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刘坡

我家从二郎河集镇搬迁到刘坡,是在1974 年的冬季,那年我十一岁,读五年级。那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并不知道家搬到乡下,生活会有哪些改变。

其实二郎河集镇和刘坡也就一河之隔。二郎河是一个古镇,小桥流水、深街小巷,从上街、南街、新街、下街,到隔河的下埠街,你走过的似乎是一段悠远而深邃的过往。刘坡只是一个小山村,松风竹影、泉淙鸟鸣,虽然有周家花屋这样的庭院老宅,以及二郎庙、白旗营、红旗营这些历史的印记,但在我幼时的感觉里,这里只是一处原始而质朴的乡野。

二郎河集镇上有店面和阁楼的房子,面对的就是新街。奶奶最是不舍,这毕竟是她和爷爷白手起家创下的祖业。举家搬迁,傍山而居,恐怕也是父亲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父亲微薄的薪水,母亲辛勤的劳作和靠工分挣来的口粮,面对嗷嗷待哺的孩童(姐姐、弟弟、妹妹和我) 四个, 已经是无以为继。在那个只有微弱星光的早晨,我们一家摸黑上路,跨过木桥,踏过坎坷,奔的是天亮之后的温饱。父母当时想必并未料到,他们带领儿女们走向的,其实是更为阳光、更为宽敞的人生之路。

刘坡并不是我们吴家的祖居地。我的祖居地在往西北的大山里面,称作南冲岗家榜。祖父兄弟仨,老大老三走出大山落户刘坡。我的祖父闯荡一番江湖之后,就和我的奶奶在二郎河集镇栖居, 以剃头卖酒为生。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状况,其实也是许多家庭的缩影。到刘坡去,也是因为有堂父、堂父两个至亲在这里。

刘坡多山岗, 山不高, 多起伏, 山林中藏着大大小小的水塘、水田、旱地,我记忆中这都是出粮食的地方。我们这个小村落有十来户人家,姓刘的、姓朱的、姓张的、姓金的、姓吴的和我们三家。这个村落和周家花屋的住户一起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给了我家宅基地、自留地。田地多了,五谷杂粮也多了,家里养了猪、鸡、鸭、鹅,我们放学回家还帮母亲挣点工分。父母教我们把乡邻爷爷奶奶、伯伯婶婶叫得亲热。划分责任田之后,家里有什么重活,除了伯父、叔父,其他乡邻也来帮忙。谁家置办酒席,也一定会请到家们的人去,母亲总让我去,我也一定占一个席位,爷爷叔伯们对我都是爱护有加。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乡风民俗、村言俚语,也觉得大家没有把我们一家人当外人。

到刘坡的第二年,我就升到二郎初中读书了。1978 年,春招改为秋招,那一年我考取了宿松师范学校。这四年,学校读书之外的日子,都是在刘坡度过的。那段日子,物质贫乏但精神充实,总有被亲情包裹着的感觉。奶奶年过古稀,常年做饭喂猪,总也不愿意闲下来。她管理着家里的米缸,我每星期九斤米,总是奶奶从缸里一小瓢一小瓢地舀到米袋子里。奶奶用小杆秤称好,交给我之后,总要用几根指头在米袋子里撮起几粒米,放回缸里。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奶奶祈福家里粮食丰足,米缸满满。她是最喜欢我这大孙子的,虽然言语行为上也没见着偏心,但我们都这样认为。母亲起早摸黑, 田里地里, 辛勤劳作,吃苦受累,干的是男劳动力的活。我那时正在长身体,饭量大,无意中说起自己在校很少吃饱过。后来星期六中午回家,母亲总会留给我满满的一铝锅饭,在一旁看我吃完。有次我无意间看见母亲看我时眼里有泪花,温暖中我体会到了母亲的儿女心, 自己也仿佛一时间懂事了许多。那时向学校交一斤米,还要交上五分钱,是柴火钱。凑不齐柴火钱时,母亲就会挑些米糠、红薯之类上街卖。即使是那么艰难的日子,母亲总是那样温和,从没有打骂过我们。

父亲是吃国家粮的基层干部,也是个工作狂。他在乡村和在单位都有人缘,对我们却十分严厉。回到家里,他只过问我们两件事情,一是读书,二是劳动。我家有一个不算小的院落,除了西南边用土砖砌了一方矮矮的墙,其他三方都是栽的刺槐树,代替了院墙。北边靠公家的稻场,东边是小小的一片水竹林,正门口栽的柑橘, 院子中间是数十棵泡桐树。这些树木竹的都是父亲带着我们栽种的。他带头挥锄踩锹,挖幽填土,施肥浇水,在黄土岗上经营出一个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山村庭院。我们不仅从中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也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父亲还用黄土拌沙石,在泡桐树林里筑起一个圆形的跑道,寒暑假,我们就在这上面晨跑。

