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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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还没完全从黄公岭山梁上沉下去，天空像被谁失手打翻了灶膛，被呼啦啦地烧成一片无涯无际的橙红，黑黢黢的屋瓦、泛黄的土墙，无一例外地被染上一层暖烘烘、毛茸茸的金边。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烧草木灰的焦糊味儿，和各家烟囱里飘逸出的带着松脂香的炊烟味。稀稀拉拉的狗吠声，一声接着一声，从村子东头传到西头，把杉木冲这个湘南小山村衬托得格外寂静安宁。
我和姐姐迅速扒完碗底的最后几粒饭，顾不得擦干净嘴角的油渍，便扛起那条吱呀作响的长板凳，一头便扎进渐渐黏稠的的暮色里。我们的心，早就飞到了村东头刘家禾廊晒谷坪上。今晚，柏梓叔家女儿金华考上县师范学校摆升学宴，还请了乡里放映队来村里放电影。放电影的人，是我的小舅戴国寿。
小舅在家排行老五，在母亲的下面，是母亲最疼爱的弟弟。母亲兄妹五个，就数小舅和她感情最深，眉眼最像。都长着一双清亮的眼睛，看人时总带着温和的笑意。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我母亲讲，外公外婆生育儿女多，年龄间隔都比较大，小舅小她整十岁。小舅打一出生，就交给我母亲带，算是我母亲一手带大的。
小舅年轻时，长着一副国字脸庞，白白净净，浓眉大眼，显得英武而又帅气。夏天，总喜欢穿一件洁白衬衫，领扣扣得整整齐齐，人看起来干净利索，身姿挺拔得像一棵杉树。小舅人帅气，又读过一些书，深得村里好些姑娘暗恋喜欢。可在小舅心里，只装着那个笑起来有两个浅浅梨涡的邻村女孩赵月英。后来，赵月英就成了我的小舅妈。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婚姻是奉父母之命，应媒妁之约。像我小舅小舅妈这样自由恋爱的，非常少见。
小舅中学毕业后，先当了一段时间代课老师。后来，乡里看他有些文化，人又稳重踏实，就将他从学校抽调到乡文化站，当了一名电影放映员。从此，小舅的身份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好似镀上一层神奇的光晕，令我们羡慕钦佩不已。因为，他能在一块幕布上，投上悲欢离合、刀光剑影，还能把这些动人的故事传说，从一个乡村“搬”到另一个乡村。
小舅的放映队，是我们栗林乡唯一一支电影队。队里就两个人，小舅和徒弟柏宏尧。小舅的放映设备，是一台放映机，一台发电机，一块白色大幕布，各种电源连接线，和从县电影公司领回的电影胶片。杂七杂八一大堆，刚好凑成两大担。刚开始，运送放映设备，全靠一根扁担。小舅带着徒弟柏宏尧，一人分挑一担，下午赶在天黑前送到主家指定放映场。电影放映结束后，俩人又一人一担，连夜从放映地挑回来，或者暂存到一些相熟的老乡家。后来，交通工具变成自行车，所有放映设备归集进两个大箱，小舅和徒弟柏宏尧各骑一辆自行车，后架上绑着沉甸甸的铁皮箱，天黑前骑车送去，放映完又驮回来。再后来，交通工具又变成电瓶车。那辆电瓶车就一直陪伴着小舅，直到小舅六十岁那年去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湘南农村，电影是比过年还稀罕的事。谁家年轻人结婚，孩子出生“打三朝”，小孩考上如意的大学，甚至高寿老人去世，最高规格的庆贺方式，就是请周边乡亲看一场电影。通常，周边哪个村里要放电影，母亲是我们家最早知道的。因为，她刚刚从集市上回来，才见过从县城换片归来的小舅，小舅首先把消息告诉了她。母亲转告我们以后，那一整天，我们这些细伢子心里便像失了魂，课也听不进，饭也吃不香，只盼着日头早点偏西，电影快点开始。
