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啊母亲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母亲没有上过学，这是她的终生遗憾。那时候，姥爷在部队里当兵，我姥缠过小脚干不了地里的重活儿，我老姥要跟我姥一起过，母亲身下有一个妹两个弟，年龄都很小。因为这个原因，母亲不得不做出牺牲，放下自己朝思暮想的上学读书的梦想，勇敢地肩负起了下地干活、挣钱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重任。她咬牙坚持供妹妹和弟弟们上学，在她心中只有一个梦想－－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战乱纷纷。母亲参加了妇救会，为共产党的队伍送过情报，站过岗，放过哨。1938年，她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当时当地年龄最小的女共产党员。她说：“俺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母亲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以后，就积极参加并组织村里的妇女们做棉衣，凑军粮活动，与男人们一起上过前线，抬过担架，救过伤员。

母亲说，跑日本鬼子那年，她才十几岁，又要组织群众转移，又要支援前线补给，所有她能做的，她都去做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里好多念过书的青年人都结伴往城市里跑。村里几个跟母亲处得好的小伙伴们来找她，说：“咱们去考试，一起到城市里工作吧！”母亲说：“你们都念过书，识字有文化，我一天学没上，不识字怎么能跟你们一起去考试呢？”小伙伴们说：“没事儿，我们现在就教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母亲摇了摇头，说：“我不认字，怎么能骗人家呢？你们想去就快去吧，我在家干活儿好供俺妹俺弟上学。”……

每次提到这段往事，母亲的眼里就会放出光来，她说：“那时候，我也何尝不想跟她们去城市里工作啊，可是我去不了。”从母亲的脸上，我看到了她对读书人的羡慕和对去城市工作的向往。母亲说，以前倴她去考试的那几个伙伴，真都去了大城市里，并且还都在城市里安了家，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母亲没有嫉妒人家的意思，她只是想提醒我们：要好好上学读书，将来才会有好前程！

母亲不能上学，她要供妹妹弟弟们上学。大舅和小舅心里都非常感激，但是唯独我姨不这么认为，她总觉得当大姐的就应该这么做才对。她念书识字，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与她大姐无关。为此，我母亲一直不解。她说：“有一回，我和你姨上山去刨花生，我在前面把花生一墩一墩地刨出来，让你姨在后边跟着得啦泥（抖擞泥土），她却连毛带屎把花生拾掇一堆，懒在那里不挪窝。最后，我忙到黑天了，赶紧收拾一车花生往家里推。那时候的车是地拱子车，木头鼓轮，不好推。我让你姨在车前面拉车，她答应着，可就是使反劲，她上坡不拉，下坡拉，结果把车给我拉翻了。我骂她不是玩儿，她装委屈掉泪哭。因为是天黑，没星没月的，又在李子沟（我村西一条很大很深的沟，沟两侧都是树林），那里黑天有狼出没。我也特别害怕，摸着黑把地上的花生收拾到一块儿，重新捆好了车，拾起车袢，推起来就往家走。”母亲继续说：“那时，我真生你姨的气，心想，以后再也不稀脏用她拉车了。她跟在我车后面，呜呜地哭。”母亲说：“你不用哭！你再哭，把狼招来了，我可不管你！”我姨一听，吓得哭声更大了。那时候，我母亲还是14岁，我姨才9岁。回到家，我姥在门口的河浜上焦急地盼望着，我姨看见我姥，就一边哭一边告状，她说：“俺姐说--我哭--狼来了--她也不管我！”我姥知道小闺女的性子，就说：“你听你姐的话，狼敢吃你？”我姥不稀脏管她，赶紧帮我母亲把花生从小车上卸下来。……

我母亲说：“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生你姨气的。你姨也生我的气，她还发誓说‘以后她有钱了，也不给姐花！’”我听了母亲的叙述，觉得我姨的说法太不应该了。母亲没有跟我姨计较，还是继续任劳任怨地操心着山里、地里、家里的活计儿。到了地里耕种、修锄、收拾的农忙时节，都是我母亲一个人的事。

