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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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小说与史，恰似背道而驰的两极。毕竟，小说以虚构为骨血，是作者凭借想象构建的文学世界；而史，则肩负如实记载史实的重任，二者在本质上，有着显而易见的分野。然而，令人称奇的是，小说竟享有 “信史” 的美誉。诚然，小说之中不乏粗制滥造的末流之作，史书中也存在为人所不齿的 “秽史”，这类歪曲事实、格调低下的产物，皆为大众所唾弃。
从历史的构成来看，其涵盖神话时代、传说时代与信史时代。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更多是口口相传的故事，虽有一定文化价值，但缺乏确凿依据，仅能作为参考。唯有当历史有了实际文字记载，才可称之为可信的信史。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中，巴尔扎克曾留下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的论断，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小说在反映民族文化与历史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中西方对于小说的认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世界上许多经典小说作品被尊称为 “史诗”，它们在洞察社会历史与剖析人性的深度上，往往超越了传统的 “正史”。
当我们阅读小说时，会涉及故事、人物、史这三个关键要素。一般读者常认为，小说的核心在于编写与讲述故事，毕竟 “无故事，不小说”，这一观点固然没错。但深入探究便会发现，小说最为关键之处并非故事本身，而是人物。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小说世界，我们阅读的本质都是 “以人为本”，在对人的理解与感悟上，现实与小说并无二致，只不过普通人在对人性的洞察上，远不及小说家那般深刻。以莫言的小说为例，便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莫言的小说，尤其是他的中篇小说，着重于对人物的深度刻画。读《白狗秋千架》，那种对人物命运的感怀，恰似读鲁迅笔下《故乡》中的闰土；而《白棉花》更是将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城乡差别、农业的滞后、农村的困苦以及农民的贫穷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饱含的对人的关怀与悲悯，是正规史书所难以企及的。伟大的小说大多如此，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它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上流社会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底层社会的无尽苦难。倘若没有《复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将会流于表面。托尔斯泰在书中发出的 “人吃人并不是从丛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 感叹，更是振聋发聩。同样，读《静静的顿河》，就如同翻开一部哥萨克的史诗，其对历史与人性的呈现真实而震撼，相比之下，我们在阅读正规历史时，却常常因诸多因素而心存疑虑，这也从侧面凸显了小说作为 “信史” 的独特价值。《红楼梦》虽故事性不强，但其人物塑造与人性挖掘的深度，足以震撼人心，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更可当作一部反映时代风貌的史书来研读。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从 “中国人” 的角度书写历史，恰恰体现了 “写人即写史” 的理念，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 “小说是信史” 这一观点。而《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社会的描写达到了极高的 “写实” 境界，真正契合 “信史” 的内涵，甚至被赞誉为 “史迁之妙”，足见其在历史书写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以写人为核心，而史，究其根本，同样是围绕人展开。从正史中的帝王将相到列传中的各类人物，无一不是历史的书写对象，因为只有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承载者。人们往往只看到小说的虚构性，却忽略了史书也存在虚构与造假的现象。例如，一些子孙为美化祖上，贿赂史家编写的 “秽史”，便是对历史的歪曲。像《清史稿》，因成书仓促，未能深入刻画人物，只是资料的堆砌，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 “史”，只能算是一份初稿。
最近，阅读《百年孤独》让我有了全新的感悟。小说中马孔多小村的百年兴衰，竟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缩影。这部作品让我深刻体会到，古今中外的小说大师们在创作理念上有着共通之处。《红楼梦》借警幻金陵十二钗为全书蒙上一层虚幻的面纱，使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神秘色彩；《金瓶梅》以易卜星相、生命轮回、宿命等元素为烟幕，赋予作品奇幻的格调；《百年孤独》则借助吉卜赛人的羊皮纸手稿，破译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家族的兴衰密码，让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完美融合。由此可见，小说不仅因其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反映而被誉为“信史”，更因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在文学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