我和姐姐一路小跑着，走在去往刘家禾廊晒谷坪的路上。路上，到处人影憧憧。大人们三五成群，不急不缓，步履悠闲，手里摇着蒲扇，嘴里聊着当下的炎热天气和庄稼长势。孩子们脚步匆匆，如同被惊起的的麻雀，兴奋地飞奔，生怕迟到一步，观看电影的好位置被别人占了去。刘家禾廊晒谷坪，用石灰煤渣铺设而成，视线开阔，地面平整。我们到达时，这里已是人头躜动，人声鼎沸，黑压压一大片人。晒谷坪边的两棵老樟树间，银幕已经挂了起来。幕布的四角，用粗麻绳紧紧系在樟树的枝桠上。习习晚风里，像一面旗帜被微微吹荡。
远离电影场的空地上，发电机已经“突突突”响起。电源线从发电机延伸出来，一头连接着八仙桌上的放映机，一头连接着前方樟树树杈上的音箱。小舅身着一件洁白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结实的手腕。黄昏最后的余晖落在他脸上，勾勒出他高挺的鼻梁，和利落的下颌线。他的动作不疾不徐：从木箱里取出铁皮放映机，擦拭镜头，检查胶片盘。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仪式感，仿佛不是在准备一场露天电影，而是在布置一个神圣的祭坛。
一切准备就绪，只听得“哒”地一声，小舅打开放映机，电影开始了。光束从我们身后射出，穿透微尘浮动的空气，笔直地打在银幕上。音乐响起，人影晃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徐徐展开。整个电影场瞬间安静下来，只偶尔有孩子的惊呼，大人的嗟叹，和远处池塘里不甘寂寞的蛙鸣。我偷偷回看小舅，他并不看银幕，而是背对着光影，面朝着黑压压的人群。放映机“嗒嗒”地轻响，胶卷轮匀速转动，那束光就从他身旁流淌出去。在明暗交替的光晕里，他的脸被映照得忽明忽暗，一半被机器指示灯映得微红，一半沉浸在夜色中，神情专注而宁静，像一个守护神，守护着这一场集体的、短暂的精神出逃。
午夜时分，电影结束，人潮褪去。晒谷坪上，一片狼籍，满地都是瓜子壳、水果皮和废纸片。小舅和徒弟柏宏尧又开始收拢他的放映“宝贝”。收好放映机，擦拭干净。折下白幕布，对折叠好。关掉发电机，收齐电线，一丝不苟地装进放映箱里，把箱子搬到单车后座上绑好。最后，师徒俩人又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深一脚浅一脚地推着单车，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不放电影的日子，小舅又是一名民间礼仪服务队队员，为乡里人提供红白喜事礼仪服务。因为，小舅还是一名远近闻名的乐器吹奏高手。小舅音乐天赋极好，所有乐器无师自通。乐器到了他手里，仿佛突然有了灵性，可以发出各种婉转动听的声音。据说，小舅的二胡演奏，曾经在全县文艺汇演是获得过冠军。至今，在我们老家还流传着“戴国寿的二胡，柏富霞的唢呐”的美誉。表妹戴幼艺如今还记得，有次小舅让她陪着去买月琴。戴幼艺问他：“老爸，您会弹吗？”他说：“买回去就会了。”买回不久，就真的学会了月琴。
小舅家里的两件宝贝，一件是一把被摩挲得油光发亮的唢呐，另一件就是一把蒙着斑驳蟒皮的二胡。业余时间，一有空就拿来摆弄演奏。在民间礼仪服务队里，小舅是唢呐队“扛把子”。小舅吹奏的唢呐，高亢激越时，仿佛能穿云裂帛，把人的天灵盖掀开。低回婉转时，像秋夜的溪水，载着说不尽的哀愁。小舅吹奏唢呐时，完全没有了放电影时的那种平静和淡定，形象落差巨大，几乎判若两人。腮帮鼓得老圆，脸庞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露。他的全部心思，完全沉浸在了古老而直白的唢呐旋律里。
