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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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1970年代中后期，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长龙中学记事。
我的求学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乡村接受的基础教育，一个是在城市接受的高等教育。从地域来说，由偏僻的山乡小村直接跨越至繁华的大都市，中间几乎没有过渡。至于在县中复读回炉那一年，在我漫长的求学生涯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繁华的大都市就是北京——我完成本科学习的地方，和上海——我完成研究生学习的地方。而那偏僻的山乡则是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长龙镇拔萃村。拔萃村是我的出生长大、读完小学的地方，长龙镇（那时候的行政称呼叫长龙公社）是我读中学的地方。
这个中学，据我所知，当初——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我们上学的前一年，是包含着小学和初中的学校。我的母亲就是那里的初中毕业生。母亲毕业后，回到村里，在女孩子中间，在文盲遍地的山村，也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备受敬重，一度还充任了小学低年级的老师。
我入学那年，学校不过是一个只有初中两个年级、各两个班级的初级中学罢了。这年夏天的到来，结束了我在拔萃小学五年半的小学生涯，拿到了公社中学的入学通知书。而另外一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比如我们村郭永文），却只能与初中失之交臂，永别了学校，尽管他们也许学习成绩超乎常人。文革期间，讲政治成份，成份不好的家庭子女，限制进入初中以上的学校读书。毛主席又号召“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所以小学由原先的六年变成了五年，中学（包含初中和高中）也由六年变成了四年。
我的小学却读了五年半，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WG开始后，学年是从春季开始的。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小学就是从大年过后一个晴朗的春日开始的。拔萃小学的校舍是我家隔壁大约五六十米的一个解放前地主(据年近九十的父亲最近回忆，其实他本来是划为富农的，只是因为与当初的土改干部有私怨而被打成了封建山主——相当于地主。至于详情如何，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家的大院子。这在当时是全村最好的房子了。开学那天，学校里好不热闹。我跟着已经读高一年级的堂兄水粱去看热闹，兄弟带着我问了下负责报到注册的古老师，可否让我也进学堂读书。老师大概问了下我的年纪，便说可以。于是不到年龄的我便完成了我上学的第一个环节，开始了我的学校生涯。大约读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升为四年级，尽管咱们不是留级生，却全部继续留下多读了一个学期的三年级。这一个学期的教材也是专门编写的，和任何一个年级的教材完全不同。现在想来，各个年级的同学都是如此吧！读完这个学期，到了秋天，才正式升入四年级。而这年本该在春季进入学校的一年级小弟弟小妹妹们在春天湿润的泥土里又多摸爬了半年吧！