那么，我母亲为何成了家庭中的唯一劳动力了呢？这事还得从我姥爷那里说起。姥爷兄弟两个，他是家里的长子，是先成家生子之后，去当了兵。他参过战，打过仗，负过伤。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姥爷的眼睛被子弹打瞎了一个成了残废。姥爷从部队退伍回家，干不了农活，可是家里又没有男劳力，唯一的同胞弟弟也结婚生子，分家自立了门户，所以他家里的活计都全落在了小脚姥姥的身上。那时候，虽然我母亲还比较小，但是应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老话。我母亲跟着姥姥学烧火、学做饭，去上山、去干活，我母亲把庄稼地里的农活儿慢慢地都学会了，包括推地拱子车往山上送粪，从山上往家里搬庄稼等重体力活儿，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大舅比我姨小，小舅又比大舅小，他们啥也都不会干，啥也干不了。尽管他们都有帮帮姐姐的心思，但是每次都被我母亲拒绝了。我母亲怕耽误了他们的学业，告诉他们：“家里的活、山上的活，都不用你们沾手。”所以天长日久，便养成了他们除了上学读书以外，其他事啥都不会。母亲对此毫无怨言，完全担负起了长姐的责任。这时候的我姥爷，跟着村里耍钱的人学着耍钱，妄想耍点小钱来添补家用，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为此欠了不少外债。姥姥骂也没用，母亲哭也没用。就这样，一家人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母亲说：“有一次，小舅生病了，在东炕上疼得直格叫‘大姐！大姐呀！你背我去找大夫打古打古（医治）吧！’”母亲眼里噙了泪水，在翻遍抽屉找不出一分钱的情况下，还是背上小舅去找大夫看病去了。这件事儿，小舅永生都没有忘记，直到他老年，他都想着他的大姐当年背他去治病等若干个好处。

母亲跟了我父亲，我爷没给房子没给家产。我父母亲就在村里借房子住。等到我姨去新疆支边后落下了脚，她就把我大舅和小舅也弄了去，并且还都在那里找了工作成了家。后来，大舅回来把姥姥姥爷都领去了。姥姥和姥爷记着我母亲的好，在去新疆之前就讲明了：“家里的房子可以给我父母亲住，但我的妈得你们帮着伺候。”姥姥姥爷说的“妈”，我管叫她老姥。我老姥喜欢跟着我母亲住，我母亲也愿意伺候她。就这样，我姥爷和我父亲通过口头协议，两人便一拍即合。我姥姥和姥爷放心地跟着大舅去了新疆，我母亲就负责照顾我老姥的晚年生活。我听母亲说：“你们老姥没白吃我们家的饭，你们兄弟姊妹六个，她都抱过看过！她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呢！”虽然我不记得老姥长的啥样子，但是我从我母亲身上能看出她的慈祥和善良，因为在我的身上永远都有她老人家抱过的痕迹和温度。就像我母亲常说的那句话：“千万别忘了对你好的人，能报恩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报恩啊！”我明白了母亲说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做人要知恩图报。就是因为我母亲的教诲，在我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认识却很亲切的老人--她就是曾经多少次抱过我的老姥。

就这样，姥姥和姥爷把房子给了我父母亲住，从来没有提过是赠予还是借住的问题，这事儿，让大舅一直记在心上。因为他和我姨都不看好我父亲的火暴脾气，所以把他们父母留下的老房子白白给了他们不看好的大姐夫，他们两人心不甘情不愿。只要他们凑在一起时，话题总会扯到老家和老家的老房子。终于有那么一天，大舅实在憋不住了，他说：“老弟，你不能当好人！再怎么当好人，也得把老家房子处理明白了才是。”我姨不表态，因为她家生活好，不显着拿卖老房子的钱来补贴家用。小舅迫于大舅的压力，就只好依了他，说：“要不，就作价算800块钱吧，咱姐弟四个每人200块钱，我让大姐把钱给咱仨就是了。”这个主意一出，居然得到了我姨和我大舅的赞同。小舅把卖房子的信寄到老家，我母亲听了以后，心里尽管有些不太舒坦，但是也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再怎么没钱，也得尽快把钱凑够数给她妹妹弟弟寄去。就这样，母亲把600元钱寄给了小舅，小舅收到钱以后，除了转交给我姨和大舅各200元，又悄悄地把自己应该得的那200元钱寄了回来。他在信上说：“我永远都忘不了大姐的恩情！如果没有大姐的无私奉献，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母亲听了小舅的信，感动得哭了。她说：“我就做了当姐该做的事儿，还让俺弟记挂在心上。”……

