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瓦房的记忆

想回巴东老家老屋看看的想法，像春日里缠人的藤蔓，悄悄地却执拗地爬满了我的心间。我终于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独自坐车回去了一趟。老屋其实早已不在了，原地矗立着一幢崭新的贴着雪白瓷砖的三层小楼，铝合金的窗子在薄薄的日光下，闪着一些刺眼的金属特有的冷光。

它比较气派，像一位骤然发迹的乡绅，带着一点局促的矜持，与周遭那些同样新崭崭的邻里，倒是十分相称。我站了一会儿，心里空荡荡的，也空落落的。我来，原是想寻找那低矮的，伏在泥土上的土瓦房的。它却不见了，就连一块熟悉的旧砖，一片残破的灰瓦，也寻不见了。

于是，那土瓦房的影子，带着陈年旧物特有的温润和潮湿的气息，越发清晰地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我家的老屋，是那样一座典型的土瓦房。墙是厚厚的土坯，据说里面掺了切碎的麦秸和稻草，雨水在墙上划出蜿蜒的深褐色泪痕，像一张老人的脸，布满了沧桑的纹路。屋顶的瓦是青灰色的，年头久了，瓦缝里长了厚厚的青苔。春雨过后，会冒出几株极瘦的狗尾巴草，在风里怯怯地摇曳着。

屋前有一方小小的院坝，没有铺水泥，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夏天被日头晒得硬邦邦的，裂开了细小的口子；一到雨天，便泥泞不堪，踩上去，会发出“噗嗤噗嗤”的、极不情愿的声响。

堂屋的门槛，是一块长长的青石，被几代人的鞋底与裤脚磨得中间凹了下去，光润如玉。我童年时，最爱坐在那门槛上。夏日看蚂蚁搬家，看它们扛着比自身大数倍的食物残屑，在那微型的山峦沟壑间艰难跋涉，觉得它们真是世上最辛苦，也是最了不起的生灵。冬日呢，便缩着脖子，看檐下挂的长长的冰凌，它们像一把把倒悬的水晶匕首，太阳一出来，便滴滴答答地落泪，最终在泥地上洇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湿晕。

屋里的光线，永远是昏暗的，带着一股泥土、木头和岁月混杂的味道。堂屋正面的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是“松鹤延年”的图样。那仙鹤的一条腿，被潮气浸润得有些模糊，仿佛随时要腾空飞去。靠墙放着一张八仙桌，桌腿的漆皮剥落得十分厉害，露出了木头本来的纹理。那上面，曾供奉过先人的牌位，也摆放过全家唯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黄昏时分，母亲在灶间忙碌，那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和着锅里红薯粥“咕嘟咕嘟”的翻滚声，便是我童年里最熟悉、最安稳和最幸福的背景音乐了。

土瓦房是怕雨的。每逢雨季，便成了全家最紧张的时候。先是听见屋顶青瓦上一阵“沙沙”的脆响，那是雨打芭蕉的前奏。随即，雨点变得密集，沉重，砸在瓦上，“叮叮当当”，像是无数只手指在急切地敲打着鼓面。这时，父亲便会搬出家里所有能接水的器具，掉了瓷的脸盆，缺了口的瓦罐，甚至是我那只小小的铁皮青蛙。他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堂屋和卧房里几处固定的位置。

果然，不一会儿，雨水便穿透年久失修的瓦缝，凝聚成一颗颗饱满的水珠，迟疑着，然后毅然决然地坠落下来，“嗒”的一声，在盆底溅开一朵小小的水花。整个夜晚，便在这“嘀嗒”“嘀嗒”的清冷而富有韵律的交响里过去。我蜷在被窝里，听着屋外风雨的咆哮，和屋内这清脆的应答，心里不觉得烦扰，反倒有一种奇异的安宁。那声音，像是时间的漏刻，一滴，一滴，将漫长的夜，耐心地滴完。

最暖的记忆，是在冬日。北风在屋外打着尖利的呼哨，从门缝、窗隙里硬生生挤进来，变成一缕缕无形的、冰冷的针。这时，母亲便会搬出那个黄铜的，被摩挲得锃亮的火盆。盆里盛着从灶膛里扒出的，烧得通红的木炭灰，上面微微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灰烬。一家人便围拢过去，将冻得僵直的手脚，伸向那一片有限的温暖。

炭灰底下，埋着几棵红薯或是土豆。渐渐地，一股焦香混着甜香的气息，便丝丝缕缕地冒出来，勾得人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火光映在父母的脸上，他们的皱纹在明明灭灭的光影里，显得格外深刻，也格外柔和。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守着那一盆火，守着彼此。那温暖，是缓慢的，渗透式的，从皮肤一点点抵达内心，将一整日的风寒与辛劳，都缓缓地熨帖平整了。

那时的邻里，也如这土瓦房一般，是紧密相连的。墙挨着墙，瓦叠着瓦，东家炒菜的香味，西家能闻见；西家夫妻的拌嘴，东家能听清。谁家做了好吃的，总要盛上一碗，让孩子给隔壁端去。傍晚时分，各家的男人女人们，便会端着饭碗，聚到某家的院坝里，或站或蹲，边吃边聊。

