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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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无意间在公众号上读到了新疆哈密市女诗人席南凇的几首诗歌，仅仅过目几行，其深邃、成熟的诗句立马吸引了我，接着更逐字逐句地读，逐字逐句地品味。在这阅读碎片化、浮躁空乏、追名逐利的年代，因为几句诗，让我停顿下来，这几乎打破了一种认知常态。记得我的一篇评论《诗歌的救赎》和一首长诗《不做诗歌垃圾的制造者》就当今诗坛一再引用了罗振亚的话：“‘群星’闪烁的背后没有‘太阳’，多元并举的同义语是缺少规范，拳头诗人和经典诗作的匮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诗坛怎么繁荣。这个时期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像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低诗歌、下半身写作、中间代等诗歌群落，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是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为此，我的内心几乎不存在新人新星之跃升的渴望。今天，看来是错了。席南凇的文章条目不多，可首首罕见，特别是像她这样年轻，竟然有如此深厚的文字功底！作为一名做了几十年文学副刊、文学杂志的老编审，由于职业的原因，对文章的好坏几乎一眼辨识，看了席南凇这些诗文不觉如获至宝，甚是喜爱，在大呼其宝之余，爱其才华，絮叨几句：
在当代汉语诗坛的喧嚣中，席南凇的诗歌如同一道静默的闪电，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思想深度划破了表象的平静。这位1999年出生的年轻诗人，以其超越年龄的成熟洞察和近乎残酷的自我剖析，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与思辨的诗歌世界。她的诗句不追求表面化的抒情，而是潜入存在的深渊，在“我”与“他者”、“现实”与“记忆”、“完整”与“破碎”的多重辩证中，完成了一场关于创伤、记忆与自我救赎的精神考古。
一、创伤经验的诗学编码：身体、记忆与空间政治
席南凇诗歌最震撼人心的特质在于其对创伤经验的直陈与转化。“实际上，最先拆毁的是厕所门/其次是写字台，最后是我们的婚姻”（《我得到的，都已失去》），这种近乎冷酷的叙述方式剥离了传统抒情诗的情感装饰，将生活内部的暴力性解构过程赤裸呈现。诗人在处理创伤记忆时表现出惊人的精确性，如外科手术般层层剥离：“茱莉亚，当我拿起你使用过的梳子，再放回到原处/发丝缠绕在手指上，格外冰凉”。梳子作为日常物品被赋予仪式性意义，缠绕的发丝成为连接生死的情感导体，“冰凉”的触感完成了从物理感受到心理震撼的转换。
在《遗迹》中，诗人构建了一个多维的创伤地理学：“我穿梭在冬牧草的边缘地带”、“它停留在萧条的风声中，我便停留在萧条的风声中”。这里的“边缘地带”既是物理空间，也是心理状态和存在境遇的隐喻。“冬牧草”意象暗示着生命资源的匮乏与生存的艰难，而“萧条的风声”则外化了主体内部的荒芜感。席南凇擅长通过空间意象的转换展现创伤的内化过程，如《镜子》中“我始终坐在篱笆上抽烟”，篱笆作为边界性空间，形象地表现了诗人悬浮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临界状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席南凇的创伤书写具有鲜明的性别维度。在《我得到的，都已失去》中，流产的女性身体与破碎的晚霞形成意象叠加：“晚霞如血，一如你破碎的身体”。这种将自然景观与女性身体痛苦相联结的修辞策略，揭示了女性经验中生理与心理创伤的不可分割性。诗人通过茱莉亚这一形象，不仅哀悼了个体的逝去，更隐喻了整个女性群体被压抑的历史记忆。
二、分裂的主体与对话性自我：解构与重构的诗学实践
