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针头线脑

尽管母亲去世18年了，但我依然还清晰地记得母亲做针线活时的样子。每天晚饭过后，桌上的碗筷撤走了，残渍擦净了，桌面上便浮着一层温润而疲惫的光。

母亲从里屋捧出她那宝贝似的针线笸箩。那是一只用了多年的，边缘有些毛糙的柳条筐。她轻轻地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实的轻响。于是，我们兄妹几个便知道，这夜晚属于母亲缝缝补补的时光，便正式开始了。我们各自做着功课，或是悄悄玩着纸牌，而母亲的世界，便整个儿浓缩在了那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火苗如豆的煤油灯的光晕里了。

母亲的笸箩，实在是一个微缩的纷繁的世界。那里边，有缠着各色棉线的木轴，线是旧的，颜色也多是灰、蓝、黑，鲜有亮色；有插在厚布上的几枚银针，针鼻儿在灯下闪着幽微的光；有顶针，黄铜的，戴在母亲右手中的指上，像一枚窄窄的，充满力量的戒指；还有一把大剪刀，一把小剪刀，几枚纽扣，和一堆无法形容的，五颜六色的碎布头。这些东西，在母亲手下，仿佛都有了生命，有了秩序。她从不因寻一枚针或是一段线而长久地翻找，她只要一伸手，需要的东西就恰到好处在她的指间了。

她补得最多的是我们的衣裤。男孩子顽皮，膝盖和手肘处是最先磨破的。母亲并不急着将破洞直接缝上，那样会皱成一团，硬邦邦地硌人。她是从那些碎布里，仔仔细细地挑出一块颜色和厚薄都相近的，比着破洞的大小，剪成一片规整的圆形或椭圆形。然后，将衣裤翻过来，在破洞的周围，用针尖细细地刮上几遍，刮起一层柔软的毛绒。

她将那块补丁衬在里边，对好了纹理，这才从笸箩里抽出针线。顶针在这时便派上了大用场，针鼻儿粗钝，线头又软，她总是凑到灯前，眯缝着眼，将线头在唇间抿得又直又尖，然后对着针鼻儿，一次，两次，屏着呼吸，那线头才肯听话地穿过去。她打上一个结，针尖便从衣物的反面探出来，沿着那块补丁的边缘，一针上一针下地走起来。

那时的夜是极静的，只听得窗外偶尔的几声虫鸣，和屋内母亲手中那极细微而又极清晰的“窸窣”声。那声音，不是单纯的“嘶啦”，而是带着一种柔韧的绵密的节奏。针尖穿透厚厚的布料时，是沉实的一声“噗”；棉线被从另一面拉扯过来时，是悠长的一声“悉”。许多这样的声音连缀起来，便成了一首无言的、催眠的歌谣。

煤油灯的光，将母亲的身影放得很大，晃晃悠悠地投在背后的土墙上，像一个沉默而忙碌的巨人。她的头低着，颈弯成一个柔顺而疲惫的弧度，几缕花白的发丝，从鬓边散落下来，随着她身体的微晃，也在颊边轻轻地颤着。孩子们抬头看她，看得久了，她便察觉了，也并不抬头，只轻声地问一句：“作业做完了吗？”或是催一声：“不早了，快去睡吧。”那声音，和她手中的线声一样，是温柔的，却也是不容置辩的。

除了补丁，母亲还有一项大工程，那便是将哥哥姐姐穿不了的旧衣裤，改给弟弟妹妹。一件哥哥的旧外套，她比量着，裁去下摆，收一收肩线，便成了幺姐一件合身的新褂子。一条父亲的旧裤子，裤腿剪一剪，缝一道边，又成了我的一条短裤。这种时候，母亲的脸上，会少有地焕发出一种近乎创造者的光晕和神采。

