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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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南戏，便是这山中的精魂了。我总觉得，这鄂西的层峦叠嶂，是太沉、太静了。那山，一座挨着一座，挤挤的，密密的，仿佛自开天辟地以来，便一直这么沉默着，将所有的声响都吸了进去，化作一种无言的厚重。
于是，这山里的人，心里便也蓄积了一些什么，是山岚一般的愁，是溪涧一般的念，是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哽在胸口，非要寻个出口不可的。这出口，便是那庙台之上，锣鼓一响，生生地从肺腑里吼出来的南戏了。
我是听过那锣鼓声的。那是在李家河镇一个早已荒废的庙宇前，石头垒的戏台子，苔痕斑驳，缝隙里探出几茎倔强的野草。台下散坐着一些老人，脸上是山岩一样的皱纹，眼神却清亮着，望着那空空的台。
忽然间，后台里“哐”的一声，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深潭，打破了满山的寂静。随即，锣、钹、鼓、板，一齐发作起来，那声音，不是丝竹的婉转，竟是这般的热，这般的闹，带着一股子粗粝的蛮劲儿，仿佛要将这百年的沉寂，一下子撕开一道口子。我的心，也跟着那锣鼓点，怦怦地，急促地跳了起来。
就在这片热辣辣的喧嚣里，角儿上场了。演的是一出《打渔杀家》。那老生的唱，初听时，只觉得苍凉，是那种被岁月磨砂过的、沙哑的苍凉。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丹田深处，费力地、一点点地挤压出来，再攀着那高高低低的山路，颤巍巍地送到你的耳边。
没有水袖的翩跹，没有婀娜的身段，他的动作是笨拙的，甚至有些木然，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泥土的沉实。然而，当他立定了，向着那虚无的江水，唱出那满腔的冤屈与愤懑时，我忽然觉得，他那不再年轻的躯壳里，奔涌着的，竟是这整座大山的沉默与力量。
这南戏，便是在这样的矛盾里生长起来的吧。你想，那台上的故事，多是些中原传来的老本子，《将相和》里的庙堂之高，《白毛女》中的时代之变，本是离这重重大山里的日子极远的。然而，一经这山里人的口唱出，一经这土家族的情怀浸染，便奇妙地变了味道。
那《将相和》里的“和”，不再是史书上轻飘飘的一个字，倒像是这寨子与寨子之间，世代相传的盟约，是山民们最看重的“义气”；那《白毛女》里的悲苦，也仿佛是他们自己曾在严寒的冬日里，瑟缩在吊脚楼中亲历过的饥寒。戏文是旧的，情却是真的，是热的，是从他们自己的血脉里流淌出来的。
我总在想，是怎样的一种心境，让我们的先人，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里，创造了这样一种可以在“庙台”上演的戏呢？庙台，那是供奉神明与祖先的地方，是族群精神的制高点。他们将最世俗的悲欢离合，最质朴的爱恨情仇，搬演到那最神圣的所在，让神祇与祖灵一同来观看这人间的烟火。
其间，该是怎样一种庄严而又亲切的沟通啊！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哭哭笑笑，仿佛在向冥冥中的主宰诉说：“您看，我们便是这样活着的，有这样的难处，也有这样的快活；有这样的委曲求全，也有这样的拍案而起。我们活得不易，但我们还在认真地活着。”
这便不是娱乐了，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告白，一种生命的自我确认。在神的注视下，人的一切情感都获得了合法性，都被赋予了光芒。于是，那老生的悲歌，便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歌，而是这整个族群在面对命运无常时共同的叹息与诘问。那戏里的忠奸善恶，也不再是抽象的道德符号，而成了他们在这险峻的自然与复杂的人世中赖以安身立命的朴素准则。
我离开了那戏台，沿着山间的小路，慢慢地走。夜色四合，远处的山峦只剩下墨黑的剪影，比白日里更显沉默。然而，我的耳中，却仿佛还响着那苍凉的唱腔，眼前还晃着那台上摇曳的、昏黄的灯火。那灯火，在无边的黑暗里，是那样微小，那样脆弱，仿佛一阵山风就能将它吹灭。可它偏生亮着，执拗地，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神情。
这多像那唱戏的人和那听戏的人啊。他们的生命，在这莽莽大山中，何尝不似这一星灯火？终其一生，或许也走不出这重重的围困，他们的悲喜，他们的姓名，最终都将被这无言的山水所吞没，留不下丝毫痕迹。然而，他们偏要唱，偏要在这短暂的时空里，酣畅淋漓地活上一回，将自己的心，掏出来，捧给神看，捧给人看，也捧给这沉默的天地看。
这是一种反抗吗？用那片刻的热闹，去反抗永恒的寂静。用那充满情感的“人声”，去反抗那无情的“天理”。我想起在椒园镇，曾听一位年迈的戏匠闲聊。他脸上是太阳晒透了的古铜色，手指因长年操弄乐器而关节粗大。他淡淡地说：“山里静，人心不能静。总得有点响动，告诉这山，我们还活着。”
这话，朴实得像一块山里的石头，却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们还活着。”
这五个字，便是南戏全部的魂魄所在了。那戏文里的恩怨情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不过是一件外衣。骨子里，唱的是一代代土家人在这片土地上如何呼吸，如何劳作，如何相爱，如何别离，如何在最深的苦难里，依然保持着对生命本身那份固执的热爱。那锣鼓的喧闹，是为了驱散生存的孤寂；那唱腔的苍凉，是为了倾诉生存的艰辛；而那故事里最终总隐约指向的“团圆”或是“公道”，便是他们对这艰辛人生所怀有的最渺茫也最珍贵的希望了。
夜更深了，我回到借宿的农家。主人家还未睡，正就着一盏孤灯，修补着白日里劳作用的背篓。我们没有说话，只静静地坐着。忽然，从极远的山坳里，又隐隐约约地，飘来一阵锣鼓声，许是哪个寨子还在唱着夜戏。那声音，被夜风与重山滤过，已是微茫如丝，若有若无，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叹息。
我侧耳细听，那声响却又听不真切了。只有屋子里的灯光，将“我”佝偻的身影，投在斑驳的板壁上，放得很大，很沉。他那一下一下修补的动作，迟缓而坚定，竟也仿佛合着某种古老的韵律。我猛然间明白了，这南戏，又何尝只在那一方庙台之上呢？
这沉默的大山，是它永恒的舞台。那在山间劳作的身影，那在灯下背着背篓的专注，那在溪边浣洗的棒槌声，那在火塘边传讲着的古老故事……这一切，不都是一出更为宏大、更为沉静的南戏吗？台上的戏，总有散场的时候；而山里的这出戏，却世世代代，永不停歇。每一个土家儿女，都是这出戏里的角色，用他们最本真、最朴实的生命，演绎着关于生存、关于传承、关于与这片土地生死相依的、最深刻的哲理。
窗外的山，依旧沉默着，以它千年不变的姿态。而我此刻听懂了它的沉默。那并非空无，而是一种充盈的静默。它收纳了所有的锣鼓与唱腔，所有的欢笑与泪水，然后将它们沉淀下来，化为自己的一部分。那曾经响彻庙台的南戏，并未消失，它只是从一种喧响的形式，沉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山里人的血脉里，显现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坚韧的“活着”之中。
我熄了灯，在完全的黑暗里躺下。万籁俱寂。可我知道，那戏，还在唱着。在这山里，在这夜里，在每一个不肯向寂静完全屈服的心灵里，幽幽地，不绝如缕地，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