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柳子戏

这便是我与鹤峰柳子戏的初遇了。不是在辉煌的剧院，也没有璀璨的舞台，只是在鄂西群山褶皱里，一个寻常的黄昏，一段被岁月磨得温润的乡音。它不向你扑来，你却不由自主地向它奔去，像被一根无形的、柔软的丝线牵着，走向时光的深处。

戏，似乎是忽然间就开始了。没有繁密的锣鼓点儿催逼，只听得胡琴幽幽地，试探性地拉出一个长音，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推开了记忆的朱门。一位老者，穿着半旧的戏袍，踱步到场子中央。他脸上的皱纹如沟壑，是这山地风雨的刻痕，眼神却清亮。

他开口了，声音是沙哑的，沉沉的，仿佛从一口极深的古井里汲上来的水，带着泥土的凉意和湿润。他唱着，词句是七字、十字的，朴朴素素，讲的是《白罗裙》里家长里短的悲欢，或是《蓝桥会》畔流水落花的誓约。那声调平实，韵律安稳，像老祖母在灯下翻检旧衣物，不慌不忙地，将一桩桩往事铺陈开来。这便是所谓的“正宫调”了，是柳子戏的骨血，是男女同腔的坦荡与亲切。

我正沉浸在这份安稳里，像船行于平静的江面。忽然间，毫无征兆地，就在一句的末尾，那沉潜的声浪猛地一个拔高，仿佛平地起了一座孤峰，又像一道银亮的电光，刺破了沉沉的夜幕。那声音是尖的，亮的，却又不刺耳；是假的，虚的，却蕴含着一种更为真实的，近乎凄厉的力量。它悬在那儿，颤巍巍地，久久不散，像一根被天光映得发亮的游丝，在将暮未暮的空气里飘荡、摇曳。周遭的一切霎时静默了，连那最爱饶舌的夏虫也噤了声。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一缕孤绝的音响，在与你单独对话。

这便是“金线吊葫芦”了。我痴痴地听着，心里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觉得再没有比这更贴切，更传神的比喻了。那先前平稳沉郁的真嗓，是坚韧的“金线”，是生活的基底，是日复一日的行走与承担；而句尾这猛然跃起的高八度假声，便是那光洁的、神秘的“葫芦”了。

它里面究竟装着什么？是酿造了千年的悲喜，是欲说还休的心事，还是对邈远苍穹一声执拗的追问？金线易得，葫芦难寻。这一“吊”，真真是神来之笔，吊出了悬崖边的惊心动魄，吊出了尘埃里开出的花，吊出了平凡生命在某一瞬间，那不甘沉沦的、精神性的飞升。

台上的老者，依旧是那副平静的神情。仿佛方才那石破天惊的一跃，并非出自他的喉间。他依旧是他，是那个被岁月侵蚀了容颜的山民。可就在那真假声转换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他清亮的眼底，有什么东西倏然一闪，如流星划过深潭。那是一个灵魂，短暂地挣脱了肉身的、沉重的躯壳，在音浪的顶端，做了一次忘情的，也是孤独的舞蹈。

我忽然想起宋元的勾栏，明清的市井。这柳子戏，便是在那样的年月里，于这重峦叠嶂间，悄然孕育、成形。它不曾像昆曲那般，被文人雅士精细地打磨，灌满了书斋里的兰麝之气；也不曾像京戏那样，被带入宫廷王府，熏染上了帝王家的富贵荣华。它就是山野的花，自开自落，带着露水的清气和草木的微苦。

它的剧目，多是《白罗裙》《蓝桥会》一类，演的是凡夫俗子，叹的是儿女情长。戏里的悲欢，就是台下看客的悲欢；戏里的词句，就是他们平日说着的言语。这戏曲，原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苦乏生活中的一点盐，一点糖，一点提味的神采。

早先，戏里只有生、旦、丑三行。生是堂堂男子，旦是姣好女子，丑是插科打诨的滑稽角色。这格局，多么简单，多么朴拙，仿佛人生基本的色相，无非是正、美、谐三者。后来，据说受了“大戏”的影响，才添了一个“净”行。那涂着浓墨重彩脸谱的净角，一声吼啸，如雷霆乍惊，带来的是忠奸善恶的激烈判词，是庙堂江湖的宏大叙事。

