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岁月

在2000年前后的花花市果果区，无论是繁华喧嚣的城区，还是宁静悠远的乡村，教师编制总是紧张得如同紧绷的弦，尤其在那些偏远的农村学校，师资匮乏更是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03至2004学年度，果果区教委以一份正式文件的形式，给各学校定下了一条铁律：超编学校的教师若想职称晋升，必须先赴偏远乡村支教一年，否则将彻底无缘参评，实行一票否决。

03年8月末，在皮皮镇瓣瓣小学的政治学习会上，我得知了区教委的文件精神。学校需要派出8名教师前往缺编严重的乡村学校支教，其中流水小学2人，杏花小学2人，长江小学4人。听到这个消息，我、C老师以及另外两位同事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前往长江小学，而S老师、Z老师则选择了杏花小学，R老师和G老师则去了流水小学。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大局已定时，R老师和G老师却在一个中午私自前往流水小学“实地考察”。回来后，他们向教导主任M老师反映该校环境不佳，并在随后的教职工大会上要求更改支教地点，还拉M老师作证说他们原本申请的是长江小学。我和C老师得知后，心里有些不悦，觉得他们的做法有些不太地道。最终，我和C老师决定改去流水小学。

一天晚上，在瓣瓣小学的操场上乘凉时，我无意间提到了即将前往的支教学校路途遥远且环境艰苦。这时，已是小学高级职称的X老师插话道：“你们出去支教，不就是为了评小高职称吗？”我闻言反驳道：“你这么说可不对，支教是为了支持学校工作，支持山区教育，并不只是为了评职称。”一番争论后，我们争得面红耳赤。X老师虽然工作认真负责，但性格倔强，不愿服输。

9月1日下午，在W校长的带领下，我们这群支教老师踏上了征程。由于我晕车，有幸坐在了长安车的副驾驶位置，而W校长和其他7位老师则挤在后排。行至距流水小学约近30公里处时，因公路整修，我和C老师换乘了流水小学派来的中巴车。W校长则与专程前来迎接的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亲切交谈：“这两位支教老师都很优秀啊……”“哪里哪里！我们是来学习的。”我连忙回应。简短交流后，我们与迎接人员告别，长安车则继续驶向杏花小学和长江小学。

约30分钟后，我们抵达了流水小学。眼前的景象确实令人失望：学校外观陈旧，铁制大门锈迹斑斑；操场狭长，旗杆已褪色；校园角落里散落着几片纸屑。学校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仿佛一口大铁锅的锅底。正值盛夏，这里密不透风，让人几乎窒息。

我被安排担任六（2）班的语文教学及学校教研组长工作。通过了解得知，该班原语文老师因自愿申请到村小支教而离职；上学期末的语文考试成绩更是惨不忍睹：分以上的学生一个都没有，至89分的仅有五人，大部分学生都在60至分之间，还有几个不及格。我深吸一口气，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也明白了前任老师为何会选择支教离开。

当晚，我和C老师挤在其他男老师的宿舍里。由于学校宿舍紧张，第二天晚上我们只好在附近的出租房安顿下来。初来乍到，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和不适应。尤其是生活上的不习惯让我倍感困扰：这里的饭菜吃不惯，质量也不太好。因此，我们时常去学校旁边的乡镇府食堂或街上的餐馆改善伙食。

我被任命为语文教研组长时，一再推辞，毕竟原来的教研组长工作干得很好。但教导主任坚持让我暂时代理，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为了制定学期语文教研计划，由于没有电脑无法上网借鉴，我只好委托去长江小学支教的R老师用摩的将计划带到我们上次换车的地方。他专程跑了几十公里路将计划送给我，让我深受感动。

有一次，教导主任带领我们几位老师到泥鳅村小进行教研活动。我们穿过小溪、翻过山岭才到达目的地。大家忘却了一路的颠簸与疲惫，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教研活动中。活动结束后，得知上教研课的某女老师长期独自住校，我深感村小老师的不易：白天全身心投入教学，晚上还要耐住寂寞，甚至战胜一人独守学校的恐惧。午饭时间到了，老师们热情相邀，不善饮酒的我出于礼貌还是一一喝了酒，几轮下来已满脸通红、心里倍儿爽。