1975年，秋九月，已满11周岁的我和同村（那时候行政叫生产大队）同生产小队的王受桂、刘德寿、邱华健、蓝子玉、郭金香、郭发良以及比我大两岁却仍然同班级的同胞姊姊云云，还有同村其他小队的汤晓敏、郭祥花、黄族阳、黄族妹、陈春花、舒宗华、郭发珍、黄德法、张成汉等等小伙伴，一起顺芦江水东下，来到离村子号称20华里（以如今车轮测量不过五千米上下）的公社所在的长龙中学读初一。我们被分配在一（2）班。一（1）、一（2）两个班大约是按照村来分的，一（2）班上除了我们芦江上游拔萃村的同学，就有从南田村来的老毕（朱耀军）、老邓（世权）和郭丰，其他村的大约还有小摆村黄学文、陈家忠、曾照通，葫芦村陈延秀陈延长姐弟俩和刘红长、郭致宙，沈埠村蓝师龙和刘冬娣。一（1）班大概就是剩下的长龙村、新溪村、大摆村来的同学组成。后来升上高中同班也是唯一一个班的吴岚、吴家财、郭过房、邓千福、邓千逵那时就在这个班吧！
70年代中期，毛主席还在不断发出号召，持续推进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的学习谈不上任何正规。更多的是劳动、劳动、再劳动。这些伟大号召的结果，带给我们无限深刻、无限粗粝、无限缺憾的回忆。十几岁的娃娃们都住在学校（当然男女生分在不同的宿舍）。宿舍是大通铺，一间偌大的教室，沿四周墙壁排着密密的铺位，娃娃们自己一人或者合伙在其间占有自己一个铺位。草席下垫着稻草，席上是薄薄的粗布衾被。夏无凉风，冬无暖气。每当炎炎夏日，假如没蚊帐，定当饱受成群蚊子的连番袭击。而当三九来临，在北风穿窗而入的瑟瑟酷寒里，一个被窝挤着一个被窝，大伙纯粹是在抱团 取暖。
吃的更乏善可陈。学校有伙房，只负责给蒸饭，很少提供开水。绝大多数时间学生喝的是生水。每个学生每学期得向伙房交450斤柴火，以当柴火大灶蒸饭的费用。一日三餐，我们将自己的饭盆盛点米，常常是米里加上一个红薯，再灌点井水，搁到伙房的蒸笼里去蒸。等到下课，就跑去食堂端回自己的那份儿。然后从宿舍里各自的木头箱子里，拿出竹筒或者玻璃瓶子装的腌菜，拨拉一点出来，对付着完成维系生命的一个乐句。那些腌菜和米，是每周末回家一次带来的。要从周日的晚饭对付到下周六的早饭。一周七天时间流淌，总能在腌菜黑色的容颜里看见些许白色的倩影。那些倩影是微生物盛开的散发着腐烂和死亡气息的花朵，是我们这些年少的生命在滋长的岁月里无法摆脱的恋情和难以割舍的梦魇。
米饭里加个红薯，那时候是粮食缺乏的无奈之举，用现在的饮食标准看来，乃粗细搭配，肠胃不累。况且，红薯是天下第一抗癌症食品，从小就接受抗癌食品的滋养，岂非幸哉？或许，正是年少时就以红薯当饭，老天爷在关上一扇遮蔽美丽风景的大门时，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扇透来清新气息的窗口吧！让我们，在衰年的记忆里，尚能回味自己年少时吃到种种绿色食品的自我安慰。
我们的教室和宿舍几乎挨着，或是隔壁或是楼上楼下，但它们离伙房皆有点小距离。也就是这点小距离，让某些人感觉到跨越它是个事儿。倘若无须劳动自己的双腿，在课后随着饿佬鬼一样的同学们奔向伙房去取回自己那份饭食，也同样可以享受饥饿之后的口福之欲，岂不快哉？岂非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而在众人羡慕的神色里获得一点小小的荣耀么？郭丰就有资格甚至长时期享受这种被羡慕的眼光杀死的快感。他几乎从不去伙房，去伙房送盛好米的饭盆和端回蒸熟的米饭都是他的弟弟一明。一明也煞是听话，似乎从不计较。害得我们这些没有弟弟当跟班跑伙房的同学，每当看到郭丰颇为得意地等在我们就寝的宿舍门口饭来伸手的时候，恨不得一脚把他从二楼走廊上踹下去。
吃、住是这样，学习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教室里没有电灯，我们上晚自习，每个人面前都摆着用旧墨水瓶做的简易煤油灯盏。在莹莹的灯火下，眼睛扑进书页，长期地煎熬，许多人过早地近视了。煤油灯燃烧不尽，灯火的黑烟，直冲口鼻。伸手一摸鼻孔，手指上都是黑色的油污。如果是在冬天的凌晨，戴着白口罩跑步回来，口罩鼻孔处就会留下两个鲜明的黑印。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鼻子正痒痒，喷嚏已经打了一天，不见收敛。是感冒，或过敏？我暗自忖度，这是不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呢？！
后来，公社的小水电站建起来了，学校也安装了电灯，教室里是比较新潮的日光灯。无奈，小电站的电压经常极其不稳定，以至于，日光灯常常难以启动。或者要人站到桌子上，双手去来回撸那根三尺来长的灯管，让灯管发热才能启动。常常这样做，于是同学们，戏称日光灯为“撸光灯”。令人扼腕的是，就算是撸光灯，也经常撸不亮，甚至到后来，小水电站也发不了电，教室里又恢复到煤油灯统治光明的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在此读完高中。