母亲留在了农村，一直干着村妇女主任的工作。她白天忙，晚上忙，地里忙，家里忙，她是一个整天闲不住的人。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背着我去参加村党支部会议，虽然母亲为此挨过父亲不少责骂，但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她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夏天的夜晚，母亲背着我到打麦场上去开会，说是在哪里开会风大没有蚊子，我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进入了梦乡。等到母亲开完了会，再背着我回家。后来，我长大了，就问母亲：“你们都开么个会？非得老开？”母亲说：“党的会哪能告诉你。再说了，好多次开会，你不是都去列席了么？你没听找谁去？”母亲说的话属实，党支部委员们开会，我哪能听得懂啊！再说我那时候太小，得母亲背着走，有时走着走着就睡在母亲的背上，啥时候开完会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母亲说：“党支部委员开的会，大多数都是关于村子里生产、计划生育的事儿，不算什么秘密。如果是秘密，就不能随便说了，那得严守秘密。这是党的纪律。将来等你长大了，入党了，就知道了。党员不是群众，该说的可以说，不该说的不能乱说。”在那个时候，我母亲的思想觉悟就已经很高很高了，不然她也干不好妇女主任，也不会一干就是那么多年。

听说我们村过去住过部队，要找地方住，母亲就把我们家的南屋腾出来给当兵的住。在我们家炕墙上的老旧相框里，还一直保留着当年住我们家的解放军排长的相片。我听母亲说：“排长是潍坊人，姓王。他复员后还领老婆来咱这看他住过的南屋家。”我虽然不记得这位王排长，也不知道当时在我家住了多少军人，但我知道我们南屋家三间房子很大，如果是睡上下铺的话，那么住一个排肯定不成问题。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问起这事时，母亲说：“部队哪天只要改善伙食，还给你们送好吃的。我没有把当兵的当外人，只要他们需要洗、缝的，我都给他们帮忙。我一个人干不过来，就组织村里的妇女们一起。那真是叫‘军民鱼水情’啊！当兵的起早就帮咱扫院子，挑水，一点也闲不着。我把他们当成家人，也没收一分钱的房钱，把部队领导高兴坏了。这不，还留下了相片和地址，说是以后你们想当兵了就去找他们。”每每说及这事，母亲就十分地开心。母亲说：“能帮人一点忙就尽量去帮，不管么时候也别歪歪人。”

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要办学校没有教室，满村找闲房子。我母亲知道后，她主动地把部队住过的南屋家收拾出来，专门给学校当教室用。有的邻居不解地问我妈：“你们家以前给当兵的住，现在又给学校当教室，你们图啥啊！”我母亲笑着说：“要说是图么？就图人多，人多了拉屎尿尿的就多，这样不是好攥粪种庄稼么！”后来，村里建好了学校，我家的南屋家就又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村里正愁着找不到闲家桄线用（就是妇女们纺好了棉花线，按厂家要求用桄线的设备桄成两股一根的那种半成品），我母亲就把我们的南屋家给村里当桄线加工点。母亲手巧，也自然而然地当起了桄线工。农忙时，我母亲就去参加生产队劳动；农闲时，她就桄线。在我的母亲眼里，生产、加工两条线，条条都不能耽误了。

我问母亲：“咱们南屋家给部队住，给学校当教室，又给村里当桄线的加工点，人家真没给房租吗？”母亲说：“给么个房租，老辈子人谁还讲这些？”我不解地跟问：“那也得给点其他好处吧？”母亲瞅了我一眼，说：“如果我们是为了好处，就不腾给他们用了。不是说‘再宽敞的家，也有放不了的破烂么！’”我不明白母亲的意思，用疑惑的眼神望着她。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党员，部队需要，学校需要，村里需要，我能不帮忙吗？”我明白了，母亲做事情，从来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她的心里面，装的永远都是党的政策和集体利益。

母亲每天除了要干好分内该干的事以外，还要负责村里的民政调解工作。如果遇到谁家吵嘴打仗上门找她帮忙，就从来没有一次推辞过。凡是经我母亲调解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化解不了的。