“无论运气好坏，我都遇见你了——在原野上来回走动的另一个我”（《遗迹》），这一开篇即宣告了席南凇诗歌的核心主题：自我的分裂与对话。诗人在文本中不断制造自我与他我的相遇，通过这种镜像关系展开深刻的自我剖析。在《时间，呈流淌之势》中，诗人写道：“我怎么还在写诗呢，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做/比如把火扑灭”，这种自我质疑暴露了创作主体内部的紧张关系，艺术表达与现实行动之间的伦理困境。
席南凇的自我分裂不是简单的修辞游戏，而是一种存在的必然。在《总有人选择住在树上》中，诗人宣称：“我只好住到树上去，携带着绳索和剪刀/以及盼望着太阳日日东升的诚恳的心”。这个栖居于树上的“我”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更高视角的寻求。“绳索和剪刀”象征着束缚与解脱的双重可能，而“太阳日日东升”的期盼则透露了在碎片化存在中对连续性的渴望。这种自我放逐的姿态令人想起古希腊哲人第欧根尼，但席南凇的栖树选择更具东方智慧——不是犬儒式的拒绝，而是禅意般的“自然而宁静”。
诗歌中的对话结构构成了席南凇自我重构的重要方式。在《我得到的，都已失去》中，对茱莉亚的反复呼语形成了一种哀悼仪式；《镜子》中与神秘“他”的交谈则呈现了自我认知的辩证过程：“交谈，在田野上说出樟树独特的思想，生长规律，和隐藏在根部的年岁”。这些对话既是与他者的交流，更是自我不同面向的碰撞与融合。诗人通过这种复调叙事，消解了传统抒情诗中的单一主体神话，构建了一个多元、流动的自我谱系。
三、时间诗学：灾难的即时性与记忆的绵延
“奔腾的，不仅仅是桑科草原上的马/还有内心丰盈的村民，身体里的山坡倾斜”（《时间，呈流淌之势》），席南凇对时间的处理展现出惊人的原创性。她的诗歌中存在着两种时间经验：一种是灾难的即时性，如火灾、死亡等突发事件的瞬间爆发；另一种是记忆的绵延，如母亲的故事、童年的片段等缓慢流动的时间质感。
在《镜子》中，诗人创造了时间的叠印效果：“着火了，我说，那座房子在我熟睡的时候着火了/把黑夜越推越远，直到将月亮吞噬”。睡眠时间与灾难时间在此交错，日常的安宁被暴力打断，形成强烈的时间断裂感。而在《时间，呈流淌之势》的“写给在火灾中失去的一切：生命，房屋，良知，真相”中，诗人不仅记录了灾难本身，更直面了灾难后的伦理危机：“我怎么还在写诗呢，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做/比如把火扑灭”。这种艺术表达与现实行动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后灾难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
与此相对的是诗人对循环时间的深刻感知。在《总有人选择住在树上》中，“一瓣一瓣地摧开/一瓣一瓣地沉寂到泥土中”描绘了生命盛衰的自然节律；而“盼望着太阳日日东升的诚恳的心”则表达了对时间循环的朴素信赖。这种对自然时间的体认，为诗人碎片化的现代经验提供了某种修复的可能。
席南凇对时间最富创见的处理在于其“考古学视角”——将不同时间层面并置，形成意义的共振。在《最后的吻》中，“这是春天，当我说出书店的秘密/和查令十字街的所有故事时，一场春雨就跟在我的身后”，个人记忆、文学典故与自然现象在此奇妙交融，创造出一个多层的时间场域。这种处理方式使她的诗歌既具即时性的冲击力，又拥有历史纵深的思想重量。
四、物的诗学：日常生活的神圣维度
在席南凇的诗歌中，日常物品被赋予惊人的表现力，成为连接内外世界的中介。“梳子”、“围裙”、“窗帘”、“绳索”、“剪刀”等普通物品反复出现，构成了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物体谱系。这些物品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承载记忆、情感甚至形而上思考的活性存在。
