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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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父母两地工作，我随父亲在县城生活。那是一个缺乏系统启蒙的年代，我的“教育”，始于父亲用十六开纸打出的二十个方格。每日，我必须工整地填满一张，才能像野孩子般奔向街巷。从“一、十、百、千、万”到“大、小、多、少、个”，那些笔画，是父亲为我划下的最初田垄。文学的种子，或许就在那时，被无心却郑重地埋进了方格深处的泥土里。
接下来是诗。诗的浇灌，发生在父亲颠簸的自行车上。每逢周日，他驮着我，往返于散落乡下各处的家之间。路途漫漫，便成了流动的课堂。李白、贺知章、孟浩然、白居易……他们的诗句，混着乡野的风，灌入我耳中。皎洁的月光，故乡的笑问，润物的细雨，春晖的草心，皆在懵懂的心田里催芽。那时我以为，这辆自行车会一直载着我，在诗的路上走下去。
然而，生活的格局骤然改换。妹妹们相继出生，家庭的担子成倍沉重，我像一株刚刚抽苗的植物，被匆忙移植于外婆、祖母与母亲之间，以求成活。紧接着，是那个口号震天的年代。街头汹涌着“批林批孔”的声浪，学校热衷于“学工学农学军”。我心中那点刚刚萌发的绿意，被时代的喧嚣所覆盖，几乎听不见生长的声音。那条似乎刚刚发源的细小河流，隐入了荒芜的地表之下，只能暗自摸索着前路。
高中时，面临文理分科。心底对文字的亲近本指向文科，却遭到父亲坚决的反对。许多年后我才懂得，他那份“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深藏着自身命运被文字所累的惊惧与创伤。他的文学梦曾因此折断，便希望为我另辟一条坦途。我顺从了，但却在数理化的迷宫中屡屡碰壁。那几年，仿佛河流误入了干涸的岔道，在贫瘠的礁石间艰难寻路。
参加工作后，因缘际会，我再次与文字正面遭遇。写报告、搞调研，公文的框架结构严谨，容不得我手中握紧了的笔有半点松懈。我开始系统自学文史，考取一纸纸证书，偶尔也让“豆腐块”文章见于报端。文学，这颗蛰伏太久的种子，在现实的缝隙里，终于借着一点微光，倔强地探出了头。只是，在“主业”与“正业”的审视下，它仍显得怯生生的，像一条不敢喧哗的溪流，在生活的岸壁间低语潜行。
直到2022年，退休如同一道闸门开启，积攒了半生的水势，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奔流之姿。我专攻诗词，重拾散文，将父亲当年播下的平仄与意象，化作自己笔下的山河岁月。诗歌公开发表八百余首，散文亦得认可——这些数字，不再是怯懦的“业余爱好”的证明，而是一条河流终于抵达开阔地后，自然呈现的丰沛与生动。
回望来路，那粒深埋于方格的种子，从未死去。它被父亲的诗歌浇灌，在时代的旱季里深藏根系，又在人生漫长的迂回中，将每一次汲取都化为隐秘的生长。最终，它破土而出，汇滴成泉，聚泉成溪，终成一道属于自己的、平静而执拗的河流，向着文学的海洋，不息地流淌而去。
这，便是我文学梦的生长史。它不在别处，就在父亲骑行的自行车，到我今日书桌的这条长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