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拥抱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下雨天。那是在2000年初，我在厨房里忙着炒菜，忽然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他撑了一把伞，和我哥一起走了进来，个子不高，穿一件浅灰色羊毛西装马甲，头发打理得干净利落，温文尔雅。一看就不像是我们这个小县城的人。

他在台阶上跺了跺雨水。抬头望见了我，笑了笑：“你就是妹妹吧？你哥总提起你。”

他说的是闽南话，口音却有些怪异，带着几分生疏，还顺带点异国腔调。

他是我哥的好友，叫胡建国。在德国开一家酒店，这次回来是想了解下市场，看看能不能做点外贸生意。

他大学毕业后，趁着出国的热潮，跟着老乡去了西班牙，几经辗转，最后在德国定居安家。他会说好几国语言。

他递茶杯时双手托着托碟，杯柄恰好朝着我右手边。碰杯时杯沿永远比我哥低半寸。这些礼仪于他而言像呼吸一样自然。

那年，是我婚后的第八年。那八年里，灶台、孩子和菜市场是我生活的全部。他说起国外的事，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有许多都听不大明白。

他从外套内侧口袋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是个不锈钢开瓶器，小小的，比手指长不了多少，一面印着一串德文字母。他把它推到我面前，指尖轻点着桌面：“就这个，在中国一块钱左右，在德国能卖一马克。”我拿起来掂了掂，有点重，边角带着点毛刺。

他说：“我在义乌停留的时间有限，德国的酒店离不开人。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帮我在义乌找一找货源，多跑几个商家，然后把品质和价格做一个比较。”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那开瓶器放在枕头边上，拿起了又放下。身旁的丈夫翻了个身，轻轻问我怎么了，我叹了口气。他沉默了片刻说：“你是不是想出去试试？如果真的想，就去吧。”

第二天我跟哥说想跟他去市场学学。他看了我一眼：“老胡是吧？跟他走，错不了。”

我跟着胡建国在市场走了一个星期。他走路快，我要小跑才跟得上。每个摊位他看一眼就决定停不停，时间太紧了。走的时候记了满满一本笔记，留给我一叠名片和那个开瓶器，交代我接着找。

我去火车站送他，他提着那只深灰色硬壳行李箱，安静地排在检票的队伍里。他快要进站了，忽然转过身，快步走回到我面前，张开双臂轻轻抱了我一下。他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他在我后背轻轻地拍了两下。退后半步，看着我说：“期待下一次，能在德国与你相见。”

我心底诧异，怎么可能？德国那么远，我连飞机都还没有坐过呢。他说完看着我笑了，眼里带着你一定会来的笃定。仿佛德国就在下一站，好像只要我想去就真的能去。

他转身迈步，敞开衣襟的西装外套下摆顺势扬起。而后他走进检票口，渐渐消失在人海里。

后来，我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我把新找的信息说给他听，他在那头轻声应着，有时候插一句。他声音有时候听起来精神饱满，有杯盘碰撞的声音。有时候很疲惫，像在安静的空屋子里。

我说我在市场租了半个摊位，开始自己做生意了。电话那头，传来他由衷的笑：“我就说你可以的。”

那两年，我习惯了每隔几天就拨一次他的电话，可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接得越来越不规律，有时忙音，有时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数年后我接到了第一单德国生意，我打电话报喜，响了很久他才接，我说找到了开瓶器的源头工厂，想把新样寄给他。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听见他的呼吸，听见他咽了一下唾沫。“恭喜你。”他说，“你寄过来吧，酒店这边刚裁了几个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年他的景况。连锁品牌挤占了客源，他抵押贷款翻新了酒店，但撑了两年还是卖了。他去别人酒店做经理，又换，再换，当初的从容自信在声音里一点点消退。

那些年，我的生意稳步向好。市场里的外商从最初寥寥，到后来随处可见各种肤色和语言。搬到国际商贸城后，外贸生意也就成常态了。坐在店里，有时看到紧跟在老外后面的翻译，会自然地想起跟在胡建国后面小跑的日子，他步子小却是那么急。他给我的名片一直没有扔，钉在了一本笔记本上，偶尔翻开看看，是我记录的那个时候各个店家报的价格和装箱数量。

再度见到他，已是十余年后。我哥告诉我，他回来了，住在老火车站那边一家小旅馆。旅馆在三楼，楼梯窄得只能一人通行。上楼的时候自然地想起他当年穿着西装来我家做客的模样。

在三楼走廊尽头，我找到他的房间。他正坐在床上整理行李箱，椅背上搭着件半旧的夹克。见我到来，他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跟十几年前一模一样，但身形却消瘦憔悴了很多，脸上的皮肤松弛下垂，颧骨凸出，脸颊深深地凹进去了。“你来了。”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从何问起。