张家的收成，李家的亲事，国家的大事，村里的闲篇，都在这碗筷的叮当和咀嚼声里，搅拌着，发酵着，最后化作一阵阵酣畅的笑声，或是几声同病相怜的叹息。那种关系，是没有遮拦的，是灶膛里的火，看得见光与热；也是碗里的粥，品得出甜与咸。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大概是村东头二虎家第一个推倒了土瓦房，盖起了红砖的平房开始。那房子方方正正，窗明几净，地面是光洁的水泥，再不怕雨水和泥泞。我们一群孩子跑进去玩，只觉得空荡，说话都有回声，那脚踩在坚硬平整的地面上，竟有些不会走路了。心里是羡慕的，但也隐隐觉得，那屋里少了些东西，少了那股子熟悉的、暖老温贫的气息。

后来，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回来盖新房的人也多了。先是平房，接着是两层、三层的小楼。白色的瓷砖，蓝色的玻璃，朱红的铁门，一样样地，像移来的风景，点缀在原本一片灰褐的村落里。我家盖起这栋“小平房”，是在父母都去世后。二哥和二嫂攒了半生的积蓄，加上从亲戚处挪借的一些，总算将梦想变成了现实。搬家那天，我好像看见母亲在空荡荡的老屋里转了很久，摸摸这，看看那，最后只从墙上揭下了那张“松鹤延年”的画，小心翼翼地卷了起来。

住进新房的头一晚，全家人都失眠了。墙壁是雪白的，地板是光亮的，铝合金的窗户严丝合缝，将风雨与嘈杂彻底隔绝在外。世界忽然变得无比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二哥躺在宽大柔软的床上，翻来覆去，却总觉得不踏实。那坚实的、带着土地温度的土坯墙不见了，那为我们遮风挡雨却也与我们一同聆听风雨声的青瓦不见了。二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悬浮，仿佛这漂亮的房子，是一只华美的盒子，而我们，是里面一件件无所依傍的物件。

新房子很好，真的很好。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炉，卫生间干净便捷，再不用在寒风里跑去院角的茅房。可是，二哥总觉得，那电扇吹出的风，是生硬的，不如树荫下的穿堂风那般自然熨帖；那暖炉片散发的热，是干燥的，不如那盆炭火，带着人间的烟火气。关上门，便是自家的小天地，邻里间串门的也少了，偶尔在村口相遇，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那端着饭碗蹲在一起说笑的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年回家，二哥坐在敞亮的客厅里，摆弄着新买的电视机，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这房子，干净是干净，就是不像个家。”二嫂在一旁接口道：“像旅馆。”我听了，心里猛地一酸。他们用半生的劳苦，挣脱了土瓦房，走进了梦想中的“小平房”，最终却发现，那梦想的壳里，包裹着的，竟是一份难以言说的失落。

我如今站在这冰冷的瓷砖地面上，望着这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的空间，忽然明白了那份失落的来源。土瓦房，它不只是居所，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它会呼吸，它的土墙会随着季节的更迭而变换湿度与温度；它会说话，雨打瓦檐，风过窗棂，都是它的语言；它有记忆，每一道裂缝，每一片斑驳，都刻录着这个家族的悲欢与岁月的痕迹。它与土地血脉相连，它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而我们，是寄生在这生命里的另一群生命，我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而小平房，它是精致的，是坚固的，却也是沉默的，隔绝的。它是一个标准的工业产品，是一个封闭的盒子。它将我们与自然的风雨、泥土的芬芳、邻里的声息，都干干净净地隔绝在外了。它给我们以安全与舒适，却也拿走了我们与天地、与乡邻最直接、最朴素的联结。我们从土地的儿女，变成了盒子的居住者。其间的得与失，又怎能简单地用“进步”二字来衡量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新村里次第亮起了灯火，从一扇扇紧闭的门窗里透出来，是那种明亮的却没有温度的荧光。我仿佛看见，那一片片光亮之后，是一个个和我家一样的小家庭，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对着发光的屏幕，在各自独立的空间里，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咀嚼着一份相似的、无名的寂寥。

我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到那座土瓦房了，正如我再也回不去那个坐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的童年。我们一路向前，告别贫穷，告别简陋，告别许许多多旧日的艰辛，这是时代的洪流，也是个人的选择，无可指责。

只是，在某个被风雨叩响窗棂的深夜，或是在某个被空调的冷风吹得肌肤生寒的夏日午后，我总会想起那座会漏雨的、冬暖夏凉的土瓦房。那“嘀嗒”的水声，那盆红彤彤的炭火，那弥漫在空气里的红薯的焦香，还有父母在火光映照下，那平和而满足的容颜。那一切，都已沉入时光的彼岸，再也打捞不起了。

我们从土瓦房走到小平房，不过短短几十步的距离，却仿佛走完了一个时代。我们得到了一个更坚固、更漂亮的壳，却似乎把那个叫作“家”的魂，遗落在了那片长满青苔低矮的屋顶之下。月光淡淡地照下来，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它拖在身后，像一根无形的、有韧性的丝线。另一头，却还牢牢地系在故乡那片，已然消失的泥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