小舅自己是读过书的，所以对两个孩子的教育，看得比天还大。小舅常教育我的表兄妹：“只要你们读得，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你们读下去。”他的两个子女，确实也非常争气。表兄戴剑波，十六岁就考上湘潭大学，是我们十里八乡最早的大学生。表妹戴幼艺，后来也考上苏州大学医学院。兄妹俩大学毕业后，相继在省城长沙立业安家，每年都要接小舅到省城小住。可小舅闲不住，住了不几天，便闹着要回去。无奈，兄妹俩只好给他买张车票，把他送回老家。小舅回到他的民间礼仪服务队里，吹起他的唢呐，摆弄他的放映机，整个人又变得精神了。他说：“长沙的高楼住不习惯，住在里面像关在鸽子笼里，还是在乡里住得踏实安心。”
小舅平素生活节俭，对自己要求苛刻。唯一的嗜好，就是喜食我们老家的名菜——“三口塘鱼醡”。鱼醡的基本做法，就是将新鲜的草鱼去骨剔刺，片成蝉翼般的薄片。然后，用醋精和盐将鱼片腌制一会，再拌入姜丝、蒜末、香菜、辣椒灰。最后，撒入炒得焦香、磨得细细的黄豆粉，美味便大功告成。鱼醡端上桌，晶莹透亮，醋香扑鼻，入口香辣酸爽，既带着熟黄豆粉的醇香，又带着各种佐料的鲜味。小舅就好这一口，谁家请他吃饭，只要听说有鱼醡吃，他断然是不会拒绝。他能就着一大碗鱼醡，喝下半斤自酿的米酒，然后脸上泛起满足的红光，啧啧地称赞：“这个鱼醡搞得好吃。”
鱼醡虽然味美，却是把看不见的刀。淡水养殖的鱼，大多带有肝吸虫。小舅因为鱼醡吃得多，肝吸虫也悄无声息潜进他的身体。肝吸虫病隐伏较深，不痛不痒，不易发觉。六十岁那年，小舅突感腹部胀痛，被表妹拉去医院检查，便已是肝癌晚期。病情，像一声惊雷，炸碎小舅所有的盼头与希望。表妹虽是肿瘤科医生，医术相当高明，日日与死神搏斗，从阎王爷手里抢人，可面对自己最亲爱的父亲，她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查出肝癌病情不久，小舅去世了。小舅走得很快，像一阵风，吹熄了那盏总是亮到深夜、为乡邻们带来光与声的灯，也给一双儿女的心底留下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痛。
算起来，小舅离开我们十年有余。杉木冲东头刘家禾廊晒谷坪，早已荒废，野草齐膝。晒谷坪前方中央的两棵樟树，也早已消迹遁形。如今，家家都有电视，连通了网络，手指一点，便能看尽世间万象。再也没有人，会为一场露天电影，雀跃欢呼，奔走相告。但是，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回到老家，每当走在霞光万丈的黄昏里，我总会有些恍惚，想起刘家禾廊晒谷坪那夜放电影的情景。仿佛一回头，就能看见小舅推着载着铁皮箱的自行车，从蜿蜒的田埂路上走来，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耳边，仿佛又响起那高亢又苍凉的唢呐声。它带着泥土的腥气、柴火的温度，和一代人粗糙而饱满的悲喜，穿透时光的幕布，声声不息。
小舅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放映员，一个吹唢呐的艺人，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用一束光，照亮过湘南乡村无数个贫瘠的夜晚；用一段曲，熨帖过无数颗朴素的心。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那种劳作与欢愉的方式，渐渐沉入记忆的深潭，慢慢被如今的人们忘记。但是，那光，那影，那声，化作我精神底片上永不褪色的影像，已经定格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