薅草锣鼓

乡村老艺人说，薅草锣鼓是一种沉入土地的心跳。这鼓声，不是从高耸的殿宇或华美的舞台上来的，它是从土地里，从那些盘结交错的草根与石砾间，被一下一下，硬生生“薅”出来的，锄出来的。我的三爷爷，曾是这鼓声的魂。

许多个盛夏的午后，他坐在老屋门槛上，眯着眼看白晃晃的日头，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会没头没尾地对我冒出一句：“孙儿，你听，地气在翻身呢。”

我那时总是竖起耳朵，却只听见蝉声嘶鸣，听见风吹过竹林沙沙作响，心里满是疑惑。三爷爷便会露出一种高深莫测的笑容，那皱纹遍布的脸，在那一刻，像极了我们家后面那片被雨水冲刷出万千沟壑的山坡。

他说的，便是那薅草锣鼓了。

那时的我，自然是不懂的。只记得有一年，暑气最盛的时候，我像一条甩不掉的小尾巴，跟着他去往高山上的苞谷地。路是崎岖的，汗水很快湿透了我的小布衫。等爬到那片位于山坳里的土地时，我几乎要瘫软在地。

那是一片墨绿的海洋，植株高过人头，叶片如刀，边缘带着锯齿，在烈日下闪着油亮而沉闷的光。劳作的人们，三人一行，五人一列，深深地躬着脊背，像一群沉默的，被无形鞭子驱赶着的蚂蚁。

没有风，空气凝滞得如一块滚烫的琥珀，将人和土地都封存在一种黏稠的寂静里。只有锄头和薅锄刮过土地的“唰唰”声，单调、重复，像时间本身在磨损；和着人们粗重的，从喉咙深处挤出的喘息，构成了一种疲乏到极致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节奏。

汗水从他们古铜色的背上、额头上不断渗出，汇聚成流，砸在干涸的土坷垃上，“噗”的一声轻响，瞬间便被土地这张贪婪而无言的巨口吸吮得一干二净，连一丝咸湿的痕迹都不曾留下。

天地间仿佛是一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蒸笼，而人不过是其中即将被熬干精髓的可怜生灵。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不是怕累，也不是怕热，而是怕那种被寂静和重复彻底吞噬，最终化为土地一部分的感觉。

忽然，就在这寂静快要将人的脊梁骨压弯、压断的当口，山梁上，骤然炸开了一声锣响！

“咣——”

那声音，浑厚、沙哑，带着铜质的凛冽，却又奇异地包裹着一股土地的温润。它不像平时戏台子上那般清脆悦耳，反而像一块粗粝的石头，猛地投入死水潭中，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巨浪！

它像一把无形的，饱饮了阳光的犁铧，猛地劈开了凝滞如铁板的空气。紧接着，鼓点跟了上来，“咚，咚咚，咚咚咚”，不急不躁，不徐不疾，却有着心跳般的，原始而坚定的力度。不，那不是心跳，那是比心跳更宏大、更磅礴的声音，是这片沉睡的土地被惊醒后，发出的第一声沉闷的呻吟与哈欠。

是我的三爷爷。他不知何时已站在地头最高的一块岩石上，赤着膊，古铜色的皮肤在烈日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胸前嶙峋的肋骨，随着他运气的节奏有力地起伏着。一面边缘磨得发亮的铜锣，挂在他肌肉紧绷的左臂，右手握着裹了红布的木槌；一面牛皮大鼓架在他的身前，那鼓面粗糙，颜色深暗，不知浸透过多少岁月的汗与尘，见证过多少季作物的荣枯。

他像一尊突然从山体里生长出来的神祇，与脚下的岩石，身后的群山融为一体。他深吸一口气，那气息仿佛不是来自空气，而是从大地深处汲取，他的脖颈上青筋暴起，如同老树的虬根，随后张口便唱。

那不是唱，那是一种吼，一种呐喊。声音从他干瘪的胸腔里，从他生命的最深处，被挤压、被撕扯出来，带着血丝，带着烈日的灼烫，带着与命运搏斗的伤痕，直喇喇地、不管不顾地冲向云霄。

“哎——太阳出来啰喂，照四方哦！”

“四方土里嘛，长苞谷嘞！”

“苞谷叶叶那个像把刀哦，薅草的哥哥你莫心焦——”

没有固定的曲谱，歌词是信手拈来的，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见鸟唱鸟。时而叙说盘古开天、土家先祖“八部大王”的古老传说，时而打趣地里哪个后生偷瞄了谁家的姑娘几眼，时而调侃某个汉子昨夜被婆娘赶出了房门。

那嗓音，算不得悦耳，甚至有些破锣般的沙哑，可它里面有一种东西，是我们在台下听任何名角大家都没有的。那是生命本身粗粝的、不加修饰的，甚至是带着疼痛和挣扎的原始质感。它不是艺术，它就是生活本身，是汗水与泥土发酵后升腾而起的气息。

奇迹，就在这锣鼓与歌声中发生了。

地里那些原本佝偻的，仿佛被钉在土地上的脊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温润的力量注入，一个个地，缓缓地，有力地挺直了起来。

