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疯子。母亲疯了的那年,我才八岁。
外婆说,母亲疯了的那个傍晚,晚霞血淋淋,从山顶上泼洒下来,染红了门前的山坡。
关于晚霞,我已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那个傍晚,母亲坐在门槛上,抬头望着远山。我喊母亲吃饭,她听不见,头纹丝不动。我跑到母亲面前喊,发现她眼光呆滞,像是望着远山的某一点,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望。
天一点点黑下来,已辨别不清门前各种果树的叶片形状。天空中星星开始闪烁,弯弯曲曲的山路融入了墨黑的大山。
外婆、大舅和二舅轮流过来劝母亲吃饭。谁劝都没有用,母亲已听不懂他们的话。母亲不吃不喝,在门槛上坐了一夜。我和外婆也在院子里坐了一夜。
和母亲的正常交流,就这样定格在我八岁的那个夜晚。
母亲疯了以后,也有短暂清醒的时候。临近春节那几天,母亲不疯了,像正常人一样。
腊八节一过,年就近了,乌桕村家家户户都请母亲写春联。百多户的村庄要排上几天队伍呢。村民们管不识字的人叫瞎眼,识字的人叫亮眼,他们称我母亲为亮眼婶。村民们站在母亲身旁,蛇着头,目光让母亲的毛笔牵了走。村民们啧啧嘴,说:亮眼婶识得字有几箩筐呢!
还有一种情况下,母亲也不疯。那个年代,常有带异乡口音的干部来村里工作。村民们只会说本地土话,面对干部问话,只能眨眼睛。尽管母亲也听不懂异乡话,但遇上干部前来问话,就拿根柴枝,在泥地上划字,与他们交流,向他们介绍村里的事儿。经常是这样的情形,干部与母亲划字交流时,四周聚拢一圈人,看母亲和异乡人对话。
母亲像正常人一样的时候,都跟写字儿有关,简直不可思议。
父亲是谁?
大约六、七岁光景,一天,龙伯领着儿子舜来到外婆家。他们走后,我问母亲:“爸怎么不来看我?”
母亲的脸刷地白了,浑身颤抖不止,身下的竹椅嘎吱嘎吱叫。从此我再也不敢向母亲打听父亲的事儿。
父亲是谁?母亲疯了以后,我问过外婆。外婆晃晃头,盯着院里的那口水井,眼睛里面是空白的。
外婆对我说,我母亲七岁就到鹿城她大舅家上学去了。外婆再次见到我母亲时,我已两岁,母亲背着我回到了娘家乌桕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考上了大学,要去遥远的南京读书。村里人碰见我,毫不惊讶,嘴里平静地喷出两个字“种气”。村民们碰见我都说,你上你妈读书的种。
村里人除了母亲,只有龙伯识字,他念过二年私塾。龙伯的儿子舜是母亲唯一的学生。母亲疯了之前,舜已跟她学完包括算术、常识在内的全部小学课程,正准备学习初中课程。
我去鹿城乘车上大学的那天,舜哥送我到村口。舜哥仰头望着村头那棵遮天敝日的樟树,忽地长叹一声,对我说:“婶子不疯,我也能考上大学的。你妈总说我聪颖,是块读书的料。”
上大学的前一年,外婆去世了。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武汉工作,一直没回过故乡。母亲托大舅一家照顾,我省吃俭用,寄些钱回家。我存在与否,对一个疯子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
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我才赶回故乡奔丧。办完丧事,我就匆忙返回武汉,从此再也没回过故乡。母亲去世了,故乡和我的关联也就彻底斩断了。
转眼,我也到了外婆和母亲去世时的年龄。
一个夏夜,没有月亮,星星趁机都跑出来了,吵吵嚷嚷,挤满了天空。我仰脸望着星空,明亮的、暗淡的、半明半暗的星粒全向我奔跑过来。望着一些几乎看不见的星粒,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母亲的一生暗淡无光,这是她真实的生命吗?我突然作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决定,回故乡拼图,复活母亲的人生。
母亲姓季名丹桂。她疯了的那年,我大舅公从鹿城赶到乌桕村,他抚摸着我的头,叹息说:“你妈功课是鹿城中学的头名,没上大学可惜了。”
我寻找母亲生活过六年的鹿城中学。岁月变迁,鹿城中学旧址已了无痕迹。在新校舍的档案室里,头发花白的管理员只找到一张一九四零年的高中毕业照。照片上,我母亲微微翘着头,流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骄傲神色。在女生中仔细辨认母亲的过程中,我惊叹于母亲的美丽。
舜哥听说我回到了鹿城,从乌桕村出山来找我。舜哥比我大六岁,白发衬映得脸膛更显漆黑。
我和舜哥坐下来喝茶。舜哥谈起我母亲的一些琐碎事儿。这些事儿有些我知道,有些从没听说过。舜哥除了谈我母亲,什么话题也不谈。岁月逝去,筛过的只是能记住的人和事。
舜哥说,我母亲疯前曾跟他提起过,她大舅在鹿城开盐铺,惹上一桩贩卖私盐的官司。为救大舅出狱,我母亲高中毕业后嫁入楚家。楚家是鹿城首富,钱庄、米行等店铺遍布全城。
舜哥说,我母亲疯前经常跟他提起高中时的国文教师许羽化。我母亲给舜哥上课时,常冷不丁停下来,眼睛望着窗外的大山发呆。回过神来后,我母亲对舜哥说,许先生学问高,你要是能跟许先生上几年学就好了。
我去档案馆查鹿城县志,资料显示:许羽化,鹿城西门人,毕业于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曾任鹿城中学国文教员。后在天柱山落草为寇,是山寨里的大当家,为匪原因不祥。一九四三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夜,许羽化和一个随从潜入楚宅,杀了鹿城皇协军大队长楚雄,并将三姨太季丹桂捆绑在椅子上。走时,在墙上留下了一行墨字:杀人者许羽化也!
