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的货箱

清晨，田野里雾气还没有散尽，我躺在铺满稻草的木床上，耳畔依稀传来扁担吱吱呀呀的声音，和布鞋踏在青石板上发出的笃笃响声。那是我孩提时代最熟悉的，大舅走村串巷售卖货物的脚步声。如今，这些声音，挟裹着货箱里琳琅满目货物的温馨气息，夹杂着大舅自制麦芽糖的甜香，穿过遥远的时空，再次飘送到我的眼前。

大舅本姓戴，名国福，村里人喊他“洋鸭婆”。不是说他长得像只洋鸭，而是他年轻时腿脚利索，挑着货箱走路带风，步子又快又稳，像洋鸭凫水般轻快。大舅是长子，到了结婚年纪，邻村王家有个独女，要招上门女婿。他二话没说，自己卷了铺盖，便“嫁”了过去。从此，大舅改名王贻福。按照王家族谱的辈分排下来，大舅和我同一个辈份。倘若，大舅如今健在，今年应该已经整整一百岁了。

我曾经问过母亲，大舅好端端的，怎么改了姓呢？每谈及此，母亲的眼眶变得湿润：“你大舅啊，有情有义有担当。那时，你外公家穷得叮当响，我们兄妹五六个，锅里的稀粥能照见人影，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了成家年纪，为了减轻你外公外婆的负担，大舅主动跟你外公说，他去入赘，不要彩礼，还能帮衬着家里。他这是为了给弟弟妹妹们留条活路啊。”母亲的声音里，全是感动和感激。

大舅入赘到王家后，跟大舅妈一连生下二男四女六个孩子。为养活一家八口，大舅做起了“货郎”。至今，他挑着货箱四方行走的身影，依旧深深地映刻在我的记忆里。大舅的货箱，正方形，一米多高，分上下两层，用杉木制成，表面刷着暗红色油漆。上面一层，表面是透明玻璃，里面展示售卖商品。下面一层，类似仓库，放着大批量的售卖商品。货箱另一头，是一个大箩筐。箩筐上，是一个簸箕。簸箕里，摆放着大舅自己熬制的香甜可口的麦芽糖。

每天天不亮，大舅就起身外出卖货。他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货箱，一头箩筐装着的麦芽糖，趟着露水出门。沉甸甸的货物，将扁担压得弯弯的。每走动一步，肩头的扁担颤悠悠的，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货箱的铜搭扣，随着步子上下晃动，也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进到村子里，大舅就摇动着手中的拨浪鼓，嘴里发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针头线脑——糖果麻糖——换头发换鸭毛换鸡菌子咯——”大舅的吆喝，清脆而又洪亮，随着晨雾漫开，可以穿透整个村子的炊烟。

孩提时代，在我们看来，大舅的货箱就是一个百宝箱。一端，摆着针头线脑、纽扣顶针、橡皮筋松紧带，都是庄户人家过日子离不了的零碎；另一端，藏着孩子们的念想，软糯粘牙的麦芽糖，被扯成一个长条，然后一圈一圈地摆在簸箕上。糖上撒满金黄的黄豆粉，看了叫人直流口水。簸箕下面的箩筐，则放着裹着洁白糖衣的墨豆糖，用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在我们孩子眼里，大舅那沉甸甸的货箱，几乎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大舅自幼习练过武功，一条木棍耍得虎虎生风。一生走南闯北，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总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一次，在卖货途中，看到一个流氓地痞欺负一个卖菜老汉，打翻老汉的菜摊，还要抢老汉的钱。大舅放下货箱，二话不说，大喝一声，冲上前去。这个地痞仗着自己人高马大，挥拳就向大舅打来。大舅身手敏捷，侧身躲过，一把握住他的手腕，顺势向地痞身后一抬。只听得“哎哟”一声，地痞的胳膊被拧到背后，被锁得无法动弹。大舅没下重手打他，只是沉声喝道：“把钱还给人家！”狗腿子疼得龇牙咧嘴，不敢再逞强，只好乖乖照做。待大舅双手一松，赶紧灰溜溜地跑了。老汉连声道谢，大舅摆摆手，重新挑起货箱，吆喝着走了。