在《我得到的，都已失去》中，“梳子”成为哀悼的媒介；在《时间，呈流淌之势》中，“女人的围裙”被转化为反抗的象征：“把女人的围裙拽下来，给予星火，以及无穷无尽的红”；而在《一条船，从我身旁经过》中，“红色的船”成为自我投射的载体：“就像是把自己内部的核剥出来/放在船底与湖水的接触面”。席南凇通过这些物的“变形记”，揭示了日常生活背后的神话结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镜子”意象的创新运用。在《镜子》一诗中，镜子不是传统的自我认知工具，而是一个多维的反射系统：“他走来时，我还没有卸下全部的忧伤/交谈，在田野上说出香樟树独特的思想”。这里的镜子效应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实现相互映照。而当“他再次回头，漫山的草如海浪般越过他”时，自然景观成为另一面镜子，映照出存在的流动性。
席南凇的物观具有鲜明的现象学特征，她通过“悬置”日常物品的实用功能，揭示其存在论意义。在《时间，呈流淌之势》中，伞的意象被奇妙转化：“红色的伞倒挂在钉子上，于我的缄默里/一场雨来得猝不及防”。倒挂的伞不仅失去了挡雨功能，反而成为接纳雨水的容器，这一转化暗示了诗人对传统庇护概念的颠覆——真正的庇护可能正来自对暴露的坦然接受。
五、语言的困境与诗意的救赎：席南凇的诗学本体论
“我怎么还在写诗呢，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做”（《时间，呈流淌之势》），这句自我质疑暴露了席南凇对诗歌语言的根本反思。她的创作始终处于表达的必要性与表达的无力感之间的张力中，这种张力恰恰造就了她诗歌独特的语言质地——既精准如手术刀，又保持着意义的开放性。
在《遗迹》中，诗人写道：“名字、性别已被掩盖，就连背负的清晨也越加模糊”，这种对命名的质疑贯穿她的全部创作。席南凇不相信语言的透明性，她揭示的是符号与实在之间的永恒裂隙。正如《最后的吻》中所言：“削去每一颗果实上相似的部分/剩下的，就是悲苦”，诗歌语言的任务不是掩盖差异，而是呈现那些无法被同化的“悲苦”内核。
然而，席南凇并未陷入彻底的语言怀疑论。在《一条船，从我身旁经过》中，她写道：“看，在我的手臂上，有可食用的粮草/我丰稔时，周身皆是牛羊/我孱羸时，马匹退回到马厩里”。这种将自我身体转化为生存资源的神奇想象，展示了诗歌语言的救赎力量——通过隐喻性转换，匮乏可以变为丰盈，伤口可以开出花朵。
席南凇诗歌最动人的特质或许正在于这种双重性：一方面清醒认识到语言的局限，另一方面依然坚持“以侵略者的姿态”（《一条船，从我身旁经过》）进行创作。她在《时间，呈流淌之势》中的告白颇具代表性：“蝴蝶破碎的时候，诗歌在成全我”。诗歌不能修复现实的破碎，但能在另一个维度上完成存在的整合。
六、在断片处寻找完整
席南凇的诗歌世界是一个由断片构成的星座图，每个断片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共同勾勒出一个年轻灵魂的精神地形。她的创作既是对个人创伤的疗愈，也是对时代病症的诊断；既是自我分裂的记录，又是重构完整的尝试。在这个“色彩斑驳，行道迟迟”（《遗迹》）的世界里，诗人以惊人的勇气直面存在的残酷，又以同样惊人的温柔守护着那些易碎的美好。
在当代汉语诗歌日趋同质化的背景下，席南凇的声音如此独特而清晰。她不属于任何流派或团体，她的创作拒绝被简单归类，正如《总有人选择住在树上》中所言：“我只好住到树上去”。这种自觉的边缘姿态赋予了她观察与思考的独特视角，也使她的诗歌获得了罕见的深度与纯度。
作为一个1999年出生的诗人，席南凇的创作才刚刚开始，但已经显示出令人振奋的可能性。在她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汉语诗歌新的生长点——那种将个人经验与普遍关怀、语言实验与思想深度、传统滋养与现代意识完美结合的可能性。或许正如她在《时间，呈流淌之势》中所预言：“我们一同陨落的部分，终于有了形状”。在这个意义上，席南凇的诗歌不仅是对创伤的记录，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在词语的深处，在存在的裂隙处，始终有不灭的光。
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于新疆库尔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