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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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一声长歌击中灵魂的。
在鄂西宣恩的椿木营，一个被群山轻轻捧在云雾里的地方。我本是去寻访一片传说中的高山杜鹃。却不料，在转过一个山垭口的一刹那，被这凌空而来的声音撞了个满怀，它不像是我平日里听惯的任何一种声响。
它不是飘过来的，也不是“传”过来的，它是劈开浓得化不开的雾气，刺穿沉甸甸的寂静，像一道闪电，又像一柄刚从淬火的炉子里取出的，烧得通红的铁钎，直挺挺地，带着一股决绝的烈性，钉入了我的耳鼓，钉入了这片苍茫的天地之间。
我霎时便立住了，仿佛被施了定身的法术。那声音在高亢处，是能把天穹的幕布都顶得隆起一个包来的；可它偏偏又不一味地逞强，在激越的顶端，竟能一个回旋，抖落一串颤巍巍的、水汪汪的花音，像一只云雀，在攀至顶点后，不是力竭坠下，而是舒开了翅膀，在那苍穹的蓝缎子上，自由地、欢喜地打着滚儿。这便是高腔山歌了。我未曾谋面，却已识得了它的魂魄。
循着歌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上跋涉。路是没有的，只有牛羊踩出的小道，像一根细细的绳索，悬挂在陡峭的山坡上。歌声成了我的引路人。它时近时远，忽左忽右，牵引着我。近时，仿佛那歌者就立在我头顶的岩石上，每一句歌词，每一次呼吸，都清晰可辨；远时，又像隔着一重山峦，渺茫得如同从另一个世界漏过来的一点回音。
在这攀爬里，我忽然明白了这歌腔为何要生得如此之高，如此之烈。在这十万大山之中，声音若不高，便会被层叠的峰峦吞吃；旋律若不激，便会被呼啸的山风扯碎。它不是音乐厅里正襟危坐的艺术，它是从泥土里、从石缝中、从生存的缝隙里，挣扎着、咆哮着、歌唱着迸发出来的生命本身。
歌的尽头，是一位老人。他并非站着，而是蹲在一片刚翻垦过的、散发着腥甜气息的黄土地边，手里捏着一杆黄铜的烟袋，望着脚下奔流的云海。他站起身时，身形也并不高大，甚至有些佝偻，像一棵被山风塑造过的老松。脸上的皱纹，是纵横的沟壑，记录着几十年甚至更久的风霜雨雪。我几乎无法想象，刚才那石破天惊的歌声，是从这具看似瘦弱的躯体里迸发出来的。
他叫李师傅，是这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歌师傅”。对于我的唐突与惊叹，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见惯了山外客人的淡然。我央他再唱一曲，他并不推辞，只是眯着眼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地，略一沉吟，便张口唱了起来：
“太阳出来坡背黄哟，
锄头薅草忙又忙。
一锄薅个金疙瘩，
二锄薅个粮满仓……”
这一次，因是近在咫尺，那声音的力道便感受得愈发真切。它不是从喉咙里“唱”出来的，倒像是从丹田深处，调动了全身的气力，经由岁月的发酵，最终从胸膛里“炸”开的一朵无形的花。歌声一起，他周身那老农的谦卑便褪去了，一种王者般的自信与尊严，在他眼中闪烁。这田间地头，便是他最辉煌的舞台；这千山万壑，便是他最忠实的听众。
我坐在田埂上，听着他的歌，思绪却飘得远了。我想起材料里说的，这高腔山歌，源头竟可追溯到战国时的“夷歌”。千年，多么漫长的时光。这歌声，或许也曾被屈原在流放途中听见过，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是否也曾与这山野间的劳苦与欢愉，有过片刻的共鸣？它一定见证过巴人“伐鼓踏歌”的勇武，也一定陪伴着世世代代的山民，度过那“出门一声号，上工一声歌”的漫长而寂寥的农耕岁月。
这歌声，从来就不是为了取悦谁的。它最初的诞生，或许只是为了在空旷的山野里，给自己壮一壮胆，驱散那蚀骨的孤独；或许只是为了在繁重的劳作中，统一一下动作的节奏，喘一口匀实的气。它直接为劳动服务，它就是劳动的一部分。那歌唱里的“金疙瘩”与“粮满仓”，是最朴素也最炽热的愿望。这是一曲曲劳动人民的生命赞歌，它不是旁观者的叹息，而是亲历者的呼吸与心跳。
然而，劳动的歌谣里，又怎能少得了爱情？这人类最古老、最永恒的主题，在深山之中，自有它一套滚烫的、不加掩饰的表达。李师傅歇了一气，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忽然冲我狡黠地一笑，说：“刚才是唱给土地爷听的，再给你唱个‘私货’。”说罢，他清了清嗓子，再开口时，那声音里竟凭空添了几分柔婉、几分焦灼：
“妹在河边洗衣裳，
郎在坡上放牛羊。
棒槌捶在石板上，