有谁记得，那数年的酷暑严冬我们是怎么在煤油灯下度过昏黄的青春少年的？有谁记得，那数年的日出日落我们是怎么在腌菜就饭的饮食里向往美味佳肴的？有谁记得，那数年总不间断的劳动是怎么激发我们渴慕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知识、增长才干、锻造智慧的？
长龙中学的高中部是在我们升初二的时候办起来的。大约那时候有发展教育大办教育的形势。不仅我们这所公社的初级中学开始有了所谓高中，而且我家那个大队的拔萃小学也办起了初中部号称拔萃中学，我的堂弟水兵就是在这里上的初中。1979年他初中毕业后，县里盛传吃商品粮的干部职工如果不再退休，子女就不能顶替上班了。于是我的大伯父被迫提前退休（推算那时候他也才五十出头），脑瓜聪明学习出众刚刚15岁的兵牯放弃升入高中，直接顶替其父进入县药材公司上班。由是错失或可步入大学殿堂的机会，从而开启另一条人生之路。同样命运的罗志坚也在这年于长龙中学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幸耶不幸，上天自有由安排。其时其境，孰可违逆？！
南田、小摆和沈埠三村合并的三联大队也办起了初中，据说又叫鸡皮下（只记得别人称呼这三个字音，究竟怎么写我却从不知晓，此处求证知情的同学）。日后直接进入县中就读高中，1982年秋季开学前夕，被我带路，下赣州，过韶关，沿京广铁路坐火车前往保定读大学的南田村蔡隆瑞就毕业于此。
我们读初二了，比我们高一级的师兄师姐，就成了这个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他们不再需要到更遥远的扬眉中学或者县城去读高中。新办高中当然是为了更多的孩子接受到教育，所以几乎全部初中生一毕业无须升学考试就直接进入了本校高中就读。至于那少数不升学读高中的学生，几乎都是源于家庭困难被家长遏制终止了学业。我的姐姐和同村的几个别的同学就是如此。
我们的两年制高中毕业后，很自然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那是1979年，WG后恢复高考已经是第三年第三次高考了。虽然，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考上大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但是，渴望通过高考，上大学，找工作，离农村，跳龙门，几乎是每一个有志农村青少年学生的梦想。
怀抱梦想的莘莘学子，大都勤奋、刻苦，每每点着煤油灯苦读到子夜时分，常常要班主任郭远球老师一次次催促才会依依不舍地到楼上宿舍去休息。远球老师中师出身，面容清癯，相貌儒雅，业务精湛，性情温和。即便是发火，也从不骂人，最多是恨铁不成钢地使劲跺跺脚，对着面前的学生嗔道：“你们也听听话，认真点，努把力呀！”他那时正当盛年，既教我们语文，也教我们地理。既善绘画，又通音乐。书法造诣也颇为出色。我清楚地记得，为了教我写好字，郭老师亲自在一张作文方格纸上以漂亮规范的行楷写了张足以为帖的钢笔字送给我作为范本。
时光荏苒，在日后三十多年的搬迁中，那张珍贵的作文纸已经不知所终。然而，它留在我记忆的幽深花园里，却像一株罕见的蓝色郁金香，时时绽放出美丽的花蕊，放射出绝色的容颜，送来阵阵清新的幽香。可以说，在我们这些年少的孩子们眼里，郭老师就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不仅如此，郭老师为人谨言慎行、品行端正，是一个极其有涵养、极其负责任、对学生充满了舐犊之情的尊长。顺带说一句，从那时候倒退二十多年，青年的郭老师，还曾担任过我母亲的老师。足见郭老师在这个中学的资历，几无人能比。
印象深刻的第二位老师是钱凡。人微胖，戴副琇琅架眼镜，看人时候笑眯眯的，极具亲和力。虽然他并不是学校正式的老师，教我们也只有几个月不到一学期，却几乎给全班同学的学涯点燃希望的火苗。钱老师的到来是郭老师的多才多艺绽放的花朵。那年秋，郭老师被县里借调去搞美术创作，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在扬眉卫生院做的钱医生被临时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坦率地说，钱老师在教学上是新手，但这完全不影响他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好老师。语文高手吴岚同学深入灵魂的记忆是钱老师对《游褒禅山记》的解读，揭开了我们对古文隔膜的面纱，从此对古人不再恐惧不再陌生，甚至产生些许的喜好。他的逐字逐句解读，无不深入浅出，无不令十几岁的少年豁然开朗。之所以如此，乃老师精通古汉语，学养深厚使然。岂其余未入大学之门的老师所能及乎？