这固然是一种丰富。但我总觉得，那最初的“三行”，或许更贴近这山民生命的本质。他们的世界，原没有那么多泾渭分明的大忠大恶，多的，是在生活的泥泞里，亦庄亦谐，且喜且悲的普通人。那“丑”角的存在，或许正是他们面对苦难时，一种无可奈何的，也是极其智慧的自我解嘲。

思绪纷纭间，台上的戏，已近尾声。那“金线吊葫芦”的声响，一次次地响起，我已不再觉得突兀，反而生出一种殷殷的期待。每一次响起，都像一次竭尽全力的生命燃烧，一次向虚无发起的、悲壮而美丽的冲锋。我忽然明白了，这独特的唱法，哪里仅仅是一种技艺？它分明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是这方水土上的人们，世代传承的、精神的隐喻。

我们这些被现代文明规训久了的人，习惯了平滑，习惯了掩饰。喜怒哀乐，都要讲究一个“度”。悲，不可号啕；喜，不可忘形。我们将情绪熨烫得平平整整，像一件件叠放齐整的衬衫，生怕露出一丝褶皱，一点棱角。我们活得太“真”了，真到不敢有一丝“假”的超越。我们的生命，是一条平稳的，甚至有些滞重的河流，难得看见惊涛，也难得听见那跃出水面的一声清脆的响动。

而他们，这些创造并传唱柳子戏的先民，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辛！开门见山，出门爬坡。土地是贫瘠的，收获是微薄的。历史的风雨，又几曾饶过这僻远的角落？他们的生命，那“真嗓”的部分，是何等的沉实，何等的压抑。若只是这般沉下去，怕也要如这沉默的群山一般，万年无语了。

然而，他们偏不。他们要在那最沉郁的尽头，奋力一扬，用那高八度的，近乎嘶哑的假声，将自己的灵魂高高“吊”起来。这“假”，是一种反抗，一种超越，是物质贫瘠之上，精神开出的绚烂之花。它告诉你，生活可以很重，但人的心，可以向往很轻；现实的枷锁很坚固，但灵魂的呐喊，可以很锋锐。

这真假声的结合，不也正是我们久已失落的一种生命情态吗？我们总执着于一个统一的、不变的“我”，生怕有一点不“真实”。可柳子戏的歌者，却坦然地在“真我”与“假我”之间流转。那沉郁的“真”，是承担；那尖亮的“假”，是飞翔。正是在这一沉一飞之间，生命获得了它的张力与厚度。我们是否，也曾在深夜里，卸下所有“真”的面具，让自己的内心，发出那样一声“假”的，不被任何人听见的呼喊呢？

戏，终于散了。老者鞠躬，退场，步履安稳。村民们说说笑笑，各自归家，仿佛只是赴了一场寻常的聚会。浓雾不知何时已完全降下，将远山、近树、屋舍，都吞没了进去。那灯火，在雾里晕成一团团迷离的光晕，失去了清晰的边界。方才那清越的“金线吊葫芦”，此刻也仿佛被这浓雾濡湿了，吸了进去，只在耳边留下一缕若有若无的余响，分不清是真实，还是幻觉。

我独自立在雾中，心里是满满的，又是空空的。我来此，是为寻访一个“非遗”的名录，一个“湖北戏曲艺术孤品”的标签。可我带走的，却远不止这些。我带走的，是一声来自生命深处的歌唱，一个关于如何面对沉重生活的、古老的答案。

自那以后，许多个为俗事所困，感到身心俱疲的夜晚，我便会想起那鹤峰山中的一幕。那沉郁的“正宫调”，是我必须担负的日常；而那一声“金线吊葫芦”，便是我们在重压之下，依然可以保有的，那一点点精神的微光与诗意。它提醒我，即使在最板结的土壤里，生命，也要想办法，开出一朵奇异的花来。那朵花，或许无人看见，但那奋然一跃的姿态本身，便是对生命最好的礼赞。

那一声响，如同一根真正的金线，从此吊在了我的心上，沉甸甸的，又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