她拿着划粉，在布料上画出白色的、颤巍巍的线条，然后用那把沉重的大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下去。那声音，果断而充满希望。在她看来，这世上或许没有真正的废物废料，一切都可以通过一双巧手和一颗耐烦的心，获得新的生命。她的哲学，朴素得像土地，却又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

有一年秋天，我因为与同学追逐，将一条半新的裤子撕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从裤脚直裂到膝弯。我吓坏了，惴惴不安地挨到晚上，才敢将裤子拿给母亲。我以为会有一顿责骂或毒打，但母亲只是接过裤子，在灯下展开，用手指抚摸着那道破绽，久久没有说话。

她的沉默，比责骂、毒打更让我难受。半晌，她才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她依旧没有说什么，只是照常拿出针线，开始缝补。那一次，她补得格外久，也格外仔细。她没有用普通的针法，而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极为细密的绞针，将两片布缘像编辫子一般，一丝一丝地绞合在一起。补完之后，那道裂痕果然几乎看不见了，只留下一道浅浅的，蜈蚣脚似的纹路。母亲将裤子递给我，只说了一句：“东西得来不易，要晓得爱惜。”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母亲缝补的，哪里仅仅是衣裤鞋袜呢？在那贫瘠的岁月里，她用那枚细小的银针，那几卷绵长的棉线，是在缝补那捉襟见肘的日子，是在缝补生活中那些看不见的裂痕与匮乏。她把辛劳缝进去，把爱意缝进去，把对未来的、微弱的期盼也缝进去。于是，那些破洞便不再是破洞，而成了一种独特的印记；那些补丁也不再是补丁，而成了一朵朵开在困顿之上的坚韧的花。

后来，我们兄妹都长大了，成家了，母亲也老了。她的眼力再也不允许她在灯下，做那样精细的针线活了。那柳条笸箩被搁在了柜顶，积满了灰尘。里面的针生了锈，线也失去了韧性，一扯便断。我们给她买的新衣，她总是不习惯，说是没有旧衣裳穿着舒坦。我知道，她不是不习惯新衣，而是不习惯那种不再需要她缝缝补补的日子。她一生的价值与尊严，仿佛都建立在那日复一日的劳碌与缝补之上，一旦这劳碌被剥夺，她的生命便仿佛失去了重心。

母亲去世前，神智已经有些不清，常常拉着我们的手，喃喃地嘱咐一些琐事。有一次，她忽然清晰地对我说：“你衣柜里那件蓝格子的衬衫，左边袖口脱了点线，我还没来得及给你缝……”我顿时泪如雨下。原来，直到生命的尽头，她心里惦记的，还是那些她缝补过的，或未来得及缝补的岁月。

如今，我的生活里早已没有了需要打补丁的衣物，甚至“缝补”这个词，也快成了博物馆里的词汇。衣服破了，便扔了；旧了，便换了。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让人觉得轻飘飘的，少了些分量。我有时会想念母亲那盏昏黄的油灯，想念那窸窸窣窣的，绵密如雨声的拉扯声。那声音里，有一种能让浮躁的心安定下来的力量。

在整理母亲的旧物时，我又看到了母亲那个柳条笸箩。我拂去灰尘，将它捧在手中，里面似乎还残留着母亲手指的温度，和那些棉线、布料混合在一起的，陈旧而温暖的气息。我拈起那枚黄铜的顶针，将它套在自己的手指上，它松松垮垮的，完全不合时宜。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顶针那一个个凹陷的小坑里，反射出一点一点细碎的金光，恍恍惚惚的，仿佛是母亲在无数个深夜里，从针鼻儿里为我们穿引过来的，那些温煦而漫长的时光。

母亲的针头线脑，缝补了我们的童年，也缝补了那段清贫而丰盈的岁月。它让我懂得，生活的本质，或许不在于永远光鲜亮丽，而在于有了裂痕之后，我们该如何怀着爱与耐心，一针一线地，将它修补得更加结实，更加温暖。那针脚里，藏着的，是一个平凡母亲最不平凡的爱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