月的一个星期二，W校长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C老师周五晚上回原校参评区里的优秀班主任评选。评选过程包括上学年班主任工作记录、老师评议、领导评议等环节。参评的只有三人：我、C老师和原学校的主任A老师。A老师没有支教任务，她和W校长都是校领导，评选事宜她早已知晓。据说她在家补写各种班主任材料，还请要好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吃饭。最终评选结果，我仅以0.5分之差落后于A老师，无缘优秀班主任称号。虽然未能获奖，但我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后来谈及此次评选时，C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回味无穷：“你这样硬评肯定是评不上的。我连续三年给Y校长送礼才在第四年拿到区‘优秀教师’指标，真的不容易啊！”我心中暗自感慨。

流水小学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包括初中部和小学部，因此要求学生上早晚自习。起初我不太适应，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晚自习后，有些孩子要打着手电筒或举着火把走一个小时左右的山路回家。冬天的早晨天不亮就出门，路边杂草丛生、露水打湿裤腿，学校又没有备用的裤子可以换，因此感冒成了常事。

不回家的孩子就在学校住宿，有的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起居：给他们洗脸、梳头、洗澡、洗衣服、缝补衣服甚至生病时带他们去看医生。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穿着粗布蓝衣、吃着粗茶淡饭。他们每顿给食堂交点烧料费蒸饭吃，有时打点5角钱的土豆汤、酸菜汤或小白菜等。更多时候他们吃的是自带的胡豆瓣、咸菜和酱油。

学校的傍晚景色很美。晚饭后，我和C老师有时会到附近的公路上散步；有时会走在学生每天往返的路上；有时会爬上山巅远眺美丽的流水小学。这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学校：简朴的操场、乒乓球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校外的麻柳林；牵着牛群漫步于乡间小道的牧童；挑着箩筐、背着背篓、扛着锄头匆忙回家的农夫。在夕阳西照的蓝天下，这一切闪烁着光芒，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流水小学不仅风景美，人更美。这里的老师大多住校，常常请我们去吃饭、玩耍、拉家常。家长们淳朴热情、好客，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记得一个周末，有家长杀了年猪特意请我们去吃刨汤肉，我们吃得酒足饭饱而归。

由于支教学校地处偏僻、人流量少，因此中巴车往返次数有限。每周一早上，为了准时上班，我至少要提前三个小时到原学校附近的国道等候中巴车。虽然中巴车经常误点，但搭档老师总会主动去教室上课，这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但她也很理解我的处境。

记得12月初的一个清晨，教导主任告诉我第二天要赶到离主城约0公里的红霞小学参加教研活动。为了准时参加，我凌晨四点就拿着火把从流水小学出发，走在崎岖的乡村公路上。火把时灭时燃，寒风袭来更是雪上加霜。后来火把彻底熄灭，我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行。好不容易来到国道却鲜有客车经过，更没有直达主城的车。我只好边走边等，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终于等到一辆货车愿意搭我一程。到达目的地后我又换乘到城郊结合处的中巴车，到站后又立即换乘到主城的车。当我赶到红霞小学时已是9点半了，活动早已开始。我满身尘土、汗流浃背、汗渍斑斑。中途休息时，我有气无力地走出活动大厅去找吃的。

月末，我接到学校通知回校参评小学高级职称。参评的老师有我、去杏花小学支教的S老师和Z老师。评选从工龄、工作量、综合表彰、教研论文、听课笔记等方面量化分数。最终我以0.1分的微弱优势险胜S老师，喜出望外。但高兴之余又心生酸楚。评选时S老师因没有近三年的听课记录而扣分，但W校长却坚持不扣分。其他评审成员看着W校长的脸色都不敢吱声，只有X老师提出异议：“牟老师同意吗？”我立刻表态：“不同意。”僵持之下W校长只好给区教委打电话说明情况，那边传来的却是重重的挂断电话的声音。

后来听说S老师为了这次职称评定，暑假时请学校工会主席和W校长在避暑山庄吃喝玩乐一个星期，费用全由S老师承担。此外S老师还在原来的村小所在的中心校开假证书并在量分时加分。

在那个被初夏阳光温柔拥抱的五月，校园里悄然流传起一则消息：X老师默默卸下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荣耀光环，以及那些沉重的行政职务。这一切，似乎都与那次小高职称评聘的风波紧密相连。X老师未能如W校长所愿伸出援手，于是，W校长——这位两年前刚从副校长之位扶正的新舵手，便精心策划了一场看似公正无私的中层干部竞聘大戏。然而，实则早已暗中布局，让学区另一所学校的老师悄无声息地接过了辅导员的接力棒。

