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在心中的老屋

镶嵌在心中的老屋

£徐承彬

都说从农村出来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远方的老屋，无论他或她身在何处，那个老屋永远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的老家，在文登区西南部的一座小山村。我家的老屋，是我妈娘家人留下的。60多年前，姥爷一家都去了新疆。那时因妈爱上了爹，就留在了那个老屋。

爹妈在老屋里，辛苦地养育了我们六个孩子。我最小，在村里是出了名能哭。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知道孩子哭，多半是因为没吃饱饭。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饿是生活中的常态。

记得小时候，每年春天，我家都要做一缸豆酱，用来调剂生活。爹把发白的豆酱装到石坛里，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前的石条上，再用盆子扣好。待到天气暖和出太阳了，妈才把酱坛上的盆取下来，让温暖的太阳照进去。每到这时候，我会拿根葱白朝酱坛里插去，然后，就着粑粑大口地吃起来，每每吃得满嘴是咸盐粒，还乐此不疲。

等到了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灼热，正是晒酱的好时候。妈就像抢农时的爹一样，拿一根棍子在酱坛里上下搅拌，把酱坛下面发白的搅上来，再把上面发紫的搅下去---只有这样反反复复的操作，才能把酱坛里的面酱全部晒均匀了。有一天，我瞅着妈不在家，也学着她的模样，拿根棍子在酱坛里搅，却把苍蝇招来了。它们在我头上盘旋，伺机落到坛沿上，导致酱坛里很快生出蛆来。

我看见酱坛里有蛆爬动，就不敢再偷吃面酱了。妈笑着说：“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大米有沙是规矩。等我摘把芸豆叶敷上去就好了。”妈的话很管用，没等她敷完，蛆就爬到芸豆叶子上徘徊。这时，妈赶紧把爬了蛆的芸豆叶拣出来，再覆上一层，经过几次的反复清理之后，酱坛里的蛆不见了。然后，妈去找来一块蚊帐布把酱坛口盖住、扎紧。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四季的调味品，不能浪费，更不能大意了。

记得每年秋天，我们家的晚饭经常在院子里吃。儿时我一边看着月亮，一边数着星星，每天还会提前摘来几朵瓢花放在饭桌旁，等听到了“呜噜蜂”（大肥蛾）在饭桌上空叫的时候，我便赶紧地拿起一朵瓢花来，口里念念有词：“瓢花开呀，‘ 呜噜蜂’来！”每次都很灵验，“呜噜蜂”就像中了我的咒语似的，乖乖地从高处飞至低处，在我举着的瓢花上方盘旋。它总是先试探性一点一点地靠近我的手，把它的长须子慢慢地伸进我手持的瓢花芯里。每到这时，我会迅速用手捏住瓢花的芯，用另一只手捏住“呜噜蜂”的翅膀，就这样，一只笨笨的“呜噜蜂”就被我成功地逮住了。经过几次这样的神操作后，往往是晚饭还没有吃完，我就能抓到三四只“呜噜蜂”了。它们挣扎着，不愿成为瓮中之鳖。我掐去它们的翅膀，拿到锅底下用火烧着吃，一种只有“飞禽”才有的焦香味，瞬间通过我的味蕾然后迅速钻进我的胃肠，这可是多么难得的美食啊！

就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滋养了我们一家人。后来，我大姐也去了新疆，大哥成了亲，一家人聚到一起的机会更少了。再接着，二姐出嫁了。我十八岁那年当兵时，三姐和二哥也先后成了家。等到我退伍回来结婚，那个原先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就仅剩下爹妈两位老人了。我们做儿女的像是出了窝的燕子一样扑棱着翅膀，纷纷地离开了父母。再后来，我在威海打拼有了自己的新家。于是，我和老家之间，就有了一张车票的距离。

妈还在世时，大姐和大姐夫来家看她，难得我们兄姊们六人能凑在一起。妈说，将来她不在了，她的房就由我们兄姊六人平分。妈让我把她的话写在纸上，给每人手里留了一份，唯有这么做，妈才放得下心！

妈走的时候很安详，她无牵无挂，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我们按照妈的意思把老屋和房证等都交给了大哥保管。妈生前用过的东西，还继续保留在原处。我每年清明回去扫墓，看到老屋的门前长满了杂草，院子里甚至还长出了灌木，我就会蹲下身来把杂草和灌木拔掉。睹物生情，百感交集，一种人去屋空的悲伤便在心中油然而生！

昔日一大家子人围坐在院子里吃饭的场景，早已成为过去时。妈用过的老座钟，早已停止了摇摆。每次，我都会轻轻地叩开钟门，小心翼翼地拿起上弦的钥匙把钟弦上满，对着手机上的时间把钟针调正确了。听着座钟里发出来的清脆而又熟悉的声音，我的心开始释然而平静了，虽然我知道上满弦后的座钟最多只能跑上半个月，但是我还是希望这半个月里，它能给远在天堂的爹妈报个时辰、报个平安！

如今，爹和妈早已辞世多年，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常年锁在那里，也许会跟古老的村庄一样日渐苍老。爹妈在，家就在。爹妈不在了，家也就没了。我知道，这个曾经生我养我的老屋，已经成了空壳，我也成了老屋的过客。可是，这个空壳的老屋，为啥一直镶嵌在我的心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