我请他吃饭。席间他说想把外贸再做起来。

“以前那个酒店把我困住了，现在只剩时间了。”他说。

“想做什么？”

“厨具。”

第二天我带他去市场。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建筑群，他站了很久。他走得很慢，几乎每个摊都要停下来看。

他看中了几款厨房刀具，签下一笔小单，说带回去给老客户看看。货发走的那天他来看着装柜，跟我说等这批货到了请你吃大餐。我说好。

货到德国不久，他打来电话，声音低沉。客户看了样品说质量可以，但刀柄材质不合新标准。定金亏了，运费也赔了，货全退了。

那天晚上我请他喝酒。也是一个雨天，雨打在落地窗上，啪嗒啪嗒响。他喝了很多，啤酒瓶一个一个倒在他面前。喝到后来话多了，声音却越来越低，像是喃喃自语。他说:“我在德国当老板的时候，从没觉得世界会变。”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拿起酒瓶，手指摩挲着瓶口的螺纹，一圈一圈地转。

他忽然说：“中国这些年——太快了。”

他没再说下去。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

“当年出去的时候，觉得外面什么都好。现在想回来-----回不来了。”

酒意上来，他才缓缓说起私事。他妻子是德国人，破产后就分开了，如今就他孤身一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找不到一句妥帖的话来安慰他。

送他那天，机场托运的队伍很长，他提着那只深灰色硬壳行李箱，边角多了几道划痕。过安检时，他回头朝我招了一下手。我站在黄线外，也抬手回应。

那之后，偶尔在节日收到他简短的消息。隔了数年，我去德国参展。展会结束后，有两日空档。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信号不稳，声音断断续续的，但我听出来他的声音变了，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绷。

他说他在一个小城市附近的农场，离慕尼黑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我说：“我去看你。”

火车窗外，城市变成田野，越来越开阔。成片成片的玉米地绿意盎然。火车停在一个只有两个月台的小站，我下车时，看见他已经站在月台上等我。

他穿一件灰色工装夹克，皮肤黝黑，皱纹深了，但很有精神。他开一辆老旧的皮卡来接我，路上笑着和我闲聊，说自己在农场帮工，老板是位和善的德国老头，他负责管土豆地。

“种土豆，你懂吗？”他一手握方向盘，另一手和我比划着说：“很简单，翻地、下种、等着长，中间急也没用，急它也不长快一点。”

农场就在他小屋后方。屋旁立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在成片青绿的土豆田里轻轻拂动，鲜亮得格外醒目。

他住的那间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他在厨房煮咖啡，我坐在小餐桌旁边打量四周，架子上有几本书，有中文，有德文，一本《道德经》翻得很旧。窗台上摆着一盆铜钱草，长势不是很好，但每片绿叶都固执地朝向窗外。

他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放下时杯柄依然朝我的右手。那双手粗糙了，但动作没变。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搁在桌上。是那只不锈钢开瓶器。当年我把它和其他的样品一起寄给了他，印着德文字母那一面花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他说，后来收拾抽屉时翻出来的，就一直带在身边用着。

他拿起开瓶器，撬开了两瓶啤酒，递我一瓶，笑着说：“它当年可是给你立了大功的。”我说：“你那时候有酒店要管。”他顿了一下：“我要是当年没那个酒店，也许现在来参展的是我。”我笑了：“那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喝啤酒了。”

他看了看窗外那片土豆地。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太阳往下落，把整片地照成金黄色。一垄垄的土豆叶子在风里摇曳翻滚着，一边绿一边银白。

他静静凝望片刻。然后低下头，把面前那碟花生米往我这边推了推。刚好在我伸手够得着的位置。然后移开目光，拿起酒喝了一口。放下的时候他说：“你今天能来，我挺高兴的。”

就这么一句。轻轻的，淡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看着他的侧脸，夕阳把他脸上的沟壑照得又深又暖。窗外的土豆地正在暗下去，最后一抹金色正在缓缓地退到天边。

天快黑的时候我准备走了。他送我到火车站，在车里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闷闷的。

“我送你进去。”

月台上没什么人，风比他农场里凉一些。我们并排着，谁都没说话。他看了看手表，忽然往前半步，抱了我一下。这个拥抱，比二十年前更轻，更短，还是在我背后拍了两下。身上是淡淡的泥土气息。他退后半步，什么也没有说。

火车进站了，我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隔着玻璃朝他摆手。他站在月台上，一只手插在工装裤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在抽烟，灰白的头发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火车慢慢动了，我看着他站在原地没有走，直到月台尽头，那个灰色的影子变成了一个小点，直至完全被夜色吞没。

我往后靠在座椅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只离开前他送给我的开瓶器。毛刺没有了，很光滑，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攥着它，直到掌心温度把它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