坊间留下了许多传说。传说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传说一经描述就成了历史。
上年纪的鹿城人都传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南大街上整日游荡着一个傻子,见人就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日,有位白胡子长者见了,当街长叹一声:“傻子当年也是条好汉,杀了鹿城的大汉奸楚雄。”
傻子叫刘启明,原是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职工。坊间都传说当年他伙同土匪头目许羽化杀了大汉奸楚雄。
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县供销社找到了刘启明的档案。档案里有一张泛黄的信笺,蓝色墨水字已褪成灰白色。刘启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的申辩材料中写道:我是抗日志士。一九四三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夜,我和许羽化一道潜入楚宅,杀死了汉奸楚雄。楚雄的三姨太季丹桂是许羽化在县中时的学生。季丹桂开了后门,我俩人进入后花园,潜进季丹桂的卧室。楚雄当时已被季丹桂灌醉,许羽化一刀毙命。杀人后,我把季丹桂捆绑在椅子上,嘴里塞上了毛巾。
楚家花园深处,一大片屋子黑黝黝的。花园里有一条曲径和一座凉亭。花园的角落有一扇小铁门,从没见人进出过,疯长的野草缠满了门的铁栅栏。一盏灯笼从房屋里出来,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提灯笼的是一个少妇,她走在潮湿的小径上,有时灯笼被树干和灌木丛挡住光线。
少妇手提灯笼,脚步声细碎。背后突然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匹高头大马飞奔而至,马背上是一个军官,他抽了个响鞭,疾驰而去。少妇脊背一紧,一只手按住胸口,惶恐不安,半夜三更,哪来的马蹄声?黑暗中突然冒出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想参观花园吗?”少妇心一惊,扭头四下张望,不见人影。男人在黑暗中哈哈大笑,少妇心里一哆嗦,灯笼晃动起来,灌木丛忽明忽暗。少妇定定心,她听见了灌木丛中传来蟋蟀的鸣叫声,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少妇知道刚才的情景全是幻觉。
少妇手提灯笼,终于走出了曲径,来到小铁门旁。她疯狂地扯掉缠在铁门上的野草,手被草叶划破了。少妇开了锁,吹灭灯笼。小铁门外闯入二个黑影,尾随少妇,直奔她的卧室。
少妇浑身颤抖,她看见了一滩血。床上草席湿透了,血滴滴嗒嗒,滴到床铺底下,流到床前。
关于我母亲疯了的原因,或许能从舜哥那里挖到一些蛛丝马迹。
我在侄儿的陪同下回乌桕村。侄儿在鹿城开了家百货店,他也多年未回过家乡了。
沿着从山里流出的小溪进了山。曲曲弯弯的山道有很多分岔,在山道上转了半天,也不见乌桕村的影子。走着走着,我俩迷路了,发现又回到了刚才已经走过的地方。一只雉鸡坐在坡上的草丛里打瞌睡,身上的羽毛鲜艳夺目,这只雉鸡还是刚才看见过的那只。
太阳从山脊上滚落下去,天依然薄明,山色却一下子黯淡下来。我和侄儿急忙赶路。山路刚才还可分辨,一抬头,天却黑了,再看路,已灰不可辨。山里的夜降临得如此迅速,让人不知所措。侄儿说:莫非今日撞上鬼打墙了,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原地。
天黑透了,只看得见侄儿的眼白了。侄儿赶紧拢些枯枝败叶,清理出一条防火带,点上篝火。我俩夜宿在山林里。
第二天上午,寻到乌桕村时,太阳已照亮一面山坡,另一面则阴沉着脸。
两面青山围拢来,兜成一个壶形山岙,村里人家的石屋高高低低散落在山坡上。溪水把村子一劈两半,从村庄底部流下山去。近些年,年轻人都迁徙到山下的水镇生活去了,村中只剩下一些老人,终日坐在门前的石凳上打盹。他们眼光呆滞,望着面前的石级山道,也许什么也沒有望,只是睁着眼睛,活成了一块石头。
远处,一支发丧的队伍蜿延在山坡上。开头,白幡的飘带清晰可数,到了半山腰,化成了一条雾带。
舜哥今日寅时去世了。(侄儿说现今村人叫他九公。)村里有一风俗,不知是哪个年代传下来的,延续至今。娃儿夭折,只能埋在山脚下的平地上。成年人死后,可埋在山坡上,但须根据年龄大小,依次往上埋。山坡上的坟墓节节上升,远远看去,像是一架架天梯。九公九十多岁了,只能埋到山顶上去了。
村人说,九公临终前,忽然睁开眼,眼神清亮,盯着跟前一堆人,说:“早年间,悲山的算命先生说我能活百岁。先生的话不可全信,今年是乙巳年,我才九十多岁,就要走了。”说完这句话,九公冲众人一笑,眼一闭,就走了。
悲山的算命瞎子上百岁了,村人传说他经常来到村里,身板硬朗,走在山间小道上,如履平地。不过,村人对算命瞎子有不同的说法。有村人说:这是老瞎子的徒弟,人哪有活几世的?有村人反驳说:这明明是老瞎子,徒弟哪有跟师傅长得一模一样的?
一九五零年秋天,土匪头目许羽化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同年秋天,我母亲疯了。这难道是巧合吗?
故乡之行,我只得到有关母亲生命的一些碎片,拼凑不起她的完整人生。
太晚了,一切都晚了。时间在老去,我已八十岁了。
母亲的一生是个谜。母亲不想揭开谜底,
那就让它保留着吧。
初稿于2025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