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舅和老舅

在东北黑龙江的汤原县，有个竹帘乡，那是个烟火气十足的小镇。姥姥家的土坯房就倚着镇上的松花江畔，外墙上爬着细密的裂纹，朴实无华却遮得住风雨，藏得住最暖的亲情。妈妈工作忙，我刚满五岁就被送到姥姥家照看。我有四个舅舅，那时大舅、二舅响应国家号召去当兵了。我和姥姥住在南炕，三舅和三舅妈住北炕，老舅住在厨房北侧的小炕，一屋人的呼吸交织在电灯的光晕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情。

勤劳的姥姥整天忙里忙外，包揽了全部家务，三舅和老舅有空就带我玩。三舅是农具厂的工人，手掌粗糙却格外温暖。他话不多，脸上总挂着朴实的笑，待我却比亲生女儿还上心。我玩耍弄脏小手时，他会耐心给我清洗干净。我年纪小吃饭总爱剩饭，他也从不嫌弃，拿起我的碗就把剩下的粥菜吃得干干净净，边吃边说：“粮食不能糟蹋，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晚上下班回来，他还会蹲在炕沿边借着电灯的光给我剪指甲，动作慢得像怕碰碎珍宝，剪完了用粗糙的掌心轻轻摩挲我的指尖，那触感至今仍清晰如昨。

老舅那时候还没成家，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五官标志。他总爱带着我到松花江边玩耍，教我捡扁平的石头往河里打水漂。他手腕一甩，石头就贴着水面跳着飞出去，溅起一串细密的水花，能漂出去老远。我学着他的样子使劲撇，石头却总刚沾到水就沉下去，我俩忍不住笑个不停。老舅会讲故事，晚上闲下来，他就给我讲江里的鱼、天上的星星，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三舅知道我爱吃烧麻雀，下雪的冬季，就在菜园子里支上大竹筐，撒上小米抓麻雀。我吃不够还想要，三舅性格可好了，就接着给我抓。他把刚逮住的带毛麻雀，直接扔进烧着木柴和煤块的炉膛里，借着柴火和煤的余温焖烧。等烧得外皮焦黑，就用铁钩子勾出来，在地上轻轻摔打几下，焦糊的羽毛便跟着碎渣一起脱落，再顺手扯掉内脏，里面的肉红嫩喷香。他和老舅都舍不得动筷子，全夹到我的碗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两个舅舅眼里满是宠溺。

铁炉子是姥姥家冬季的取暖神器，也是三舅给我做美食的“舞台”。他把土豆切成薄薄的片，在炉子上抹一层猪油，将土豆片铺在滚烫的炉面上，滋滋的声响里，土豆的香气渐渐弥漫整个屋子。烙好的土豆片金黄酥脆，撒上一点盐粒，便是那时最诱人的零食。我吃得太快，嘴角沾着盐粒，三舅就用干净的袖口轻轻擦掉，笑着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那些日子，铁炉子的温度和土豆片的香气，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印记。

就在这份疼爱里，我渐渐长大，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不得不离开姥姥家，回到妈妈身边。临走那天，姥姥和三舅忙着帮我整理常穿的衣服。老舅早早就去供销社，特意给我买了两本小人书，放进我的小布包里。老舅送我回家，陪着我坐上前往县城的大巴车，一路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放寒暑假常回来玩。”车子缓缓开动，我趴在车窗边往外看，姥姥和三舅站在路边挥着胳膊。我的眼前渐渐模糊，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怎么也止不住。

这份不舍并没有随着离别淡去，日子一天天过，一年年走，三舅和老舅对我和妈妈的亲情从未减少，反而越发深厚。我成家立业后，住得离妈妈家有50公里，而三舅和老舅也早已在县城里安了家，离妈妈住处不远。平日里他们主动照看着妈妈，老舅年轻，腿脚麻利，妈妈家有事总能第一时间赶到。不管是换煤气罐、修水管，他都亲力亲为，骑着摩托车驮着妈妈跑前跑后，从没有一句怨言。三舅和老舅对妈妈格外亲，家里有一点好吃的，哪怕是几个香瓜、几个刚出锅的热包子，他们都会赶紧给妈妈送去，背后也全靠善良的舅妈们默默支持，从不计较得失。

妈妈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记性越来越差，常常趁人不注意就往外跑。每当这时，三舅和老舅总会第一时间分头到处去找，找到妈妈后，不管她怎么吵吵闹闹，他们都耐心安抚，一个背着，一个抬腿帮忙，把妈妈送回家。老舅每次来看妈妈，总会带一点新鲜水果，凑到妈妈跟前逗她：“姐，你看这苹果甜不甜？”妈妈虽然记不清很多事，却总会对着他笑。后来我辞去工作，一个人昼夜照顾生病的妈妈。三舅怕我烦闷、缺少运动，每天吃完晚饭都会准时来按门铃，叫我下楼陪我散步，还陪着我聊家常解闷。

妈妈走了三年多了，可三舅和老舅对我的疼爱，对妈妈曾经那份毫无保留的亲情付出，却从未随着岁月流逝而变淡。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风雨中的守护，早已化作心底最暖的爱。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娘亲舅大”的深意，也让我读懂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三舅的憨厚朴实、老舅的热情聪慧，那些岁月里的温暖细节，如同松花江水般绵长不息，滋养着我的岁月，照亮我前行的路。他们是我生命中最挚爱的亲人，这份深深的舅恩，早已融入血脉，会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