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无尽的念

母亲，无尽的念

·张文杰

我向来以为自己的文字功底尚可，写一篇悼念母亲的文章并非难事。然而母亲去世已三年，却迟迟未能提笔。我深知，这并非才力不济，而是怯懦使然——我怕一旦开笔，便会坠入那无尽的痛苦深渊。

今年清明节假期，当我跪在父母的坟前，黄土与纸灰的气息交织，喜鹊鸣叫着飞起飞落，我恍然醒悟，或许将这份思念诉诸笔端，反而会获得心灵的解脱。

母亲的一生，是苦难远远大于幸福的一生。母亲的一生，是苦难远远大于幸福的一生。我姥爷是在山西偏关娶妻成家的，并有了一双儿子，因生活极度困难，被迫走西口，迁徙到大后山一个叫白石头沟的地方，村子前后被大山夹着，形状像一个蚕豆荚，偏僻而落后。在此落脚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改观。

母亲在土打窑里出生长大，刚过二十岁便嫁到了离娘家十几里的另一个山村，没上过一天学。但她不知哪里来的先知先觉，对孩子们的教育却非常重视。哪怕是家里穷到土炕无席、等米下锅，也要支持孩子们识文断字。大哥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被当地的化肥厂招去当了工人。可二哥刚读到初二就想辍学，有一天擅自不去学校了，一向慈祥的母亲顿时勃然大怒，举起沾满黝黑煤灰的火铲，铲头一下、两下、三下……重重砍向二哥，母亲打在儿身，疼在心里，甚至说话都带着哭腔和颤音。可二哥主意拿定人难劝，从此再没有进过校门。我长大了，慢慢才理解，二哥是为了缓解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窘迫才辍学的。他身材魁梧，踏实肯干，很快成了生产队备受欢迎的壮劳力。后来他总说“不后悔”，但我知道，母亲心里记了大半辈子。

二哥辍学后，母亲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在离家四五里的学校走读。冬季只上多半天学，中午不回家，每天自带干粮吃。那时候家里没多少吃的，主食只有莜面，她每天变着法儿去做，今天饸饹，明天窝窝，后天则是煮鱼子，有时加土豆和少许菜籽油做成炒块垒。她还独创了一种美食，并起名为椽头子饼。制作方法是把莜面搓成圆柱，切成片状，在锅里干焙而成，口感特别好。每当说起，我就美其名曰“莜面饼干”。每次回想起那味道，舌尖还能泛起莜面的焦香。

我终于没辜负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在村里第一个考进了大中专院校，摘去了“毡帽”（指摆脱农民身份），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从而圆了母亲孜孜以求的梦想。

常言道“多子多福”，而我们出生后母亲却贫病交加，像浸泡在苦水里。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父亲尽管身强体壮、精明能干，但一个七口之家的负担委实不轻，有时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母亲积劳成疾，得了一种被行外人称之为“鼓症”的顽疾，腹部胀痛得难以忍受。那几年，父亲赶着马车拉着母亲行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已经成为乡亲们熟悉又心疼的一道风景。家里常年弥漫着熬中药特有的怪味，混杂着父亲一筹莫展时一袋接一袋抽旱烟的呛人气味。每当端起药碗，妈妈美丽的面庞立刻就向内皱缩，显现出非常痛苦和无奈的表情。遵医嘱，漫长的治疗期间，母亲的每顿饭都不能放盐。长年累月的医疗支出，使我们原本就拮据的家更是一贫如洗。甚至连被子都得伙着盖，每天晚上，我不是跟父亲同睡，就是跟二哥扯一张被子。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几年后，母亲的顽强和父亲的坚持终于战胜了病魔。

刚过了十来年舒心的日子，父亲因病撒手人寰，母亲的幸福指数大打折扣。她虽然隐忍不言，但我能想象得到，与自己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老伴儿阴阳两隔，那痛是剜心刺骨的。

母亲跟亲戚和邻居讨要来各种图案的鞋垫样子，经常给我们兄妹们缝绣鞋垫。她是想在有生之年为儿女们力所能及地做点儿事，释放更多的慈爱。那一双双鞋垫针脚密实、色彩华丽，图案有出水的莲花，有含苞的月季，还有锦鲤打挺、鸳鸯戏水、龙凤呈祥，等等。我们兄妹五个，每人都有两三双。垫在脚下虽然硬邦邦的，心里却暖烘烘的，感到温馨和甜美。母亲还绣了一双菊花图案的鞋垫，始终放在针线筐里。我想这双特殊的鞋垫，每一针每一线都寄托了她对父亲无尽的哀思。

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间，母亲因生活不能自理，居无定所，在我们兄妹五个家中寄居。何时住谁家，基本没什么规律，全由母亲拍板定音。

妻子退休后，母亲先后几次在我们家共住了一年多时间。妻子温婉贤淑细腻，对待婆婆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体贴孝顺，经常受到母亲夸赞。最后一次在我们家住时，母亲深情地对我妻子说：“媳妇们对我这么好，来世让我转生成老母鸡，下好多蛋，报答你们的恩情！”每当想起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我的内心五味杂陈，痛得撕心裂肺。她为儿女们呕心沥血几十年，付出了那么多，理当儿女们回报她，可她却说出这样出乎意料的话。她是那么善良、本分、知足，我多希望她像别的老人家那样作作妖啊。

母亲的后半生同样一直在跟病魔作顽强抗争。因膝关节增生肿痛，六十多岁拄上了单拐，到七十多岁几乎就不能行走了，同时腰也开始疼痛。而最致命的基础病——冠心病也是年届七十患上的，至她八十三岁去世的十几年间，母亲每天服用三四种西药和中成药，其中速效救心丸从不离身。药一买就是一大包，甚至我的医保账户余额全部给母亲买药都不够。年事渐高后，每年都得进行两三次住院治疗，因老年人血管没有弹性，输液时通常扎两三针才能找到，手背上带来的淤青往往出院后好几天才能慢慢散去。每天拔了针头，我摸着母亲因输液而冰凉的手，常常暗自垂泪。

是新冠肺炎让母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为减少传染风险，疫情期间，我们把母亲送回到三面环山的老家，居住在二妹家里。腊月的一天，妹妹微信里说，母亲感冒了，输了几天液好转了。我心里很不踏实，就开车去想看个究竟。母亲一直在炕上和衣躺着，坐起时需要人扶着、靠着。匆匆吃过午饭后，我和妹夫载着母亲住进了县医院。

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医院床位特别紧张。母亲被安排挤在一间有十个床位的病房。入院不几天，一位刚满七十岁的男病号便病逝。紧接着母亲也病危，女护士用指甲使劲掐昏睡着的母亲的额头，留下深深的印痕，而她却没有任何反应。她说：“糟糕！深昏迷。”从此母亲再也没有醒来。但医护人员和我们兄妹并没有放弃对她的治疗，除常规治疗外，每天输一瓶人血清白蛋白，同时用上了呼吸机。

看到在呼吸机的助力下，母亲胸部夸张地起起伏伏，双眼却一直紧闭着。我们都束手无策，能做的只有用热毛巾不时擦拭母亲的颈部、胸部和腋下，为持续高热的她进行物理降温。母亲弥留之际的几天，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被深深的悲痛煎熬着。

当主治大夫宣布病人已从病危转为脑死亡之后，我们带着母亲回到了她生活了半辈子的小山村。那里藏着她的盼头与挣扎，藏着她苦涩的泪水与甜蜜的笑容，藏着如山巍峨、似地广博的母爱。

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