我深知，自己曾在不经意间在那职称之事上得罪了W校长，心中难免忐忑不安，生怕他日后给我穿小鞋。于是，我特意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邀请W校长与我的挚友，一同前往香香农家乐享受垂钓的乐趣。尽管收获寥寥，但我还是立刻包车，带着他们转战二十公里外的杨洋农场。那日，他们收获颇丰，挚友更是技高一筹。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慷慨地将部分“战利品”赠予了W校长，试图以此缓和彼此的关系。

在支教的日子里，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之中，秉持着“七认真”的原则，不敢辜负每一份沉甸甸的期待——无论是领导的厚望、同行的认可、家长的信赖，还是社会的责任。在流水小学的每一寸土地上，我都挥洒着汗水与泪水，也收获了满满的欢笑。

记得那次体育课，我带着孩子们奔向河边那片郁郁葱葱的麻柳林。我奋力奔跑在最前方，汗水如雨滴般洒落，脚步却渐渐变得沉重，喘息声也愈发急促。孩子们一个个超越了我，欢声笑语中夹杂着“老师，加油！”的呼喊。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笑着面对这份纯真的挑战。

课余之时，我常和班主任带着孩子们踏上社会实践的征途。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五，我们驱车二十余公里，带着全班五十个孩子来到外滩野炊。外滩的美景如诗如画，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鸟语花香交织成一首大自然的赞歌。我们与孩子们一同劳作、嬉戏、欢笑，那份纯粹的快乐仿佛能穿透一切烦恼，直达心底。

在语文课堂上，我致力于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点亮他们的智慧之光。人文教育是我尤为重视的一环，它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有一次，我让戴维将“那么重要的事情，我怎能忘记？”这句话改为陈述句。经过几番波折，她终于给出了正确答案，却突然泪流满面。我疑惑地询问她哭泣的原因，她只是哽咽着说：“我只是感动。老师，你真好。要是别的老师，恐怕早就骂我是笨蛋、猪脑袋了。”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触动。

又有一次，班上的孩子冬冬为了纪念逝去的父亲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在晚自习时，我用低沉而富有情感的语调朗读了他的习作，那份真挚的情感让我数次摘下眼镜擦拭泪水。孩子们也被深深打动，有的噙满泪花，有的抽泣不止。文章中的呼喊“爸爸，您快回来吧！”如同锥心之痛，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

课外时间，我充分利用早晚自习和午休为孩子们查漏补缺，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那时课外书资源匮乏，我便从原学校找来部分书籍，并发动孩子们将看过的书带到教室共享。教室后的墙上挂满了五彩斑斓的课外书，成为了教室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交换着阅读这些书籍，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更开阔了视野。

学校外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是我们课后的乐园。溪水潺潺作响，与树上的鸟鸣交织成一首动人的交响曲。夏日里，我们卷起裤管、撸起袖子在溪水中嬉戏打闹，享受着那份清凉与惬意。而每当同事们在此欢聚捕鱼时，我却常常躲在寝室里埋头教研。

针对支教班级孩子们参差不齐的学习情况，我进行了分层教学，并创作了多篇教研论文。由于条件有限，这些论文都是我在出租屋的床上手写完成的。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和多次誊写，直到满意才送到打印店打印。当收到样刊时，那份喜悦难以言表。

在支教的日子里，我还多次深入乡村，劝说那些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小李是个留守儿童，因缺乏管教而多次逃课。为了让他重返课堂，我多次上门劝说，终于成功。然而不久后，他又出现了早恋现象。我借此机会在班级里进行了青春期教育，引导孩子们正确看待异性之间的情感。小李也因此逐渐改掉了坏习惯，学习成绩也有了提升。

另一次劝说大牛返校的经历至今仍让我心有余悸。那是一个朦胧的夏夜，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新坟时，突然刮起一阵风，将花圈吹得哗哗作响。我吓得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满头大汗、全身湿透。

放暑假前，我得知W校长有意再次安排我去支教。我心中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为何却因得罪他而遭受如此待遇？支教本应是光荣的使命，为何在他眼中却变了味？

然而，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支教的六（2）班语文毕业会考成绩位居乡里之首，赢得了各方的赞誉。而W校长在学校的总结会上虽然表扬了大部分支教老师，但我却能从他的眼神中读出几分复杂。

我们支教归来不久，W校长便被调往30余公里外的偏远小学，并降级为副校长。这或许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吧。而我，则继续坚守在教育的岗位上，用我的热情和智慧点亮更多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