道城市既是竞争场，也是共生圈。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有凌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有高楼大厦里的白领精英，有小巷深处的手工艺人，这些形象共同构成了都市生活的多元图谱。在《温州故事》中，他巧妙地将大都市与打工族并置，创造出现代性思考的张力：“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起/我就逼迫自己要爱上你/其实你的样子并不美丽/与我的想象存在好长的距离/汹涌的人群犹如瓯江的潮汐/我就像一颗小小的沙粒/既然选择投身于你/就只有努力找寻生长的契机”。更难得的是，黄小名关注到了城市中的边缘人群和过渡空间，如《民工兄弟》《妹妹》《读书的女孩》《想念厂花》，这些都被他赋予了诗意的表达。《梦中的火车》一作中，他写道：“梦中的火车在呼啸/带着我疲惫的微笑/家是温馨的港湾/永远让我魂牵梦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抗疫歌词”专辑的设置。在大量同类题材作品趋于口号化、概念化之时，黄小名的抗疫歌词保持了难得的诗性品质。《不眠之城》中“一家人面对面坐着/却什么话也不想说/偶尔站起从窗口向外眺望/期待能听到一支春天的歌”这样的句子，将抗疫现场转化为一种超现实的审美体验，既记录了特殊时期的情感震颤，又超越了具体事件的时限性，达到了普遍人类情感的层面。
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一个成熟词作家的历史意识，他深知自己不仅在记录当下，更是在为未来建构记忆。在这些作品中，他没有简单停留在英雄主义的赞颂上，而是深入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捕捉那些细微而真实的瞬间。《迟致的悼词》中“走的人永远走了/而不是出趟远门”，《春天里重逢的花朵》中“若没有长长的别离/就不知道思念的浓”，《等待一场雪》中“眼里有泪/忍着不流下来/因为谁看到/都是一种伤害”，这些都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个人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平民英雄》这首作品，他将英雄平民化、平民英雄化，却赋予其深刻的英雄烟火情结和底层意识：“每个人都可成为英雄/英雄就在平民百姓中/每个人都可成为英雄/关键时只要他能往前冲”。
黄小名的歌词艺术成就，部分来源于他善于将日常语言提升为诗性表达的能力。他开办培训学校的经历可能使他更加注重语言的可传达性，而广告公司的经验则培养了他对文字冲击力的敏感。这种“商业中的诗学”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艺术高度，又不失传播力度，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如《每一片树叶都是春天的流苏》中：“每一片树叶都是春天的流苏/等着疼它的人和它守望相助/每一片树叶都是春天的流苏/等着爱它的人赐它一生幸福”，将最普通的树叶升华为时间哲学的象征，这种转化能力正是黄小名词艺术的精髓所在。
他擅长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在《乡村广场舞》中，他将这一当代乡村民俗写得灵动而深沉：“欢乐的音乐响起来，/幸福的笑脸像花开。/大婶大妈们汇聚村头，/你看她们一个个——/广场舞跳得多牛掰！”黄小名的语言艺术还体现在对方言土语的创造性运用上，在《那个江西老表》中，他巧妙融入江西地方语言元素，既保持了地方特色，又使其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他返回工地时太阳已经爬得老高，/那个包工头骂他死哪儿去了，/江西老表没解释，忍了忍，笑了笑，/心情却格外格外好。”
《我们终将告别》书名的悖论性在于，通过记录告别，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种抵抗遗忘的文化努力。黄小名笔下那些即将或已经消失的场景，录像厅的灯光、舞厅的旋律、乡村的炊烟，却在歌词中被永恒定格。这种努力与他的音乐身份密切相关，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他深知音乐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本身就是与时间对抗的方式。在音符中，逝去的得以永存。他的作品因此具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档案价值，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与集体记忆。在《绿皮火车的时光》中，他巧妙地通过绿皮火车记忆来记录一个时代：“站满人的过道/乘务员在大声叫嚷/空气有些浑浊/还夹杂方便面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小名对“告别”主题的处理是多层次的，既有对逝去事物的怀念，也有对新时代的迎接，这种辩证思考在《告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每一次疼痛都是一次反省/每一次站起都是一次证明/耳边再次响起号角声/让我们为梦想来场远征”。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黄小名的创作代表了改革开放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历程。从乡土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从稳定到流动。他的歌词集因此超越了个人创作的范畴，成为一部记录中国社会转型的情感编年史。那些获奖作品不仅是艺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因为他的创作触动了时代神经，唤起了广泛共鸣。与同时期音乐人相比，黄小名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平民视角，不刻意追求先锋实验，也不沉溺于商业套路，而是坚持从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出发，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真诚质朴的力量。他的创作跨越了多个时代，却始终保持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从《拾稻穗的母亲》到《洪水中的兵》再到《地铁歌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串联起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变迁。
在当代歌词创作日益趋向娱乐化、碎片化的背景下，黄小名坚持关注重大主题与深层情感显得尤为珍贵，如《大阅兵》《祝福新时代》《走进新的百年》等。他的创作证明，流行音乐文学完全可以承载严肃思考，传达时代精神，记录民族心灵历程。《我们终将告别》最终揭示了一个深刻悖论，唯有意识到一切终将告别，我们才会更加珍惜每一次相遇，更加用心地记录每一段故事，更加深情地歌唱每一个瞬间。
黄小名的歌词艺术提醒我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文学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前瞻，也在于回望；不仅在于欢迎新生，也在于郑重告别。正是通过这种双向凝视，我们才能在流逝的时间长河中锚定存在的意义，在不可避免的告别中寻找永恒相遇的可能。这或许就是《我们终将告别》最动人的艺术启示，告别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以另一种方式铭记与重逢。
通过这部歌词集，黄小名完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炼金术，他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将瞬间体验凝固为永恒艺术，将告别之情升华为相遇之喜。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一位词作家，更是一位时代情感的考古学家，从生活的表层土壤中挖掘出深藏的文化矿藏，并通过音乐文学的形式使之发光发声。这正是《我们终将告别》超越一般歌词集的独特价值所在，它既是个人的创作总结，也是时代的文化见证；既是告别之书，也是相遇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