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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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从二郎河集镇搬迁到刘坡村，是1974年的冬季，那年我十一岁，在读五年级。那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并不知道家搬下乡，生活会有哪些改变。
其实二郎河集镇和刘坡村也就一河之隔。二郎河是我们安徽同湖北省交界处的一个古镇，小桥流水、深街小巷，从上街、南街、新街、下街，到隔河的下埠街，你似乎走过的是一段悠远而深邃的过往。刘坡只是一个小山村，松风竹影、泉淙鸟鸣，虽然有周家花屋这样的庭院老宅，以及二郎庙、白旗营、红旗营这些历史的印记，但幼时的感觉，这里是一处原始而质朴的乡野。
二郎河集镇上有店面和阁楼的房子，面对的就是新街。奶奶最是不舍，这毕竟是她和爷爷白手起家创下的祖业。举家搬迁，傍山而居，恐怕也是父亲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父亲微薄的薪水，母亲辛勤的劳作和靠工分挣来的口粮，面对姐姐、弟弟、妹妹和我四个嗷嗷待哺的孩童，已经是无以为继。在那个只有微弱星光的早晨，我们一家摸黑上路，跨过木桥，踏过坎坷，奔的是天亮之后的温饱。父母当时想必并不知道，他们带领儿女们走向的，其实是更为阳光、更为宽敞的人生之路。
刘坡并不是我们吴家的祖居地。我的祖居地在往西北的大山里面，称作南冲岗家榜。祖父兄弟仨，老大老三走出大山落户刘坡。我的祖父闯荡一番江湖之后，就和我的奶奶在二郎河集镇栖居，以剃头卖酒为生。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状况，其实也是许多家庭的缩影。到刘坡去，也是因为有伯父、叔父两个至亲家庭在这里。
刘坡多山岗，山不高，多起伏，山林中藏着大大小小的水塘、水田、旱地，我记忆中这都是出粮食的地方。我们这个小村落有十来户人家，姓刘的、朱的、张的、金的，姓吴的和我们三家。这个村落和周家花屋的住户一起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给了我家宅基地、自留地。田地多了，五谷杂粮也多了，家里养了猪、鸡鸭鹅，我们放学回家还帮母亲挣点工分。父母教我们把乡邻爷爷奶奶、伯伯婶婶叫得亲热。责任田之后，家里有什么重活，除了伯父、叔父，其他乡邻也来帮忙。记得谁家置办酒席，也一定会请到我家来，母亲总让我去，我也一定占一个席位，爷爷叔伯们对我都是爱护有加。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乡风民俗、村言俚语，也觉得大家没有把我们家当外人。
到刘坡的第二年，我就升到二郎初中读书了。1978年，春招改为秋招，那一年我考取了本县宿松师范学校。这四年，学校读书之外的日子，都是在刘坡度过的。那段日子，物质贫瘠但精神感觉充实，总有被亲情包裹着的感觉。奶奶年过古稀，常年做饭喂猪，总也不愿意闲下来。她管理着家里的米缸，我每星期九斤米，总是奶奶从缸里一小瓢一小瓢地舀到米袋子里。奶奶用小杆秤称好了，交给我之后，总要用几根指头在米袋子里撮起几粒米，放回缸里。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奶奶祈福家里粮食丰足，米缸满满。她是最喜欢我这大孙子的，言语行为上也没见着偏心，但我们都还是这样认为。母亲起早摸黑，田里地里，辛勤劳作，吃苦受累，干的是男劳动力的活。我那时正在长身体，饭量大，无意中说起自己在校很少吃饱过。后来星期六中午回家，母亲总会留着满满的一铝锅饭给我，在一旁看我吃完。有次我无意间看见，母亲看我时眼里有泪花，温暖中我体会了母亲的儿女心，自己也仿佛一时间懂事了许多。那时向学校交上一斤米，还要交上五分钱，是柴火钱。凑不齐柴火钱时，母亲就会挑些米糠、红薯之类上街卖。即使是那么艰难的日子，母亲总是那样温和，从没有打骂过我们儿女。
父亲是吃国家粮的基层干部，也是个工作狂。他在乡村和在单位都有人缘，对我们儿女却十分严厉。回到家里，他只过问我们两件事情，一是读书，二是劳动。我家有一个不算小的院落，除了西南边用土砖砌了一方矮矮的墙，其他三方都是栽的刺槐树，代替了院墙。北边靠公家的稻场，东边小小一片水竹林，正门口是栽柑橘，院子中间是数十棵泡桐树。这些树木竹林都是父亲带着我们栽种的。他带头挥锄踩锹，挖宕填土，施肥浇水，在黄土岗上经营出一个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山村庭院。我们不仅从中体会了劳动的艰辛，也体会了劳动的快乐。父亲还用黄土拌沙石，在泡桐树林里筑起一个圆形的跑道，寒暑假，我们就在这上面晨跑。