我的记忆里时常浮现的还有两件事情，一是钱老师要我们每天都照着《成语小词典》（应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64开绿色封面）抄一条成语，并试着造句。有没有交作业，我忘了。但这每一天的功课比单独读成语背诵成语效果出奇的好。学以致用，于是，之后我的作文里经常用到成语。因此第二件事情水到渠成：我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讲。同时被钱老师拿作文在班上讲的还有王受桂的一篇。大约是命题作文吧，我们都描写了村里那座高峰九泰山。描写那山顶上成片的松林，像一杆杆利剑直插云霄，引得少年向往蓝天苍穹，向往山外无穷的梦幻瑰丽的远方。
没记错的话，班上偏好语文，成绩不向上下，经常互相砥砺的人是我和吴岚。平时的学习或许互相较劲，但临近高考，惺惺惜惺惺，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很多具体的细节已经在我脑海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然而永远都不会跌落遗忘深渊的是“互考对方”。他出一套试卷考我，我出一套试卷考他。他的试卷，我圆满完成。我的试卷，他写完大部，却有一大题无法完成。只写下一句话：“你要我把这篇井冈山的散文改写成诗歌，恕我能力不足，无法完成！”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候的高考作文是很简单的。77、78年高考不是缩写就是改写。照猫画虎，幼稚的我脑洞大开，居然要小伙伴把散文改写成诗歌，也确实是出了常规。反之，如果当初他要我将白话文改写成文言文，我能做到么？答案应是否定的。不过，彼此考对方。自己得满分，对方差之。年少好胜的心中是否滋生些许傲娇、些许得意、些许满足呢？回首往事的沧桑襟怀，已然寻觅不到蛛丝马迹。
到了高二那年春天，我经历了上学读书生涯头一件大事：参加全县中小学生作文竞赛。长龙中学参加的有我、吴岚、老毕（朱耀军）、老邓等人。这些学生无一例外都是男性。唯一一位女生葫芦小学的陈贤青（凭记忆，或许并不准确）在一干少年中虽个头更矮小却依然鹤立鸡群。我们出发去县城哪天，学校专门开了欢送大会。个个胸前佩戴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到公社门口的大路上，乘坐公社专门派的运货卡车，我们站在卡车的货箱上，小手紧紧抓着车厢板，前往五十华里的县城所在地横水镇。卡车在山乡崎岖的道路上，翻山越岭，颠簸起伏，吭哧吭哧爬过十八面。路程号称50华里实则不过十六七公里，就把平时少出门更难得坐车的孩子们折腾得晕晕乎乎、浑身散架。吴岚甚至直接晕至呕吐，严重影响了接下来的竞赛。
赛后，我获得了农村组的第三名，奖品是一本塑料皮的日记本，奖金5元人民币（此乃我人生第一笔巨款，足以欣喜与自豪一个学期呢！
第二年又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数学竞赛。我们下一届的王利胜、郭一明等被选拔参赛。利胜以其数学天赋获得农村组第二名。从此奠定了他以数学为职业生涯的基础。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文竞赛也留有遗憾。老师传达县里的决定说，获奖作文将结集印刷，变成一本散发油墨香味的书籍。可是等了好久，这书籍迟迟没有见到，直到许久之后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以致于我不仅无法见到自己写的文字变成铅字，连自己当初写了些什么内容甚至作文标题是什么，都因为上交了手稿渐渐模糊，最终在脑海里完全变成空白。徒留遗恨空叹息！
此刻假设一下：那年那月种种原因没有印刷成书，但作文竞赛的原稿却依然搁置在某个尘封的故纸堆里呢！终有一日得以再见，以证我们那逝去的少年时代！