但是凡事没有绝对。比方说在我们家，门里有个我叫二伯的人，他家大儿媳妇想生二胎，这在计划生育的严控死守的年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国家号召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不允许生二胎。可是我二伯盼孙子心切，他连做梦都在想着抱上大胖孙子。在他朝思夕想的时候，他大儿媳妇怀孕了。他们家怕外面人知道，就让儿媳妇躲在家里不出门。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一个人天天不见出门，哪个邻居不好奇？不打听？不寻思呀！没过上几天，这事就被街门口的邻居们猜到并都知道了。我母亲听说后。登门上户地去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不要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二伯一看事儿露馅了，如果不想个啥招儿来，就恐怕没戏了。于是，他悄悄地去找我父亲商量，想让我父亲帮忙劝劝我母亲，他说：“都是自己家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太认真了。”我父亲一开始，立场还比较坚定，他觉得我二伯做得不对。后来，他经不住我二伯给他灌输封建思想，最后还是没了立场向二伯妥协了。我父亲答应他二哥：“我家去做她的工作就是了。”结果是不管父亲回家怎么说道理，母亲就是坚持原则不动摇。母亲说：“我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妇女主任，还专门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自家亲戚就带头破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呢？”父亲一听，知道说不通我母亲了，他就耍小脾气来，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心，吃饭摔筷子打碗，反正是我母亲不答应，他就要折腾个没完。母亲就为了这事儿，跟我二伯一家人结下了冤仇，成了二伯家的“共敌”。即便这样，我母亲也不退步。我母亲坚持的原则就是：我走得正，做得正，问心无愧就行了。……

母亲因为姥姥姥爷都去了新疆，所以心里就时常惦念着她的父母。我记得因为姥姥姥爷过世和小舅病重了，她先后去过3次新疆，其中一次是带着我一起去的。那时的我还不到7岁，啥也不懂，只记得在徐州火车站换票的时候，母亲让我看着行李别乱跑她去换票。结果，我在候车大厅里被一群群人推来搡去，一下子挡住了我与母亲之间的视线，我看不到母亲也找不到母亲了。我一边哭，一边喊，大声地叫着：“我要找妈妈。”这时候的母亲，换完了票一看我不见了，把她吓得不行了，赶紧四处寻找，还是找不到我。最后，她想到了火车站广播，赶紧去请工作人员在广播里喊：让我听到了后不要乱跑，让看见我的旅客帮忙把我送到广播室。母亲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我。她把我揽在怀里又惊又喜，两行热泪滚落在我的脸上。她再也不敢把我一个人留在一处了。好在去新疆的路上，就在徐州换一次车票，其他时间都是在车上。

母亲和我到了新疆，就住在姥姥姥爷家，我记得住的是平房，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的样子，大舅买来一只羊腿，说是要好好犒劳犒劳他大姐，小舅提来两只鸡，和我姨一前一后也过来了。大舅说，在新疆就是吃牛肉羊肉便利，其他的都不如口里，到处都是冻得伸不开手。小舅给我们拿来了一些换洗的衣服，说是都是他媳妇现买的，干干净净的穿就是了。我姨不屑一顾，她说：怎么还用买新的，咱穿过的拿来不就行了吗？小舅说，那怎么能行，大姐千里迢迢来一趟不容易，不能亏待了她。我姨白了小舅一眼说：“就你好人一个。”

我跟母亲在姥姥家住着，偶尔也会跟着大舅和小舅到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叫水磨沟的地方去看看他们。大舅脾气急，心不糙。他吃饭拉呱的时候，总会提及我父亲，他说他就看不惯我大哥那个臭脾气，那一次不是因为他，我们见面就吵吵。母亲不跟他辩解，总是说一句她常说的那句话：“都是自个家的，见么个怪啊！”说是这么说的，大舅不管这些，提到我父亲，他就肚子胀，说我父亲身上没有一点优点。他说这么一些，我从来不敢插嘴，尽管我也知道父亲脾气不好，但是不好也不能随便被别人说啊！

去小舅家吃饭，小舅就是请大家吃饭，别的啥也不说。大舅再提我父亲不好的时候，小舅就拿话来隔他，一隔二隔，大舅就不高兴了，他说小舅：“你就好脾气，啥也不说，难道你不说大哥就改好了吗？”小舅也不争辩，光是一个劲地往我母亲碗里搛好吃的，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就又老调重弹起来：“谁还没有个优点？你生气的时候就多想想他的优点，不就不生气了吗？你大哥再怎么不好，他不是跟我一起把咱们的奶伺候老了吗？要多看人长处，少看人短处，这样就都不生气了。”