我们就在这林子里读书，朝霞暮霭，春夏秋冬。听得见门前田垄上劳动的喧闹，看得到母亲疲惫地从田间归来。瓦屋顶上炊烟袅袅，竹子林里鸟语虫鸣。想来在那个年月，乡野田畴之间，父亲有意而为，为我们辟出这么个读书的地方，的确是书生意气。
刚到刘坡的那几年，还没有恢复高考。父亲督促我们读书的方向性并不强。印象中，他关注我们的课本和完成课堂作业的时候不多，老是要求我们背诵些唐诗宋词，看些文学杂志。他经常剪些报纸副刊的小说散文回来，读给我们听。家里有本破旧的《红楼梦》，一寸多厚，发黄了，是父亲的藏书。我背着父亲，偷偷地看；父亲发现后，没有责怪我，反而对我大谈红楼。他是熟读红楼的，记得里面的许多诗文，并且就书中人物和情节生发出诸多感慨。我当时是听不懂，但对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已经有自己的领悟了。我也能背记《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编》等里面的一些诗词了，特别记得像“山月不知心里事”、“竟折团荷遮晚照”、“留得残荷听雨声”等一堆奇特的句子。我知道，父亲是有自己的文学梦的，他的文学创作在那个年代算是小有成就了，已经在《文汇报》、《安徽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好多作品。他是真正懂文学的，而文革那个扭曲的年月没有了纯粹的文学艺术，也断了他的文学梦。我有一种猜想，从二郎河集镇上的那个小阁楼，到刘坡的这个泡桐树庭院，父亲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是把他青春年少时期的文学梦转移到了儿女们身上了。
我们姐妹兄弟都是向往读书的。姐姐很小就承担了好多家务，中途还休学了几年，到我考起了师范，她才复学。刘坡小学就在我家旁边，听得见上课的铃声。铃声响起，姐姐会把手中做的事情停顿一下，听一听袅袅余音。为了我们读书，姐是有好多的付出啊。弟弟是调皮的，贪玩的。我那时不知怎么养了一只能学舌的八哥，不知怎么我惹了弟弟，他就把八哥摔死了。我为此打了弟弟，这是我印象中唯一一次打弟弟，也后悔了好久好久。他会读书，也是偏文科，但后来读省重点程集中学只有理科重点班，他就改学理科了。妹妹那时还小，最为伶俐可爱，全家都宠着，对她读书方面，我就没有印象了。
父亲对我们读书是立了好多规矩，也用了好多心事。在家时，每天在规定时段读书做作业，只有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例外，但又要求我们去挖树宕，挑土填宕。后来伯父出来干涉了，说犯禁忌，开春头上不动土，我们才可以疯玩几天。我们读书做作业的时候，家里外面的人都不能干扰，一块玩耍的乡邻小伙伴都得离开，连奶奶和母亲都不会支使我们去干其他事情。父亲回家就查看我们的作文本和日记，认为好的作文，他会招呼我们在一起，他自己读，边读边评点。我在初中就有记日记的好习惯，经常是按照父亲的要求观察生活，记录些小场景、人物，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父亲会用红笔做些批改。实际上他是将我往文学创作的路上去引导的。后来恢复高考，父亲也在家指导我写作文，那就是些如何审题、如何立意等等八股的套路了，那是功利所迫，非他的本意。他甚至还辅导我的语法和修辞，自创出“定主定宾，状谓补谓”口诀，作为我补习语法的速成法。
我们的家就这样地融入了这个松风古韵、泥土芬芳的村落。放猪放牛，砍柴草，挖野菜，我们自认就是乡下的孩子。乡邻们也用称许的眼光看我们，觉得我们愿意劳动，喜欢念书，又知书达理，碰见长辈立即站立打招呼，小伙伴一起从不惹是生非。母亲告诉我们，生在一乡，打在一邦，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就要上前去帮。记得我家柑橘树后来挂果了，成熟了，母亲将橘子分成一袋袋的，让弟弟妹妹一家家地送。做完这件事，弟弟妹妹要兴奋好几天。
二郎集镇和刘坡都是养育我们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家乡。在刘坡，正是记事又想事的年龄，难以忘记的人情物事就要多些。那些善良朴实的父老乡亲，那些古韵绵长的民风民俗，都像山野的晨露和早春的细雨，浸润着我少时的心田。我不管身处何处，都有这山野的烙印。刘坡是我们读书和劳动的地方，也是我们学着为人习文的地方。也许，当年父亲传递给我们的文学梦，就是让我们把人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