榛子口

小时候，我是听着“榛子口”这个名字长大的。榛子口，是一个地名，是我曾祖母安息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离我家约三公里，位于隔壁治平村的赵家台。

父亲健在时，每逢清明节，都会带我们去那里祭扫。祭扫时，父亲一边用锄头清除坟头的杂草，一边郑重地介绍：“这里埋着的是你们的老奶奶。”言语中听不出悲伤，也没有凄凉，反而带着几分自豪与得意。仿佛那不是一处凄冷的坟茔，而是一个有脉搏、有心跳的生命。

榛子，在我湘南老家，是一种蒸馏米酒的器具，木质，圆筒状，下阔上敛。蒸馏米酒时，榛子置于灶上的大铁锅中，锅里盛着发酵好的酒糟。榛子内部斜放着一个收集和导流装置，一根管子套在末端，伸出榛子之外。顶端是一口用于冷却的铁锅，锅里盛满冷水。榛子与上下两端铁锅的缝隙用湿布条严密地封好，一个简易的蒸馏装置便大功告成。灶膛里燃起熊熊大火，蒸汽很快在榛子里氤氲、升腾。滚烫的蒸汽接触到冷却锅底的凉水，便凝结成清亮的酒液，通过收集装置流出，就成了我们平日饮用的米酒。

曾祖母安息的这个地方，山势陡峭，下宽上窄，外形酷似榛子，人们便形象地将这里命名为“榛子口”。更加奇妙的是，榛子口山下、曾祖母坟冢的正下方，有一眼水井，井水清甜甘洌，四季不绝。寒冷冬日，井口白汽弥漫，袅袅升腾，仿佛地下烧着一锅永不熄火的温水。炎炎夏日，井水冷如冰镇，透凉沁人，是当地人天然的消暑饮品。人们都说，这井水便是那个巨大“榛子”蒸馏出的“醇美米酒”。每年祭扫，我们都会到井边，以双手作瓢，舀起喝上几口，期盼能借此“增添几分酒量”。

听父亲讲，曾祖母葬在这里，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曾祖母出身名门，是位大家闺秀。她在世时，可说是我们家族的“高光时刻”。曾祖父是私塾先生，饱读诗书，家境殷实。他们育有三子，个个都有出息。我爷爷排行老大，当过民国时期的保长。小爷爷满腹诗书，文采斐然，曾任《衡阳日报》社长，还做过民国时期的县长。曾祖母去世后，爷爷们以三十石稻谷的高价买下这块宝地，将自己的母亲安葬于此。自此，我们家族便仿佛永远与米酒的醇香缠绕在一起。

三位爷爷去世得早，连我年近七十的大哥，也未曾见过他们。他们的酒量如何，无从得知。但自我父亲这一代起，无论男女，个个都爱喝酒，且酒量不俗。尤其是我父亲，米酒仿佛是他生命中除了家人与土地之外，另一重不可或缺的寄托。父亲端起酒杯，总爱说那句口头禅：“我祖母葬在榛子口，她的后代哪有不喝酒的道理？”说话时，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得意而狡黠的笑。母亲心疼他，却又无力反驳，只好由着他尽兴。

父亲的酒量究竟多大，至今无人知晓。打我记事起，就没见他醉过。他可以从清晨喝到夜晚，酒后依旧神色从容，步履稳健，始终谦和清醒，处事稳重而有分寸。然而，酒终究伤身。父亲七十岁那年，终遭反噬，一场脑血栓，让他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当时，我们都以为父亲该戒酒了。可他却不依，像个失去心爱玩具的孩子，总对母亲絮叨：“不喝一点，嘴里发淡，吃什么都没味。”母亲心软，终究拗不过他，便与他约法三章：每餐只准喝半斤。还特地给他准备了一个搪瓷口杯，容量不多不少，正好半斤。

为了多喝一点，父亲动起了小心思。每次斟酒时，他总故意将酒倒得极满，在杯口形成一个饱满的凸面，仿佛快要溢出。接着，他便装作酒洒出来很可惜的样子，蹙着眉凑过去抿一口。待凸面消失，杯中酒浅了一截，他又理直气壮地斟满。然后，再凑过去抿一口……如此反复，限定的半斤，早已变成了八两有余。

嗜酒的脾性，也深深烙印在我们家族的血液里。我的二叔、三叔都是好酒之人，每天至少喝上八两一斤。家中的兄弟子侄，也个个是酒中豪客，酒量均在一两斤以上，且酒风豪爽，待人热诚。无论敬酒还是受敬，都带着不容推辞的爽快。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家除夕的饭桌上，哪怕下酒菜差一些，米酒却永远管够。父亲让我们把酒缸搬到饭桌旁，只要想喝，随意舀取，即便喝醉也无妨。这件事，至今仍在老家方圆十里广为流传。

如今，父亲已故去十几年。我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爱喝酒的父亲，见到曾祖母长眠的榛子口，和山脚下那口清井。隔着岁月的烟云，我仿佛看见，寒冬里那口井依旧蒸腾着袅袅白雾，如同永不消散的醇厚酒香，缭绕在我与每位家族成员的杯底，温暖着我们这些游子温润而炽热的思乡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