他们像是被春雷惊醒的蛰虫，重新焕发了生机。锄头起落的节奏，分明地加快了，变得铿锵有力，与那鼓点严丝合缝地咬在了一处。“唰—咚—唰—咚—”，土地、肌肉、锣鼓，三者共振，汇成一股雄浑的、向前奔涌的韵律。人们的脸上，那被疲惫刻出的僵硬线条松弛了，嘴角开始上扬，眼里重新有了光。甚至有人大声地应和起来，与三爷爷一唱一和。

“嘿！心焦也莫得办法嘛！”

“薅完这坡嘛，好回家哦！”

“家头有个嘛，冤家婆嘞——哈哈！”

笑声，久违的、爽朗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像一群被惊起的山雀，扑棱棱地从墨绿色的苞谷林里飞蹿出来，在群山之间碰撞、回响，驱散了盘踞已久的沉闷。

方才那死寂的，仿佛要吞噬一切生命的土地，此刻仿佛被这锣鼓与歌声赋予了呼吸，它活过来了，成了一片喧腾的，充满野性生命力的海。

而我那站在岩石上的三爷爷，不再是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只会吧嗒旱烟的老人，他像一位将军，用他的锣鼓与歌喉指挥着千军万马，向疲劳、向酷热、向沉默宣战；又像一位巫师，用一种最原始朴素的仪式，沟通着天、地、人，将分散的个体凝结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将苦难的劳作升华成一种精神的共舞。

那一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隐约觉得，三爷爷吼出的，不只是歌，更是一种宣言，一种对抗。对抗疲惫，对抗沉寂，对抗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压，对抗生命终将归于尘土的虚无。

他用这嘶哑的呐喊，在为这艰辛的，近乎残酷的生存，争一分尊严，添一抹亮色，注入一股“活着，并且要痛快地活着”的豪气。这锣鼓声，是劳动号子，是山野民歌，更是一种独特的，土家人的生命哲学。在负重中前行，在苦难中高歌。

后来，我离了家，读书，工作，越走越远。在城市钢铁的丛林里，在充斥着空调冷气的玻璃格子间，我听过了交响乐的恢宏，欣赏过歌剧的华美，也被无数精妙绝伦的电子音乐所包围。那些声音，被精心计算、编排、修饰，完美得无懈可击。

可每当夜深人静，我被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无法言说的疲惫感攫住时，耳畔响起的，却总是那“咣咚咣咚”的，毫无章法可言的锣鼓声，和三爷爷那撕心裂肺的，带着泥土腥味的吼声。它像一剂猛烈的土药，味道苦涩、粗粝，却专治城市里那种无名的、光鲜背后的空虚与倦怠。它提醒着我，我的根，曾深植于那样一片滚烫而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去年春天，我再回去，特意绕道爬上那座山。那片曾经喧闹的苞谷地早已荒芜，长满了齐腰深的野草和一些低矮的灌木。风过处，只有草浪起伏，发出寂寞的声响。村里，最后几个会打全套薅草锣鼓的老人，也已在几年前相继离世。他们的离去，不仅带走了生命，也带走了一整套声音的体系，一种独特的与天地交流的语言。

年轻的背影，早已消失在通往山外，通往城市灯火通明的公路上；而即便是留守的中年人，也早已用上了小型的除草机械，那“突突”的、刺耳的轰鸣声，效率极高，却冰冷无情，它与土地、与人的情感，再无关联。我站在三爷爷曾经站立过的那块岩石上，岩石依旧，只是上面布满了更厚的青苔。目之所及，只有山风呜咽，像在凭吊一个远去的时代。

我忽然明白了，我失去的，不只是一种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形式。我失去的，是一种人与土地之间最深情的、血肉相连的对话方式。那锣鼓，是人对土地的祈祷，是感恩，也是抱怨；是土地对人的应答，是馈赠，也是磨砺。

在那共同的韵律里，劳作不再是苦役，而成了一场庄严的献祭与热烈的庆祝。人们在其中，感受到了作为集体一分子的温暖与归属，感受到了在宏大的自然面前，渺小个体因团结、因歌唱而生的磅礴力量。那是一种将精神与汗水一同酣畅淋漓地浇灌进泥土里的生活方式。

这沉入土地的，又何止是鼓声？是一种活着的、沸腾的，带着体温和心跳的文明形态。它沉得那样深，那样决绝，以至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只能凭着一点模糊的记忆，在梦里，在都市的喧嚣背后，徒劳地、一遍遍地打捞它的回声。

我们拥有了更高效的生产工具，更便捷的生活条件，却似乎丢失了那种在集体劳作中，在酣畅的歌唱中将艰辛化为欢乐的精神法宝。我们的灵魂，或许正因此而感到一种莫名的，无法被物质填满的孤寂与干渴。

风更大了些，吹得漫山草木，如浪涛般低伏，发出潮水般的呜咽。我闭上眼，努力地去听，用我的记忆，用我的血脉，用我全部的乡愁去听。

渐渐地，在那风声的底层，在时光的最深处，我仿佛真的捕捉到一丝余响，极细微，却极坚韧，像一粒不肯死去的，深埋于冻土之下的古老种子，正用尽它最后的生命力，传来一声微弱而清晰的——

“咣——”

“咚，咚咚……”

那或许，是这片土地，最终未能被机器声，被时代浪潮完全覆盖的，最后一次，沉重而悠长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