我们也就在这林子里读书,赏朝霞暮霭,赏春夏秋冬。听得见门前田垄上劳动的喧闹,看得到母亲疲惫地从田间归来。瓦屋顶上炊烟袅袅,水竹林里鸟语虫鸣。想来在那个年月,于乡野田畴之间,父亲有意而为,为我们辟出这么个读书的地方, 的确是书生意气。

刚到刘坡的那几年,还没有恢复高考。父亲督促我们读书的方向性并不强。印象中,他关注我们的课本和完成课堂作业情况的时候并不多,老是要求我们背诵些唐诗宋词,看些文学杂志。他经常剪些报纸副刊上的小说散文回来,读给我们听。家里有本破旧的《红楼梦》,一寸多厚,发黄了,是父亲的藏书。我背着父亲,偷偷地看;父亲发现后,没有责怪我,反而对我大谈红楼。他是熟读红楼的,记得里面的许多诗文,并且就书中人物和情节生发出诸多感慨。我当时听不懂,但对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已经有自己的领悟了。我也能背记《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编》等里面的一些诗词了,特别记得像“山月不知心里事”“竟折团荷遮晚照”“留得残荷听雨声”等一堆奇特的句子。我知道,父亲是有自己的文学梦的,他的文学创作在那个年代算是小有成就了, 曾在《文汇报》《安徽文学》 等报刊上发表了好多作品。他是真正懂文学的,而文革那个扭曲的年月没有了纯粹的文学艺术,也断了他的文学梦。我有一种猜想,从二郎河集镇上的那个小阁楼,到刘坡的这个泡桐树庭院,父亲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是把他青春年少时期的文学梦转移到儿女们身上了。

我们姐妹兄弟都是向往读书的。姐姐很小就承担了好多家务, 中途还休学了几年, 到我考起了师范,她才复学。刘坡小学就在我家旁边,听得见上课的铃声。每当铃声响起,姐姐会把手中做的事情停顿一下,听一听袅袅余音。为了我们读书,姐姐付出了很多啊。弟弟是调皮的、贪玩的,我那时养了一只能学舌的八哥,不知怎么我惹了弟弟,他就把八哥摔死了。我为此打了弟弟,这是我印象中唯一一次打弟弟,也后悔了好久好久。他会读书,也是偏文科,但后来读省重点程集中学只有理科重点班,他就改学理科了。妹妹那时还小,最为伶俐可爱,全家都宠着,对她读书方面,我就没有印象了。

父亲对我们读书是立了好多规矩,也用了好多心思。在家时,每天在规定时段读书做作业,只有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例外,但又要求我们去挖树幽,挑土填幽。后来伯父出来干涉,说犯禁忌,开春头上不动土,我们才得以疯玩几天。我们读书做作业的时候,家里外面的人都不能干扰,一块儿玩耍的乡邻小伙伴都得离开,连奶奶和母亲都不会支使我们去干其他事情。父亲回家就查看我们的作文本和日记,认为好的作文,他会招呼我们在一起,他自己读,边读边评点。我在初中就有记日记的好习惯,经常是按照父亲的要求观察生活,记录些小场景、人物、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父亲会用红笔做些批改。实际上他是将我往文学创作的路上去引导的。后来恢复高考,父亲也在家指导我写作文,那就是些如何审题、如何立意等等八股的套路了,那是功利所迫,非他的本意。他甚至还辅导我的语法和修辞, 自创出 “定主定宾,状谓补谓”口诀,作为我补习语法的速成法。

我们的家就这样地融入了这个充满松风古韵、泥土芬芳的村落。放猪放牛,砍柴草,挖野菜,我们自认就是乡下的孩子。乡邻们也用称许的眼光看我们,觉得我们愿意劳动,喜欢念书,又知书达理,碰见长辈立即站立打招呼, 同小伙伴一起从不惹是生非。母亲告诉我们,生在一乡,打在一邦,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就要上前去帮。记得我家柑橘树后来挂果了,成熟了,母亲将橘子分成一袋袋的,让弟弟妹妹一家家地送。做完这件事,弟弟妹妹要兴奋好几天。

二郎集镇和刘坡都是养育我们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家乡。在刘坡,正是记事又想事的年龄,难以忘记的人情物事就要多些。那些善良朴实的父老乡亲,那些古韵绵长的民风民俗,都像山野的晨露和早春的细雨,浸润着我少时的心田。我不管身处何处,都有这山野的烙印。刘坡是我们读书和劳动的地方,也是我们学着为人习文的地方。也许, 当年父亲传递给我们文学梦,就是为了让我们把人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