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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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乡学中，私塾（私学、学堂）占有较大的份额，其后是社学和义学。在乡村，乡学占主导地位，因为国立或公办性质的教育机构到清末才渐渐兴起。乡学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大约孔子就是最早的塾师。我国许多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担任过塾师。
读朱洪教授的《朱书传》得知，桐城派代表人物朱书也任过塾师。那一年，朱书二十一岁，为了养家糊口，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只身来到县城北七十余里的严恭山，开馆教授。朱书的教馆破败不堪，教室兼作卧室，墙壁遭雨淋，以致有坍塌的危险。为此他在陋室里写下了《阽壁答言》。
清朝和民国时期，是宿松乡学的鼎盛期。不同时期的县志和教育志对此都有所记述，但史志上鲜见对乡学办学规模的准确表述，这与当时缺乏完整的统计有关，倒是对公学的量化表述相对较多。1930年安徽省教育厅编《地方教育概况》记载：“1928年全县有私塾337所，学童2592人。”《宿松县志》（1990年版）的记载是：“私塾是本县旧时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形式。民国三十七年（1948），木梓、凉亭、套口、韩文、柳溪、佐坝、毛坝、梅墩等乡，有私塾 133所，学生达1768人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7月，长岭一个区仍有私塾76所。”《宿松教育志》对私塾有这样的表述：“它在宿松存在 的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可谓宿松旧时代教育的一大特点。”私塾在宿松乡村消失的时间大约在1953年。
宿松私塾的设置大致分邀馆、门馆、专馆三种方式。邀馆是指延聘塾师来乡村设馆，门馆是指学生登门求学，官绅、富户聘请塾师到家坐馆即为专馆。根据塾师学识高低，学生课业深浅，私塾又有蒙馆和经馆之分，先读蒙学，继入经馆。经馆塾师一般学识丰富，蒙馆塾师相对次之。
蒙馆教材主要是《三字经》《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增广贤文》《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等。经馆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左传》《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古文辞类纂》《东莱博议》《纲鉴总论》《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粗读朱书的诗文，发现朱书除了博古通今，对家乡的本土历史文化也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朱书在宿松乡土文化的浸润中，描画自己的人生坐标，是一个方位感极强的人。那么，朱书那一代人是怎么接受乡学的本土文化教育的？
这就牵涉私塾的教法特点：一是从蒙学开始就把识字诵读和儒学灌输、伦理教化同步进行，二是注重本土历史文化传承。塾师的本土化和开发本土文化的教本使得地域性的文化传承具备了前提条件。清末民初宿松人贺人寿就编写了《宿松乡土文化》一书，1911年由安庆昌明书局印行出版，作为学堂的地方教材。《宿松乡土文化》一书五篇十七章，从“古代松兹”到“大清开国及立宪时期”，介绍了宿松四千年历史，作“桑梓蒙稚之用”。
塾师是一个特别的乡村文化群体。宿松教育志书中对许介云、余养之、吴提玉、石锡康、王海门、黎月樵、商雪阳、熊畴九等著名塾师存有简介。他们的共同点为都是宿松本地人， 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像塾师余养之，二十岁考中秀才，废除科举后致力于设经馆教书。他学识渊博，新旧兼优，由单一教学生“四书”“五经”，到逐渐教学生写白话文，学点语法，增开“演算课”，并从《易经》八卦周天演算方法中，研究出代数、积分等。先生培养的学生遍及宿松东、南、北乡。著名的学生较多，有留德钢铁博士冯翌，有为革命献身的石善之。
地方的教育史志中曾沿用“冬烘先生”和“聊赠一枝”来形容部分塾师。“冬烘先生”指昏庸浅陋的旧时文人，“聊赠一枝”大约是借用唐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句子，来形容塾师的贫穷落魄。虽然是调侃，但也含有贬损的意味。其实，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立足乡土的塾师们用微光烛火点燃的，是同样生活在底层人的人生的光亮。对他们曾经肩负过的“燃灯”使命，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敬意。
乡学对传播祖国的传统文化及推广识字运动，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旧时的宿松地处省境“边陲”，山穷水恶，交通不便，风气闭塞，文化落后，这为乡学的兴起提供了土壤。但乡学又当然地成为新文化和科学推广的阻力。这在宿松表现得尤为明显。
私学和公学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个崭新的 时代到来，宿松旧时的私学对“春江水暖”的感知犹显迟钝，这也让后世付出代价。
宿松乡学在民国时期，曾经风头盖世，把公立教育机构逼到了死角。据载，到民国后期，宿松公办学校极不景气，而私塾愈办愈炽。甚至在1950年7月，仅长岭一区仍有私塾76所。
志书记载，清末的维新中学堂和民初的私立北山中学，分别只办了三年和二十年，均停办，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学生流入私塾，学额不足有很大关系。这种多数人经历私塾，学文不学理，学而优则仕的状况，在当时形成了负面影响。民国元年（1912）至十年（1921），宿松的大学毕业生154人，其中学法政、巡警专业的 132人，约占总 数的86%。学理工专业的2人，约占总数1.3%。这与现在的学校没有开齐、开足课程，必然造成高考的文理科“跛腿”是一样的性质。
宿松民初私塾之兴盛和公学之衰落，有其特殊性。私塾之兴与后来宿松的理工科大学生乏人之间构成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但是史志上将公办的衰微完全归结于乡学，则经不起推敲，它们之间只是一种不充分的因果关系。公学的衰微同地区闭塞、思想守旧，同政府财力和精力不足，特别是军阀混战、时乱民困等不无关联。也可以进行一 种反方向的表述，即公学不力为私学兴起提供了一定的契机。例如，1988年的《宿松文史（2）》曾载文这样介绍抗战时期宿松的私塾：“县内各宗族纷纷以族田祭产作为教育基金，恢复或创办小学百余所。”“1938年春，贺京、贺登知再次牵头，将族田三千石作为基金恢复崇文小学，并在养英山庄设分校一所。”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纷 纷投身乡土教育，兴教办学，捐资助学，充分展示了国难时期民间办学的积极力量。
刊于2023年《振风》杂志增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