我姨的想法很古怪，她就认为她住在城里，我们家是农村，她们就比我们高了一个档次，所以就应该凡事高我们一头才对。

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我姨家，她们说话的工夫，我看上了我姨儿子的皮鞋，刚想把脚穿进鞋，就被我姨的儿子发现了，他嗷嗷地大喊大叫不依不饶起来。我姨不分青红皂白，张开嘴就开始埋怨我母亲：“你的儿子不懂规矩，脏脚咋去穿别人的皮鞋啊！”我母亲见妹妹拉偏仗，拉过我朝我腚上就打了两巴掌，她说：“咱人穷不能志短！等你长大了，自己去挣钱买皮鞋穿不好吗！”我姨一听，不屑地说：“你买呀！现在就去买呀！”我母亲拉起我就走，再也不想去我姨家了。

我姨因为念书多，去新疆后就分在银行里上班。工作和收入都比我两个舅多，所以说话显得财大气粗。尤其是在家人们面前，一论起功劳来，她就觉得她比我母亲的大。我母亲从来不跟她争辩，知道她只身一人来新疆不容易。她有了固定工作，就把两个舅舅也弄到了新疆，然后又把姥姥姥爷带到了新疆，并且都有了自己的住所，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那时候，她也试着想把我母亲带到新疆去，可是母亲已经跟父亲成了家，并且也有了孩子，我母亲更是因为我姨性格与她两样，所以我母亲说什么也不去新疆跟我姨在一起寄人篱下过日子。

母亲心甘情愿跟父亲在农村过苦日子。因为她干活从不耍懒，所以男劳力干一天活挣10分，她每天挣8分，一年下来也能挣不少工分。

我们村有8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一名妇女队长，她们负责各自生产队的计划生育工作。公社妇联是有什么会议要开，我母亲参加回来后就向大家传达。我们村的妇女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全公社40多个大队的前面。

记得有一次，公社妇联开表彰大会，发给我们村妇女委员会一个大奖镜，就是带玻璃框的那种。我母亲把奖镜拿回来后，就通知各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开会。当把获奖的喜讯告诉了大家时，有人提议说：“大队部的墙上都挂满了奖镜，咱们就把这个奖镜抓阄分了当相框用？”此话一出，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成。我母亲不同意，她说：“这是咱全村妇女的荣誉，怎么能给我们个人呢？”她见大家仍然坚持抓阄分，便说：“好吧，不过有一条，不管是谁抓到了，都得挂起来！你们想当相框用，得把里面奖状朝外，这样才能知道了我们那年得的这个先进。”说完，大家开始抓阄，写了9个阄出来让大家依次抓。我母亲最后一个抓，结果奖镜被她抓到了。直到现在，当年抓阄分的那个奖镜，还完好无损地挂在我家老房子的墙上，已经成了那个年代那群人艰苦奋斗的历史痕迹。

我母亲干了一辈子妇女工作，后来岁数大了，需要培养新人接替她的工作。很多人对她说：“就让你家大儿媳干吧，反正她以前在娘家干过。”我母亲说：“这那行，哪个村子没有个规矩。咱得听从党支部的决定，可不能自个做主。”

就这样，我母亲从村妇女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了。那年刚好碰上政府要给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发放生活补助费。听说这个生活补助费是分两种，一种是老党员，另一种是老干部。给老党员的生活补助费少一些，老干部的生活补助费多一些。虽然这两种生活补助费我母亲的条件都符合，但是不能两种都给。所以，组织上让我母亲自愿选其中一种。我母亲听明白了后，就毫不犹豫地选了生活补助费少的老党员那种。村里很多人听说了以后，都表示不理解。我母亲说：“俺入党的时间比当干部的时间长，觉得当个老党员心里踏实。”后来，老党员每年的生活补助费能给6000多元钱了，比老干部的生活补助费一年少了1000多元钱。有人问我母亲：“你后不后悔？”我母亲说：“后么个悔，我与上前线去打仗死的人比，我这不是赚多了吗？做人知点足好，别贪心！”

母亲在我眼里，她的思想永远比我先进。她到了晚年，不能自理了，还时常想着让我早点去把她的2元钱的党费交上。

母亲干妇女工作是一把好手，干家的活计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她和父亲的共同努力下，先给我大哥买了四间新房，后又给我二哥和我各盖了四间房子。等到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她就陪伴着父亲一起生活在老房子里。那年，父亲因为喝酒把腿摔伤了不能干活，母亲不离不弃地伺候父亲到老。她一辈子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默默奉献。她在村妇女主任岗位上干了38年，镇政府专门给她颁发了一块纪念奖牌，工作人员每年都不忘给她送来一份老党员生活补助费。即使这样，母亲也不舍得大手大脚的乱花钱，吃穿用度能省则省。……

母亲啊母亲，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