声声捶在郎心上……”
我听着，几乎要醉倒在这歌声里了。这是何等大胆而又含蓄的爱恋！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伪的客套，那“棒槌”一声声，不是捶在衣裳上，是直接捶在了听歌人的心坎上。这比一万句“我爱你”都要来得猛烈和真切。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里，爱情或许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但它所承载的思念、渴望与坚贞，却比山外的世界，要沉重得多，也纯粹得多。这世世代代传唱不衰的高腔山歌，不正是一部用声音写就的、古老的爱情与婚姻的叙事史诗吗？
李师傅告诉我，他从小就是在这“歌的海洋”里泡大的。还在襁褓中，母亲的“摇篮曲”是高腔；跟着父亲下地，父亲的“劳动号子”是高腔；村里红白喜事，乡亲们的“祝福”与“哀悼”也是高腔。他说，那时候，山里人不识几个字，但心里有话，就编成歌来唱。高兴了唱，苦闷了也唱；爱了唱，恨了也唱。歌，就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日子。
“现在呢？”我忍不住问，“还有年轻人学吗？”
他眼中的光，黯淡了下去。他沉默地装了一锅新的烟叶，火柴“刺啦”一声划亮，映照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那点火光熄灭了，只剩一点暗红的星子，在暮色里明明灭灭。
“少了。”他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那烟雾融进山间的暮霭里，分不清彼此。“年轻的娃子们都下山去了，去城里，去打工。山外边的新鲜玩意儿多，电视，手机，流行歌……谁还耐烦学这土得掉渣的老调子呢？”
他的话语很平静，没有抱怨，只有一种认命般的陈述。但这平静之下，我却听出了一股巨大的、令人心碎的悲凉。他顿了顿，用烟袋指了指脚下这片土地，又说：“我唱了一辈子，也教过几个徒弟，可他们都唱不出那个‘味’了。这歌啊，得用汗水浇，得用日子熬。心里没有这座七姊妹山，没有这片土，嗓子再亮，也只是个空壳子。”
天色向晚，云雾渐渐漫了上来，将我们包裹其中，四野变得白茫茫一片。我该下山了。起身与他作别，他依旧蹲在那里，像一尊山石的雕塑，只是朝我挥了挥手。
我独自沿着来路往下走，将那片歌声的源头，那片土地和那位老人，留在了身后愈来愈浓的暮色与云雾里。走了很远，我忍不住再次回头。山巅已看不见了。然而，就在那片无边的寂静即将把我吞没的时候，那高亢、激越、带着一丝悲怆与不甘的歌腔，又一次，撕裂了云雾，穿透了时空，遥遥地追了上来：
“送郎送到五里坡，
只手送郎几扇坨。
抽只筒筒郎吃烟，
旱路采花少几个，
水路采花少船坐，
问郎窝火不窝火……”
那歌声，像一只孤独的、倔强的老鹰，在空无一物的天际，盘旋着，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民间艺术，它在我的心里，已然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隐喻。
它隐喻着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那份坚韧不拔、向阳而生的生命意志。任生活如何贫瘠，环境如何艰险，总要找到一种方式，让自己的精神站立起来，唱出最响亮、最骄傲的歌。
它也隐喻着一种正在逝去的，人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古老秩序。那“出门一声号，上工一声歌”的生活图景，正被机械的轰鸣与都市的喧嚣所取代。那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歌谣，也终将随着人们离开土地而逐渐凋零。
这山巅上的绝响，我们今日听来，是如此的震撼与珍贵。或许不久的将来，它真的只能存在于录音与文字里，成为一种文化的“标本”。我们竭力地保护、抢救，或许能留住它的“形”，但它那与土地同呼吸，与劳动共节奏的“魂”，又该如何安放呢？
我继续向山下走去，走向那片灯火通明的人间。而那苍凉的歌腔，却像一枚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知道，在往后许许多多被俗务与烦忧填满的、逼仄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那个下午，那座山巅，那位老人，和那一声声，从千年之前传来，又向千年之后飘去的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