大舅爱憎分明，眼里揉不得沙子。村里有个游手好闲的混混，专爱干些偷鸡摸狗、占人田水（指灌溉时抢先用渠水）的勾当，人人厌憎，又奈何不得。有一年大旱，田里秧苗都快焦了，那混混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截了上游流来的救命水，全引到自家田里。下游几户人家眼巴巴看着，敢怒不敢言。大舅闻讯赶来，指着那混混的鼻子，当着一众乡邻的面，将他平日所作所为，一桩桩一件件，说得清清楚楚。声音如洪钟一般，震得那混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末了，大舅一把将堵上的水渠扒开，清冽的水哗哗地流向干裂的田地。混混被慑住，悻悻地走了。人们纷纷赞叹：“只有洋鸭婆骨头硬，镇得住那个人。”

大舅在外铁骨铮铮，对亲人却充满温情。那时候，我家姊妹多，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别说买糖吃，就是买根橡皮筋，都要掂量半天。大舅心里门儿清，每次挑着货箱出门，再好卖的糖果，他都要特意留上几块，用油纸包好，放在货箱最底下。傍晚收工时，总要绕一段路，拐到我家来。

“巧来崽，看舅舅给你们带啥了？”他放下扁担，掀开货箱搭扣，变戏法儿似的掏出一个油纸包。我们早早就等着了，见了那个油纸包，眼睛都发亮了。大舅打开纸包，将糖果一块块分给我们。我迫不及待拿起，将麦芽糖送到嘴里，那软糯清甜的糖块，在嘴里黏乎乎的，甜丝丝的，直透到我们的心坎里。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模样，大舅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意，像冬日里的太阳，让我的心里暖融融的。

大舅的货箱，装着糖果和针线，也装着让我奋发学习的激励。小时候，我读书还算争气。每次考了好成绩，父母还没来得及夸奖，大舅的货箱就送来了奖励。考了班级第一，他从货箱里摸出一支崭新的铅笔；评了三好学生，他给我扯一截碎花布，让母亲给我缝一个新书包。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后来考上大学，我一路当学霸。大舅的货箱，功不可没。

我当兵的时候，大舅已年近八十。身子骨还算硬朗，依旧挑着货箱四处奔忙。听父亲说，大舅每次路过家门，总要让父亲给他读我的信。大舅识字不多，记性却特别好，我取得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被他牢牢记在心里。跟人闲聊，说起谁家孩子有出息时，大舅总是挺直腰板、满带炫耀地说：“我巧来崽，在部队当官了，出息着哩。”那一声“我巧来崽”，喊得理直气壮，喊得满是自豪，仿佛我的荣光，就是他的荣光。

最后一次见大舅，是他去世那年春节。我回老家探亲，正月里去给他拜年。那时，大舅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冬日的暖阳里，他像一棵耗尽热情的老树，安详地躺在空门口的一把躺椅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望着远方黛青的山脊，那是他的老家新屋戴家的方向。他的那副货箱，早已被闲置，放在堂屋角落里，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大舅是八十岁那年走的。听说，他走前念念不忘的，是想葬回戴家祖坟山上去。他念叨着：“我本姓戴……走了，还是想回到戴家的祖坟山里去。”可是，王家族人坚决不允。他们说，“洋鸭婆”是上了王家族谱、顶了王家门户的人，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大舅入赘时改姓换名、被拔起的“根”，终究未能在他生命的尽头，重新被接上。

父亲在电话里，告诉了我大舅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怔怔地握着话筒，悲伤得说不出话来。眼前浮现的，却是那只暗红色、漆皮斑驳的货箱。货箱盖子打开着，里面没有针线，没有糖果，空空荡荡，幽幽地散发着旧木头和时光混杂的气味。这副货箱，已经成为大舅的人生符号。大舅用它挑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挑起对我们晚辈的慈爱，也挑起乡间人心里的公道。

大舅的货箱，早已不知所踪，但它已经住进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挥之不去。任凭岁月如何流转，那被大舅的扁担压弯又弹起的乡间小路，那回荡在村巷里一声高一声低的吆喝，那紧促清脆的拨浪鼓声，似乎从来没有消逝。那是一个时代的烟火，那是一个汉子的担当，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糖果甜。

如今，大舅的货箱，装满我对故乡的记忆。在每一个乡愁泛滥的夜里，总被我莫名地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