梦想终归有梦幻的成分，好梦并不时时都成真。虽然我们不乏郭远球老师这样德才兼备的老师，也偶有钱老师这样学养深厚的高材生，但在一个仓促建起来不过两年、师资和经验都严重缺乏的高中，对我们这些只读了四年中学的孩子来说，高考确乎是一个高高在上完全无法逾越的巅峰。要攀高枝、跃龙门，残酷的真相就是空梦罢了。
1978年，长龙中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考高考，不过是为高考大军雄壮了下队伍而已。考上大学，在他们自己和老师的心目中大概都是同一个答案：泡影而已！第二届，就是我们这一届，参加文革后第三次高考，老师同学众人也是毫无把握。果不其然，放榜后，全校没有一个金榜题名的。我记得那年大学录取线是285分（文科），而我只考了260多分。就是这个分数，似乎还摘取了当年全校乃至全公社（含社会考生）高考的桂冠。至于第二名和第三名是谁，我一概不知。就像人人都知道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却不知道第二高峰第三高峰叫什么一样。虽然它们都是近邻，高度相差无几。
一个高中，没有考上一个学生，哪怕是中专生也没有。老师不甘心，学生也不甘心。1979年秋季开学，我、吴岚、郭丰、老邓（世权）、老毕（耀军）、学文、祥东、受桂、师龙等等同学，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回炉（复读）。复读，没有专门的班级，直接插班到下一届。郭丰的亲弟弟一明，就是这个班级的学生。如此一来，我们和一明还有与其同一届的王利胜、郭祥南、郭远君、郭雷、肖继明、陈隆波、肖晓红、朱庆忠（其时任团支部书记，是我的我的入团介绍人）、黄名文、康仁宝、朱新荣等同学由师兄弟变成了同班同学、同届兄弟。
这一届高中，是长龙中学办的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高中。也就是说，有史以来，迄今为止，长龙中学就办了三届高中。我有幸和比我们早一年的第一届（1976—1978）的郭祥东、杨光华、我的堂兄水梁等师兄同过学，是因为他们毕业后参加完1978年高考落榜后在我们班插班回炉。我也有幸和比我们晚一年的第三届（1978—1980）的师弟师妹们同过学。这个班的同学人数众多，如今在少年的记忆里，恐怕扳起指头也数不过来了。而东子（祥东）同学则比我们还有韧性，一直插班回炉到了第三届。这第三届，不负众望，不亏自身，调整战术，专攻中专考试。经过一年的学习，1980年，终于让长龙中学在告别高中部的时候，写下了自己光荣的一篇。五位同学脱颖而出，走出大山、走向城市，走进了未来的希望和理想中。郭丰、一明兄弟，就是这样五名中的俩人。一时间，一家兄弟俩人同时考上学校，成为十里八村的佳话，引得无数人钦羡、夸赞和追捧。此兄弟俩父亲英年早逝，是靠母亲和兄长克勤克俭，支撑着读完了高中，考取中专的。人们闻之这一细节，不免又唏嘘感叹一番。感叹之余，当然也不由得赞美这俩孩子的好学懂事、不负苍天。多年后，我曾在南田村他们家，见过操劳了一生的他们的母亲。这是一个十分慈祥的老太太，从她额头的皱纹、微屈的脊背和开朗的笑声里，可以体会到老人家苦尽甘来的喜悦和欣慰。与他们兄弟俩同时考上的其他三人是祥东、老邓和利胜。他们五个人当时都是学校和老师的骄傲、是父母兄弟的荣耀、是全公社莘莘学子学习和赶超的目标。
尽管在上一年的高考中，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复读回炉的班级，几乎都是专攻中专的理科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中专只收理科班，要考中专只能读理科。而笃定读文科或者说别无选择只会且只能读文科的止剩四人：吴岚、吴家财、曾照通和我。我们四人都是回炉复读生。四个人，根本不可能开出文科班。无奈之下，我们和专攻中专的各位同学同上政治、语文、数学、英语课，而当他们上物理和化学的时候，我们就只好在寝室里自学历史和地理课。在此境况下，吴岚（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吴宝富）远走县中，进入了条件完善的学习环境。这是令我们剩下三位无限羡嫉妒恨的历史。我不记得家财和照通俩那时是如何想的，我只知道，我那时候的想法是，一定要排除任何杂念的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争取在下一年的考试中得偿所愿。
长龙中学吞没了我五年的青少年时光。在流去的岁月里，不算太长，但在记忆的深处，那些时光常常侵入我的梦乡。梦乡里，有同学少年无邪的笑容，有老师尊长慈爱的身影；有白日潭水里赤条条的畅泳，有夜晚寝室卧谈后的春梦；有现实乡村生活的清苦，有未来城市徜徉的憧憬；有清晨在秋收后稻田诵读诗篇的开怀，有子夜在寒冷教室苦做习题的坚韧。那些流去的时光，在衰年的思绪里，常常过滤掉了不快的记忆，不由自主不听使唤地绽放出鲜艳的花朵。这花朵，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
如今，这些少年时代的乡村往事过去已经三十余年。当我们记忆的触角无意间探到那些已经化作缕缕细丝的人和事的时候，它竟然不由自主地编织起一副副画面，在我的脑海里闪回，慢慢播放，构筑出历史的真实、幻化出故事的细节、曼妙出鲜花的笑容。而触动我记忆触角的，是郭丰前一阵子几个电话中的一句话：“想想咱们那时那么苦，是怎么过来的。就不是没话可说了。”
郭丰的电话，源于他和郭一明最近在做的一件重要事情。他们俩整理的了他们父亲的遗作《地理命理日科大全》，拟付梓出版。来电来函，嘱我为之写点什么，以添其色。然，我生性愚钝，所学偏狭，对于“地理命理日科”这类文字全无知识。甭说是知识，连知道都不敢称。正如流行的康熙御笔所书“知道了”，也是一种至高境界，故而，我是连知道也不敢称的。那敢写任何文字予以置评呢？但郭丰兄弟多次来电来函，催要文稿，其言辞恳切，其情感真实，作为老同学，如若再推辞，就有矫情和不恭之嫌了。故而顺“想想咱们那时那么苦，是怎么过来的”之意，拉拉杂杂，稀里糊涂，言不尽意，吐嘈了以上的话。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挫折是块磨刀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上面磨练。但只有你用自身的力量去战胜一切，才能够走出挫折的黑暗，迎接光明，为人类为社会做出贡献。”苦难对于天才是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财富,对弱者却是一个万丈深渊。
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偏远农村出来的人，年少时候的记忆大多是苦难、不幸和坎坷。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遭遇的苦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在慢慢消失，变成遥远的过去。我们来到一个不再苦难不再艰辛不再贫穷甚至有些许满足些许甜蜜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对于过去，我们谈起来、想起来，抹去了苦涩和不快，增加了淡然与平和，甚至那时候的经历已经变成我们生命里的一笔财富。至少，那消失的一切都有可能或者已经变成美好的回忆。正如俗话说的，先苦后甜甜更甜。但是，我又想，倘若反之呢，那会怎么样？倘若苦难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淌而流去，坎坷并没有随着时间的烟消而稀薄乃至完全散去，而是依然存在甚至于今为烈呢？那过去的一切就很难淡然、很难平和、很难消失，它们不仅不会成为我们的财富，甚至会变成今天沉重的包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家族是这样，一个群体是这样，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希望，生命的过程里，最好不要有苦难，即使有了，也希望它在前行的岁月里消失，被甜蜜取代，它本身变成换取甜蜜到来的财富，变成我们永恒发展中前进的动力和辉煌未来不竭的源泉。这就告诉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能超越苦难，不能让苦难成为自己人生的财富。这才是经历过苦难的人最大的悲哀。
我们不需要苦难，但当苦难来临，愿我们都能激起勇气、智慧和力量，在苦难中磨砺，走出黑暗，迎来光明。
写于2013年9月7~8日
改于2024年11月8～9日
